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谢善骁·九十岁的大哥谢善骏

前几天在《晨鸟之歌》上发了《当今难有倪天增》一文，在鉴湖水面上仅仅漾起一丝微澜，然而却在黄浦江上掀起了一波大浪，而且余波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至今不息。这也难怪绍兴人，因为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位倪副市长，毕竟他是属于上海滩的人。

在那个不算遥远的八九十年代，尽管离开“焦裕禄”的名字已经二十余年，但焦裕禄精神的血脉依然在赓续相传，激情燃烧的余晖绽放出最后的光芒。天涯何处无芳草？倪天增式的干部不仅出现在上海，而且也不难在各地找到，家乡绍兴也有，我想大哥谢善骏大概可算是其中一例吧，只是没有倪天增的形象那么完美高大罢了。

人说：走出绍兴是条龙，回到小城变成虫。多少绍兴人期盼着近去上海闯荡，远赴京城谋职，可是大哥却在1962年5月从大上海调回小绍兴。对他的“归去来兮”，父母亲十分理解，已到而立之年，总不能夫妻长期分居吧。然而弟妹们尤其是少不谙事的我，总感到有一种“虎落平阳”的遗憾，因为那时的大哥已经担任了上海爱华沪剧团的书记，而且口碑很好，前程可期。

不出所料，绍兴的组织部门对这位少小离家的上海干部归来，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为难。当接到上海市委干部部门的商调电话时，绍兴的领导犹豫良久，最后说：真不好安排！想了想又说：我们的百货公司倒缺人，就让他去那里吧。这下子把上海方面惹火了：我们一个市管干部，就这么草率地安排吗？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总算安排到了绍兴市委宣传部，但只能屈就当一个科员，虽然级别比部长（科长）高。

返乡不久，大哥就遇上了两场运动——四清和文革。四清下乡，苦是苦但不缺精神和干劲，到了文革则是秀才遇到兵了，写在大街上的“打到二月逆流黑干将杜谢（上面打了红的XX）之流”斗大的毛笔字，就说明了当时的不幸遭遇。文革其间在海涂“劳动锻炼”后，他先后在兰亭公社、红旗（塔山）街道办事处、嶯山街道办事处任职，后来又奉命筹办越城区并相继任工业财贸局局长、区委办公室巡视员，直至退休。

从1962年5月到1989年8月退休，除去被政治风暴卷走的数年，大哥在绍兴能够干事的时间不足20年，而真正得以发挥才干的大好年华仅占他一生九十春秋的1/6。人生苦短，短暂的年月，又没有倪天增那样任其施展的广阔天地，在一系列小打小闹的凡人小事中，且莫奢谈大展宏图，丰功伟绩，但也可说发光发热，默默奉献。

远在首都的我，对大哥的所做的一切自然难以了解，然而不能目睹却可耳闻。文革特别在1982年3月留学归国后，我屡有脚底抹油、回到家乡的机会。每次回去，兄弟几乎天天见面，促膝长谈，再有他的同事、部下，见我回绍也都一起相聚叙谈，且我与他有过合作开发的项目，因此“知兄莫如弟”，或许还是我最能读懂他的人生。

我对大哥在职期间工作的评价是十六个字：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劳苦功高，谁知其心？

翻开他的任职经历可见一斑：

1965年春节后，在下乡参加领导四清运动时，他与四清工作队其他三名成员，为上虞曹娥当地民众，查清了因水质而导致他们婚后不孕的人生大事。转到新昌搞四情时，经调查和请教权威医生，大幅度删掉了当地医院不必要的用药，造福一方百姓。

1971年2月至1975年5月，他被分配在绍兴县兰亭公社任组织委员，发展了80多个党员，其中有两个人被提拔为机关干部，一个还当上了县处级干部。他曾在一个村亲自拿锄头掘地观察，发现水源从而解决了村民饮水问题。当一个公社发生虫灾时，他连夜骑着自行车赶了17公里路，回到绍兴市新华书店找有关治虫的书，终于找到了治虫的办法。

