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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序 秦观的人生应当算是一个悲剧。 他37岁才考中进士，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在仕途中跌跌爬爬地挣扎了十年，到46岁那一年因受党争牵连，被贬出京城，52岁那年，被赦免返京，却在半途上因喝水而莫名其妙地猝死在朋友的家中。 《宋史·秦观传》是这样描写秦观之死的：“徽宗立，复宣传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光华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 秦观二十八世孙秦瀛在《重编淮海先生年谱》中说：“元符三年（1100年）……先生被命复宣德郎，放还作《归去来兮辞》，遂以七月启行而归，逾月至藤州，因醉卧光华亭，忽索水饮。家人以一盂注水进，先生笑视之而卒。”说法大体相同，只是在时间和地点上更为详尽一些。 由于秦观具体的死因语焉不详，所以研究者们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瘴毒中暑说。从上文可知，秦观之死是在八月，地点是藤州。藤州即今广西藤县。该地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虽四季分明，但夏长冬短，气候炎热而多雨，尤其是七、八月份（指农历）。秦观是高邮人，高邮的平均气温至少比藤县低10度以上。他在岭南虽待了一年多，但对那种湿热的气候毕竟不太适应，加上身体素质差，遇赦后，得按规定的期限赶回京城“报到”，瘴毒中暑是很可能的。 二是酒精中毒说。从《重编淮海先生年谱》中可知，秦观死前有两个细节，一是“醉卧光华亭”，二是“忽索水饮”，可见其醉得不轻。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下子喝这么多酒，如果是一个健康人，也许没事，但秦观从肉体上到精神上都受尽摧残，在这种情况下醉酒而亡也是很可能的。 三是乐极生悲说。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而且理由更加充足。秦观以46岁“坐党籍改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还没有到职就被贬为处州酒税，48岁被削秩徙郴州，50岁继续南贬到横州，51岁徙雷州，可以说这五六年来他从贬职到削秩（不发官俸）再到被编管（劳动改造），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就在他彻底绝望，甚至写好《自挽辞》的时候，一纸赦令让他北归，还让他官复原职。从大悲到大喜，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对于这个人生际遇的激变，秦观缺乏应有的思想转变。当他口干舌燥，家人端来水盂，他看着水面上映出来的憔悴而枯槁的面容时，他苦笑一声，倒下了。 对这几种说法，笔者不敢完全苟同。 研究秦观及其作品的绝对权威、全国秦观学术研究会前会长徐培均先生生前曾多次强调：“秦观是一个纯情诗人。”“他一生常为情所困，又常为情所累。”这就为我们解读秦观之死因找到了入门之径。情为生命之所寄，生命为情之所终；以生命谱写情符，以命运奏响情音。直至天荒地老，甘赴九泉。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秦观从46岁“因坐党籍改馆阁校勘”开始，直到52岁客死藤州的六年贬谪生涯，就会发现，这六年对于秦观来说，完全是一段由希望到失望，再由失望到绝望的“文化苦旅”！ 一、希望：从“改馆阁校勘”到“出为杭州通判”，再到“道贬处州酒税”——贬职 绍圣元年，秦观46岁。受党争牵连，被免去“正字”，改为“馆阁校勘”，贬到杭州任通判。 所谓党争，实际从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时就已经开始。拥护并支持王安石变法者被视为“新党”，反对者被视为“旧党”。王安石变法的总后台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继位，但因其年幼（9岁），朝政大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宋神宗母亲）手里。高氏反对变法，起用旧党领袖司马光。司马光上台全面否定新法，把新党全部逐出朝廷，但几年后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又重新任用新党，罢黜旧党。苏轼、苏辙等一些对新法提出过意见的人都属被罢黜的对象。 