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丁问渔  O 《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是人类学家王铭铭出版于1999年的一部作品。这部书是对一座“繁荣逝去的老城”所展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这座“繁荣逝去的老城”是泉州。本书的内容跨越了从3世纪到1949年之间的1600多年，展示了这座海港城市兴衰的整个过程——从宋元时期世界性贸易大港的鼎盛，至明清以后逐步在区域重要性方面式微。而既然书名为“逝去的繁荣”，则作者的关注点显然在“衰”不在“兴”，在“式微”不在“鼎盛”。这个标题反映的不仅是作者作为“当地人”对故乡的一种慨叹，更是作者带着人类学“他者”的眼光所选取的独特研究视角。 这种视角也反映在章节安排上。在第一章引论之后，第二章“历史的场景”对泉州此地略作介绍，第三章“边陲世界的拓殖”展现了泉州从兴起、建设到在宋元海上交通贸易中获取核心地位，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是大多数研究泉州之学者的论述主题，在本书中却仅占一章篇幅。 第四至第七章，所讲的正是明、清二代泉州“繁荣逝去”之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政权从“传统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变的时期。在行政力量与社会监控体系强化的同时，宋代的理学被当作唯一的正统主体文化加以推崇。王铭铭通过分析城市空间与官方仪式这两个方面，显示这个时期的社会无论上层下层，皆被一套文化与观念上的话语霸权笼罩的情况。然而另一方面，对《明史·周德兴传》与吴藻汀整理的民间故事的对比，又显示了社会各阶层依然拥有正统话语以外的自己的叙述空间的情况。而这一时期海上私商与海盗集团的猖獗（如著名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及大规模移民海外的风潮，显示出在一个已经被禁锢的空间之外的反叛精神。“东西佛”团体长期械斗之乱也隐含着某种非官方的架构与秩序。 第八至第十一章，时序推进到近代。《南京条约》后中国被迫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新兴城市对原有的区域体系造成破坏，原属泉州的厦门港成为新的通商口岸与经济中心。大规模灾难引起的社会危机以及弱势文化的恐惧反映在1896年一场席卷泉州整个城乡地区的超度亡灵运动中。两股潮流悄然兴起：从华夷之辨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变，包括泉州在内的边缘地带的民间秘密社团组织向现代政党的转变。而1949年之前的40年间，现代性开始了不可阻挡的全面渗透，明清时期漂泊在海上的“异端”演变出了“华侨”这一复杂的身份，在中国文化变迁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  △ 西街 本书最后一章“结语”的最后一段，直接点明了作者的研究目的——“通过个案的展示来树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范例”。而这个“范例”试图阐述的理论观点是：“人类学的文化论告诉我们的是，不应轻易地强调历史的不连贯性，而应注视文化（即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结构）在历史过程中可能发挥的持续影响……” 本书所书写的老城泉州的历史始于秦汉而止于1949年，但是，作者的关注点隐约在于这1949年之后的“现在”。作者着力展现每一个时期繁复的细节、流动的过程、交错的关系，但就如同一幅使用了透视法的画，一切的线条都隐隐指向了某个不存在于画面空间的聚焦点：现在。而从相反的角度，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个“现在”背后那些脉络分明、连接古今的长线。  △ 泉州古城门 朝天门 王铭铭关心的历史是“泉州的繁荣是如何逝去的”。这一“历史”是长线条的兴衰史。王铭铭以传统地方史的方式梳理了一千六百多年间泉州的起落兴衰，其用意或许在于让长时间的历史线条来打破稳定持续的“文化”概念，质疑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以贯之的结构这种观点的局限性。 这本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考察历史变迁中文化的作用，关注点在文化中老祖宗传下来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历史变迁，试图打破“文化与历史”来自不同传统的理论隔膜，认为主观与客观、凝定与流动、结构与经验、空间与时间可以结合与统一。王铭铭倾向于将“文化”本身的转变当成历史——相较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宇宙观、传统、思维结构的转变本身可视为一种历史过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