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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经商如孙吴用兵，审时度势；如商鞅变法，顺应时机。白圭对经商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提出了著名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靠贱买贵卖获取利润。他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来估计这一年谷物的丰歉。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他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白圭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他的奴仆们同甘共苦。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不能够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足以守业，那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白圭这样的商人是儒商的典型代表，孔子从不歌颂贫穷，也从不愚民，而是提倡富而好礼，富裕而又文明，公德私德并重，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在《论语》中早有见证，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儒商，源于儒家思想，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一般认为，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 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贡、白圭等一代儒商，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郴商等儒商商帮，现今也涌现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马云、邵逸夫、霍英东等具有新时期儒商精神的现代儒商。 孔子不仅赞赏富而好礼，还提倡以财发身，取财有道，如——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所倡导的，正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中国古人早认为，唯有生存需求解决好，才有后面的修身可言。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生存解决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教育，修身了。 颜回尽管贫，但不改其乐，求仁而得仁，孔子是敬重的；而子贡不接受公家之命，不去做官，而去经营货殖，凭借聪明才智正当致富，孔子也觉得不错。 孔子说：“颜回，他的道德学问已经接近完善了，可是他常常很贫困。端木赐不走仕途，而去做买卖，预测市场行情往往很准，买卖做得很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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