其实，像秦观这样级别的官员根本无资格参加党争，但他是苏轼的门生，新上任的新党代表人物贾易（侍御史）、赵君锡（御史中丞）等知道要扳倒苏轼这样的“大树”不易，就退而求其次，先拿他的门生弟子下手，以去其“枝叶”。上疏诋秦观有“不检之罪”，谓观“刻薄无行，不可污辱文馆”。苏轼从其弟苏辙（时任尚书右丞）那里了解到贾易上疏的大致内容，劝秦观以退为进，主动上章辞免“黄本书籍除正字”的官职。而秦观缺乏政治经验，事先没有与苏轼商量，便去拜访曾经推荐过自己的赵君锡，却不知赵君锡两面三刀，一方面敷衍秦观，一方面上疏哲宗，以“泄密”罪将矛头直指苏轼苏辙。疏曰：“缘臣与贾易二十六日弹观，才一夕而观尽知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 秦观的轻举妄动等于是授政敌以柄，不仅没有拯救自己，也让苏轼兄弟处境十分尷尬，不得不“引咎请外”，即主动引咎辞职，离开朝廷，外放为地方官。 秦观被免去他自己引以为傲的“黄本书籍正字”的职务，外放到杭州任通判。通判是知州或知府的副职，从级别上讲，与他原先的“黄本书籍正字”不相上下，只是从京官变成了地方官。从客观上讲，秦观对“党争”带来的严重性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因而对这次外放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心情比较轻松，他在《赴杭倅至汴上》一诗中写道：“俯仰觚棱十载间，扁舟江海得身闲。平生孤负僧床睡，准拟如今处处还。”“觚棱”本指宫殿上的砖瓦，这里代指京城。全诗意思是，在京城做了这么多年的官，现在外放到地方上来，恐怕比京城要清闲一些。以前没有时间理会的关于佛教上的事，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在《吴兴道中》，他又写道：“胡为御舟者，挽我置此旁。青山不肯尽，流水故意长。虽云道理远，瓦樽有酒浆。”字里行间看不出半点怨恨或惆怅。 从京城汴京到浙江杭州，千里迢迢。秦观还没有到达贬所，皇上的诏书又至：“贬监处州酒税。”原因是御史刘拯指控他“增损”《神宗实录》。这一次秦观有点懵了：处州（今浙江丽水）乃穷山僻壤，比不上杭州的繁华，不仅地方远了，而且级别大降，从“副市长”降到负责收税的“税务局长”了。绍圣二年写于处州的绝句《题务中壁》：“醡头春酒响潺潺，垆下黄翁寝正安。梦中平阳旧池馆，隔花螭口吐清寒。”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迷惘中透出几许淡淡的无奈，惆怅中充满对昔日京城生活的回忆。秦观在京任职时，曾出席驸马李端悫的家宴。此诗中“平阳旧池馆”原指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府第，这里代指李端悫的宅第。回忆是一种怀念，一种向往，一种无法抹去的情思。 由此可见，直到此时，秦观对自己的仕途还是充满希望的，总认为，目前的境遇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还会回到京城，重返他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馆阁生涯”。 二、失望：从“处州既罢职”到“削秩徙郴州”——削秩 但是，他在处州的这种闲适生活并没有过多久就到头了。因为他在做“税务局长”的业余时间里频繁地出入寺庙，与方外僧道结友且诗词唱和。这从他《处州水南庵二首》中可以看出这段生活，其一曰：“松柏萧森溪水南，道人为作小圆庵。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其二曰：“此身分付一蒲团，静对萧萧玉数竿。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修绠汲清宽。”秦观本是以与僧道结友、谈经论道，甚至抄写经文等来寻求内心的虚静与平和，却被政敌爪牙、两浙运使胡宗哲抓住把柄，劾其“抄写佛书”“败坏场务”，于绍圣三年，被朝廷罢去处州监酒税的职务，“削秩徙郴州”，这一年，他48岁。 “削秩”是什么意思？“秩”，俸禄也，官员之品级也。“削秩”即现在的“除名”“开除”。郴州在湖南省东南部，地处南岭山脉中段与罗霄山脉南段交汇地带，比处州的环境更恶劣。 受到如此惩罚，秦观的精神几乎崩溃。他现在已是一无所有的平民百姓了，他一直怀有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开始失望。《题郴阳道中》的一首绝句：“门掩荒寒僧未归，萧萧庭菊两三枝。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形象地抒写了他此刻的心境。全诗很直白，没有用典故，但“无肠断”三字配上两三枝在寒风中飒飒孑立的菊花这些意象，却让读者看了，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心酸、凄苦。 绍圣三年年底，秦观到达郴州。