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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做鲁国的大司寇，有父子二人来打官司，孔子把他们羁押在同一间牢房里，过了三个月也不判决。父亲请求撤回诉讼，孔子就把父子二人都放了。 季孙氏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说：“司寇欺骗我，从前他曾对我说过：'治理国家一定要以提倡孝道为先。’现在我要杀掉一个不孝的人来教导百姓遵守孝道，不也可以吗？司寇却又赦免了他们，这是为什么呢？” 冉有把季孙氏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叹息说：“唉！身居上位不按道行事而滥杀百姓，这违背常理。不用孝道来教化民众而随意判决官司，这是滥杀无辜。三军打了败仗，是不能用杀士卒来解决问题的；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是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制止的。 为什么呢？统治者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罪责不在百姓一方。 法律松弛而刑杀严酷，是杀害百姓的行径；随意横征暴敛，是凶恶残酷的行为；不加以教化而苛求百姓遵守礼法，是残暴的表现。施政中没有这三种弊害，然后才可以使用刑罚。 《尚书》说：'刑杀要符合正义，不能要求都符合自己的心意，断案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说的是先施教化后用刑罚，先陈说道理使百姓明白敬服。如果还不行，就应该以贤良的人为表率引导鼓励他们；还不行，才放弃种种说教；还不行，才可以用威势震慑他们。这样做三年，而后百姓就会走上正道。其中少数不从教化的异常顽劣之徒，对他们才可以用刑罚。这样一来，百姓都知道什么是犯罪了。 《诗经》说：'辅佐天子，使百姓不迷惑。’能做到这些，就不必用严刑峻法，刑法也可搁置不用了。当今之世却不是这样，教化紊乱，刑法繁多，使民众迷惑而随时会落入陷阱。官吏又用繁多的刑律来控制约束，所以刑罚越繁盗贼越多。三尺高的门槛，即使空车也不能越过，为什么呢？是因为门槛高的缘故。一座百仞高的山，负载极重的车子也能登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山是由低到高缓缓升上去的，车就会慢慢登上去。当前的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很久了，即使有严刑苛法，百姓能不违犯吗？” 对用杀人的方式除恶，孔子一向慎重，不到不得已的地步，他绝不行使。 在《道德经》中，老子也有浓郁的反战思想，类似“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的反战之语有很多，比如“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等等，战争时的杀人，跟平时的刑法杀人本质是一样的，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不提倡的。 孟子进见梁襄王，出来后，对人说：“梁襄王远远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 他见了我之后，突然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 我又回答：“天下没有不归附他的。大王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一发生干旱，禾苗就要枯槁了。一旦天上乌云密布，下起大雨，那么禾苗就长得茂盛了。像这样的话，谁能阻止它呢？而现在天下国君，没有一个不嗜好杀人。如果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脖子仰望着他了。如果像这样，老百姓就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哗啦啦的汹涌势头，谁又能够阻挡得了呢？” 在上位的人其德如风，小人其德如草，风吹过草，草必偃。除了那种根实在太结实的一种大恶大奸之人外，一般的小人还是能被君子之德感化的。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事，说：“假如杀掉无道的坏人，以此来亲近有道的好人，怎么样？”孔子说：“治理国家，哪里用得着杀戮呢？您只要一心想着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君子的品德如风，小人的品德如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倒。” 季康子问政于孔，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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