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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乔致庸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 的说法。当时乔致庸就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的《祁县志》中就有记述，并对其给予了褒奖。 在立业上，他经常告诫儿孙—— 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 做人方面，他又劝子孙诫“骄、贪、懒”。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 抛米撒面 之错，便让其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对其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让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修身为本，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还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族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他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他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 一个儒商，他们事业做大的根本原因绝不是靠唯利是图，不是靠多复杂的商业技巧，而是先修得厚德光亮的人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胸怀，信义著于四海的口碑，达则兼济天下的仁心，有了这个后，财富就只是顺带而来的东西罢了。 再讲一个故事—— 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郡郯县人。他的父亲于公曾任县狱史、郡决曹等官职，判案公平，触犯法网而被于公依法判刑的人，没有因不服而心怀怨恨的。郡中的百姓为他立了生祠，称作于公祠。 东海郡有个孝妇，年轻守寡，又无子女，很恭谨地奉养着婆婆，婆婆想让她改嫁，她始终不答应。她的婆婆对邻居说：“我这孝顺媳妇事奉我很勤劳辛苦，我怜悯她年轻守寡又没有子嗣。我年纪大了，却这样长时间地拖累年轻人，这可如何是好啊！”后来老太太为了不再拖累媳妇竟自缢身亡。老太太的女儿却上告县官说：“媳妇杀死了我母亲。”县吏逮捕了孝妇，孝妇辩解说不是自己杀害了婆婆。但在县吏的严刑逼供下，孝妇最后竟屈打成招。 此案上报到郡曹府，于公认为这个妇人奉养婆母十多年，以孝顺闻名乡里，一定不会是她杀害了其婆母。太守不同意于公的分析，于公竭力争辩，最终也未能说服太守，于是他抱着判决书在郡曹府上大哭，并借口有病。太守最终还是以谋杀婆母之罪将孝妇处以死刑。孝妇冤死以后，郡中大旱了三年。后来新太守上任，占卜大旱的原因，于公说：“那位孝妇不该死，前任太守一意孤行强行决断，灾祸恐怕是由此而生吧。”于是太守杀了一头牛，亲自前往孝妇的坟前祭奠，并为她立了墓碑，以表彰她的孝行，天上果然立即降下大雨，当年该郡五谷丰收。郡中人由此更加敬重于公。 于公管理狱讼秉持仁德、公正的精神，明察秋毫，未曾冤枉过人，积了很多阴德，他的子孙中出了不少显贵之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儿子于定国。 于定国从少年时代就随着父亲学习法律条规和断狱，父亲去世后，他担任狱吏、东海郡的决曹。他为人谦恭，善于决断疑案，公平执法，被当时人称赞，在汉昭帝时，升任廷尉，《汉书》说“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因为才能高，他被推举为侍御史，转为御史中丞。在汉宣帝之朝，还升到了显贵的高位，担任丞相，封西平安侯（西平侯），“功迹见述于世”。于公的孙子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于家封侯传世。 富与贵从不是求来的，而是修来的，这个故事的背后，蕴含的便是这个道理。 尽管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但如果修身的同时，顺带也能收获富贵，孔子也是支持的。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但得之必以其道才行，就像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样。孟子也曾道，“非其道，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以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这就又好比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东汉郑玄说：富贵不可求而得之，当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虽执鞭之贱职，我亦为之。宋代邢昺在经书之疏之中对此也道-—— 此章孔子言已修德好道，不谄求富贵也。言富贵不可求而得之，当修德以得之。若富贵而於道可求者，虽执鞭贱职，我亦为之。如不可求，则当从吾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四书辨疑》中有道：“富与贵人皆欲之，圣人但无固求之意，正在论其可与不可，择而处之也。不义而富且贵，君子恶之，非恶富贵也，恶其取之不以其道也。古之所谓富贵者，禄与位而已。贵以位言，富以禄言。富而可求，以禄言也。执鞭，谓下位也。盖言君子出处当审度事宜，谷禄之富，于己合义，虽其职位卑下，亦必为之。故夫子之于乘田委吏亦所不鄙。苟不合义，虽其爵位高大，亦必不为。故夫子之于季孟之间亦所不顾也。” 《荀子·荣辱》中也说到义利的关系：“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朴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合乎于道求得的话，即使是给人执鞭的差役，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那种富贵对我来说就是浮云，那我还是会选择去做我真正喜欢做的事。”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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