快过年了，而秦观一个人凄凄凉凉地住在人地生疏的驿馆之中，夜不成寐。《如梦令》一首小词反映了他这时的心境：“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紧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另一首差不多写于同时期的《阮郎归》词也是如此：“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上片写景，下片写情，哀婉幽怨之溢于言表。 三、绝望：从“郴州”到“编管横州”，再到“徙雷州”——编管 即使这样，新党还是没有放过他。“柿子总是拣软的捏”，也许秦观与苏轼的关系太过密切，是苏轼的软肋，打击秦观就是打击苏轼。所以，秦观在郴州的时间并不长，还没有完全适应，又一个诏书下来了。绍圣四年三月，他“奉诏编管横州”。如果“削秩”只是从“干部”到“平民百姓”的话，“编管”则是被管制的没有人身自由的“劳改犯”了。对于性格柔弱的秦观来讲，这无异于是晴天霹雳，打击太大、太残酷了——他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他这阶段的诗词中，“愁”“恨”成为基调： 《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娥长敛，任是东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此词中的“日边清梦断”表明，过去那种能回到京城，回到皇帝身边（日边）的“清梦”已经彻底破灭了。 元符二年，秦观51岁，他“自横州徙雷州”。这是他被贬谪的最后一站。雷州又称海康，今属广东省湛江市，南濒临琼州海峡，过海峡就是海南岛。秦观作为罪臣被移送到雷州，这时的心境倒反平静下来，没有太大的波动，有点“死猪不怕开心烫”的感觉。《海康书事十首》是他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从“其一”可以看出他此时的心境：“白发坐钩党，南迁海濒州。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篱落秋暑中，碧花蔓牵牛。谁知把锄人，旧日东陵侯。”第一二联写实，受党争牵连，被贬到这个濒临海峡地方。因为没有了官俸，所以只能像仆役一样耕种菜园以糊口。第三四联写虚，有谁知道，眼前这个冒着秋暑仍在耕作的把锄人，过去曾经是个京官呢？全诗无一愁，无一怨，更无一恨，仿佛在叙说别人的事，这说明诗人这时已能正视现实。 现实是残酷的。不管你“愁”也好、“恨”也罢，日子总要过下去。他只得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一句“醉乡广大人间小”（《醉乡春》），说得多么凄楚、无奈和心酸！ 这一年的六月，他的恩师苏轼遇赦，在北归（苏轼被贬在儋州，今属海南岛）途中特地来看他。秦观写了《江城子》一词相送：“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这首词写得看似平静、洒脱，但感情却十分浓郁、深沉。师生别后重逢，按理十分欣喜、兴奋，有很多话要倾诉，却以“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一句带过，此时的“不言”胜过万语千言。“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对今后的前途更是写得迷茫而黯淡，让人唏嘘不已。 临别前，他把自己写的《自作挽词》给苏轼看。“婴釁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藳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修途繚山海，岂免从阇维。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岁晚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濛寒雨零，惨淡阴风吹。殡客生苍藓，纸钱挂空枝。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 苏轼知道，此时的秦观已经心灰意冷，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堪重负，再也“撑”不下去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能泛泛地安慰几句，便挥泪告别。但他没有想到，他与秦观的海康（雷州）之别竟是阴阳永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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