1975年5月至1979年4月，他调到绍兴县城关镇红旗街道（现塔山街道）办事处任宣传委员，同时包干东街五个居民委员会工作。他组织了一个文化宣传队，以演唱的方式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为文革后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老三届青年办了补习班，使红旗街道大学录取率大幅提升，成为全县最高。

1979年4至1980年8月，他调到嶯山街道办事处任党委副书记、主任。面对这个挤满大量待业青年的城关镇“穷镇僻壤”，首先抓嶯山街道的服装优势行业，亲自去北京、上海尤其是深圳获取产品信息和设计制造工艺。靠信息，靠市场，把一个30来人的服装厂办成一家大厂，名称为绍兴市服装厂，并顶风冒险第一家在该厂实行计件工资。随着服装厂兴旺，其他各行各业也随之兴起，随后又大胆提出并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建立起绍兴市经编厂并投入生产。与此同时，解决街道工作人员住房问题，也成为城关镇的一个首创。

顺风耳、千里腿的大哥，在1982年3月我刚从美国回京，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想看看我带回来什么信息或宝贝。一走进我12平米的陋室，一眼就瞅见两件我给子女从美国买来的“羽绒服”，又轻又软又暖和，服装颜色也搭配得十分合适。他的眼睛顿时一亮，立即向我提出“借用”，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服务，我当即表示慷慨赠予，对小儿女的渴望眼光只能表示歉意。大哥当即与王府井百货大楼进行联系，双方决定改用尼丝紡做面料、用晴轮棉做内胆，名称就叫“滑雪衫”。

这年9月，百货大楼下达了1000件订单，国庆三天假日期间开始销售。销售情况空前拥挤和混乱，千件滑雪衫一抢而空，百货大楼三次急电要求厂方马上再发2000件、4000件、8000千件。第二年发货38000件，第三年开始就正式制作羽绒服了。由于工厂的生产能力已经饱和，只好发外加工。有赖于这一新产品，绍兴市经编厂还清了所有货款，还安排了80多个待业青年。不仅经编厂一家兴旺发达，而且也使一些即将倒闭的工厂在转产后起死回生，经编厂也被评为省先进集体。

1983年10月到1986年5月，他在完成筹建越城区任务后担任区委委员、区工业财贸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地盘大，范围广，担子也重了，在一届三年工作期间，他整顿合并了一些企业，调整配备了主要负责人，搬迁了部分有污染的工厂，并且为改善居住条件，在全区最早建造了职工宿舍。

其间的一个重大举措是他成立了八家经营性的公司，每家公司仅给2万元钱本钱，以及一条税后利润三七分成（其中三是工资）的政策。这一“土”政策震动了绍兴市委书记，好在区委书记作了如实说明，市委也就默认了。这是绍兴市最先冒出的一批乡镇企业，当年的解放路上，八家公司都建了自己的房子，其中最大的是绍兴大厦，是绍兴市最高的房子。

另一件大事是由他发起却遭到区长反对的全国协作大会。1985年，以越城区牵头召开的这次协作大会，很多省市都是由区长、书记、区长、政协主席带队来的，想亲自了解一下越城区的GDP为什么那么高。参会各方都把带来的产品放到展销大厅展出订货，每天都是越城区销售数量遥遥领先，而且数额很大。会议结束前，他在各方强烈要求下，草草写了个题纲就发了言，总结根本原因就是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闻讯后我也从北京带领七位记者、作家赴绍以作声援，其中新华社记者薛建华夜夜连发两稿给总社报道实况，还有一位金发美女企业家Maecile也到场，如同一只大熊猫那样引来许多“观众”。

眼光向外，重视信息，不做趴在螺丝壳里的井蛙，是大哥利用手中的小权得以胜任愉快的原因之一。在他刚到越城区上任不久，就在那里建立了信息库，设立了信息组，购买电脑并订购了全国的报纸。彼时彼地，报纸是唯一获取各地和有限海外信息的渠道。

