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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梁冀（？—159），东汉外戚，顺帝时任大将军，专断朝政近20年。聚敛财富，大肆搜刮，并向求官者收取贿赂。建私家林苑，方圆近千里。桓帝治其罪，被迫自杀。其家产没收变卖合30余万万，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之半。 陈自强在南宋宁宗时做到了右丞相，他依仗着曾经做过实权人物韩胄启蒙老师的资历，贪赃枉法，什么事都干。凡是求官的人，他都派人谈好价钱，一切办妥后再“光明正大”地授官。地方官送公文到京城，封函上一定要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凡是没写的，就根本不打开。后来，韩胄北伐失败失去了权势，陈自强失去了靠山，又因谎报军情被朝廷罢免，最终死于流放地。 严嵩（1480—1565），明江西分宜人，弘治年间进士，嘉靖时任内阁首辅。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后被弹劾罢官，抄其家所得金银、珍宝、字画，数以百万计。 清前期沿用明制，官员实行低俸制，地方官吏还要承担办公开支，当官可以说是入不敷出。雍正当朝，决心通过提高俸禄制止贪污。由于执法比较严格，当时起到一定效果。可到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上下几乎人人贪污，仅一个浙江平阳知县黄梅在8年任期内就贪污20多万两白银。 而同当时最大的贪官和珅相比，黄梅实在只是个“小巫”。满族人和因溜须拍马、办事利落得到乾隆的欢心，官至兵部尚书，和非常贪财，他奉旨去云南，云南总督没有送重礼贿赂，他就将其革职；南方各省和海外诸国进献给皇帝的珍宝，他总是想方设法先弄到手。 乾隆去世后，嘉庆下诏令和珅自尽，并抄了和绅的家财。有人估计，和家产值8亿两白银，超过朝廷十年收入的总和，所以民间有“和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 历史上很多朝代就是毁在这些聚敛之臣身上，他们打破了“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的良好社会风气，到处接受贿赂，搜刮民脂民膏，本质上比强盗还不如，强盗还知道自己一旦行盗被抓，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而这些聚敛之臣却觉得自己身居要位，一切不义之财都收受得理所当然。 财本来是加强修身的一个附加品，是用来扩充自己德性的，而很多人却将其当作一生追求的目标，活成了财的奴隶，何其可悲。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有大格局的国家不以利为利，而是以义为利。比如古代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时，就曾经很道义，不求回报的帮助了很多小诸侯国扫清或抵御了夷狄的入侵，这种以义为大，不计利益上的回报的作风只会让小国对齐国更加感恩戴德，也正是这种讲义的作风，让当时周天子下的所有诸侯国都能在重要时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保护了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孔子说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沦陷于异族人的统治之下了），正是对管仲在发扬以义为利高尚风气这一方面由衷的赞赏。 发财致富有这样一条原则：生产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人要少；干得要快，用得要慢，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富足了。有德行的人会舍财修身，没有德行的人会舍身求财。没有居上位的人喜爱仁慈而下位的人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完不成自己事业的；没有国库里的财富最终不归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拥有一车四马的人，不应计较一鸡一猪的财物；卿大夫家不饲养牛羊；拥有马车百辆的人家，不豢养收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还不如有盗贼式的家臣。”这是说，国家不应把财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作为利益。掌管国家大事的人只致力于财富的聚敛，这一定是来自小人的主张。假如认为这种做法是好的，小人被用来为国家服务，那么灾害就会一起来到，纵使有贤臣，也无济于事啊！这就是说国家不要把财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当做利益。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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