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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昆明，我必定要去呈贡魁星阁（社会学界简称“魁阁”）。西南联大时期，小小的魁阁，成为费孝通等一代风骚从事学术活动的中心。几年前去魁阁，我已看到它周边盖起的贴有白色瓷砖的丑陋高楼，我痛恨它们，我收缩眼睛的余光，为了获得美好的印象，我将眼神聚焦于外墙绿色的青苔与野草，我进入古阁，从咕呀作响的旧楼板，寻找一个年代留下的痕迹。对我而言，魁阁最好永远是那么破落为好，因为只有那样，它的形象才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现呈贡魁阁 去年9月底，我经川藏公路，绕稻城去中甸，回程在昆明小住二日，又得到一次机会去魁阁。这次幸得当地文管干部作陪，我乐不可支。如今，魁阁的历史遗产价值被当地政府认识到了，县里将它列入文物保护范围，政府文物保护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拨出一笔款项用于维修古阁。那位文管干部显然是位有心人，他打开古阁的大门，带我进入，我眼睛一亮，见到古阁已成为一座纪念馆，四周布满照片和书籍，见证着社会学工作站的历史。我便顺着楼梯往上走，我发现咕呀的响声不再，震惊中我得知，木头已全然换成新的了。我迅速爬上三楼，再冲下一楼，跑到外面，认真一看，那里的光景令我震惊：整座魁阁已焕然一新，绿草与青苔完全没了，只有裸露的红砖和绿瓦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我寻找古石，有几块被套进了墙。我心中痛骂：“妈的，又一件文物被所谓文物保护毁于一旦！”我不敢将心声发出——毕竟，我与那位文管干部是初次见面，没有再了解情况，不宜装腔作势。我细声请求他，要他带我去寻访吴文藻与冰心的故居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的旧址。那两处具有同等历史价值的建筑，在当地党校围墙内。我们先去找吴先生与冰心的故居。到了地方，我问：“在哪儿？”他指着一片被拆得片瓦不留，只剩支架的破楼说：“唉，那就是，县里又拨了钱整修呢。”我在那里停顿片刻，心情极为沉重。无奈中，要求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陈达办公室旧址参观。不远处，我们找到了它，它原为县文庙，也是在西南联大时期成为一群知识分子学术研讨场所的。在三处旧址中，只有这些还不完整地存留在那里，破落的文庙，木门咕呀作响，院里古树参天，尽管周边工地噪音巨大，但站在文庙前，庄严之感如旧，给予人美好的想象。我在那找了一个石板坐着，享受一下凉风与古气，而文管干部前来闲聊，他说：“王教授，非常不好意思，这座我们还没修呢，保护得不好。”我此时觉得与他熟悉了起来，也就开始不客气了。我说：“嘿，我看只有这文庙保护得最好！”他惊讶地问：“这作何解释？”我说：“其他两座建筑全被你们破坏了，好好的古物，被拆掉重建，就像是制造假文物。”他说：“不对呀，王教授，我们当时还特别慎重，完全是参照故宫修旧如旧的文保政策做的，故宫不也是这样保护的吗？”我快要哑口无言之际，怒气也已冲到胸口，我说：“如果故宫也是那么保护的，那么，那也就全错了，那等于是将真文物变成假文物，就像在发掘出来的器物上涂上薪新的涂料，或者更严重，将器物打碎，照它的模子造个新的。”他怔了一下，我顺势说：“您今后最好建议县里保留这座文庙，我看这是贵县最后一座古建筑了......”我俩聊了许久，告别时，他谦虚地说：“王教授，您让我大开眼界。”
△现呈贡文庙 事情过去快一年了，呈贡的文庙是否幸免于“修旧如旧”之难，我得找机会去了解。使我郁闷的是，我景仰的老魁阁已一去不复返，我没心再次去“朝圣”，我不敢计算有多少比魁阁重要的建筑毁于所谓的“保护”，我要询问：是否从国宝故宫，到小小魁阁，都真的已是“修旧如旧”，成了伪文物了？我可能主观，可能错误，但如此“修旧如旧”，实在令我痛恨；我敢断言，如此“遗产保护”等于破坏。  王铭铭，长期研究仪式、宇宙观、文明，现任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1987-1994年留学英国，其间，返回家乡，在闽南“一城”“三村”从事田野工作。回国后，区域视野拓展到华北、域外及西南。曾任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国内高校客座教授，及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2000）、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11）、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研究院（2017）访问教授。著作甚丰，创办并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集刊（22期，2006-2012）。2017年3月，主讲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纪念讲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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