他经常轮番带领“八大金刚”（八家公司经理）来到北京，到有关单位收集信息，请教技术，而我所在的部门，是他们必到之处。在外汇十分紧缺的年代，我们所是航空部唯一授权可以订购外国期刊书籍的单位，尽管主要是航空科技杂志，但其中也能找到一些纺织服装、轻工产品的资料或广告，这正是小城绍兴急需的精神食量。

    1983年我担任三室主任后，大胆地提出了情报研究的“两为”方针，即不仅为上级部领导的决策提供依据，也可以为第一线的经济建设实践送去信息，并制定了“打破部界，跨出所门，走向社会，服务企业”的改革原则及实施方案。大哥很赞同我的改革方案，就提出了双方长短互补、利益共享的合作构想。我们利用信息资源上的优势，抽出本室一部分力量，在业余和空暇时间，有偿地为越城区两家乡镇企业收集和提供他们需要的国外产品和市场信息。研究室和企业各取所需，相得益彰，合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看人挑担不吃力，挑来水后争着喝。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好事，却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主要出现在越城区的机关里。由于八大公司员工工资高，待遇好，很多机关干部都想趁机安插子女亲属，让他们混个管理人员，说穿了就是去吃闲饭。但公司根本不缺“行政干部”，要的是会搞供销、能赚钱的人，对于这类人，铁面无情的大哥坚决不批。于是有些机关干部私下打通公司经理，把人先安插进去，造成既成事实，再由公司出面报告要求批准。这些经理把棘手的球都踢给大哥，使他成为衙门中的“罪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有的悄悄收下这些亲属的公司，如一家物资公司，最后以关门大吉而惨然收场。

再有一些沾亲带故的“亲友”，以及不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也纷纷登门造访，手中提着一包孟大茂香糕或者两瓶加饭酒，特别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目的十分明确，要求也很直率。听说大哥对某些来者不善的造访者，不仅下逐客令，甚至将礼品扔到院子里，过分的做法种下了怨恨的种子。这种怨恨殃及池鱼，我曾经接到过一个长期毫无来往的堂兄来信，信中大骂六亲不认的大哥，捎带也挖苦了我。对三个不能胜任供销工作的亲生子女，同样也被阻拦在八大公司之外，落下他们对父亲的长期不谅解。

“我的一生没有贪污国家一分钱，在“三反”时期，用公家的一张纸，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检讨了四五次。在担任局长期间，儿子结婚，生怕所属企业送礼、送钱，没有通知任何人，经与女方沟通，只在酒店摆了两桌酒，男方一桌，女方一桌。到第二天给局里同事送喜糖，他们才知道我儿子结婚了。区委书记也来问我是不是儿子结婚了，我回答是的，但没有发请帖。”这是大哥的自述。

大哥廉洁奉公的事迹登上了《绍兴日报》，但留下的累累伤痕却只能自己悄悄吞下肚里。1956年在上海时就已经是20级的副科级干部，到绍兴后直到1989年退休时才提升一级，成为正科级。我听说后，在为他点赞的同时，也深为他感到遗憾：他有松树的原则性，却缺少柳树的灵活性；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气，但缺失团结上下、抵制歪风的智谋；他有除旧布新、开创改革的能力，却没有自我炫耀、逢迎上司的本事。

2020年初，大哥在我的鼓动下，撰写了一本《我的感悟——耄耋忆旧》的小书。他在书末感慨地说：

“我的一生也就是紧跟时代的一生，是跟贫困斗争的一生，是家庭不如意的一生，是吃力不讨好的一生。人生没有来世，写这篇文章，是希望亲人以及朋友们借鉴。”

大哥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似乎有一种“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怅意。对此我另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一生：无愧于心，不负于人，一身干净，活得潇洒！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