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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说，书之传不传有幸与不幸。想想历史上有那么多作者，或著书数百卷，最终片楮不传；而有些作者仅寥寥几篇文字，甚至零章断句，却名垂青史，不免让人感慨，古人的话真是有道理的。然而更往深里想，古来传世的书籍是否仅凭运气而得以流传后世呢，却又不然。许多书籍经历战乱之劫、水火之灾，经历统治者的疯狂禁毁，仍绵绵不绝，流传于天壤之间，它们的生命力难道仅依托于历史的某种偶然机缘么？ 在清代文字狱的历史上，著作遭禁毁最严酷的莫过于吕留良。吕留良的著作，自雍正间被严厉禁毁，直到民国初年才得以重刊。然而在雍正到民初近二百年间，仅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著录，吕留良诗文集就有刊本18种，抄本25种存世。论学问和才华，吕晚村在人才辈出的清初实在不能算很突出，在梁启超眼里，晚村大体只是个帖括家而已。其著作所以有那么大的阅读需求，全在于他文章中过人的胆识，犀利的议论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雍正皇帝称“其所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雍正以九五之尊，竟亲撰《大义觉迷录》驳其说，可想而知，晚村的文字在当时给人多么强烈的刺激。在由满汉之争、朱王之争、汉宋之争，古今之争交织的清代思想史上，晚村文集像一束强光穿透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禁锢，给灰暗的思想界带来一丝光亮；又像一柄利剑，刺穿士大夫阶层麻木的肌肤，激起思想神经的颤动。不知多少人像曾静那样因读其书而受启发，慕其人而激发民族情绪。雍正甚至由此而切齿痛恨浙江人，说：“朕向来谓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谤讪悖逆，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皆吕留良之遗害也。”吕留良的著作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吗？
从学术史看，吕晚村是“和清代学术有关系的人”（梁启超语），而从清代思想史来看，吕晚村更应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并且其影响越到封建社会末期越发强烈。因此历史进入民国以后，吕留良便成为一个相当吸引历史学家的课题，1937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包赉的《吕留良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曾影印），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内容还较简略而已。奇怪的是建国后，吕晚村反似被遗忘了，尤其是与清初其他一些著名人物相比，讨论他的思想和创作的论文很少见到。最近承傅璇琮先生惠赠《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一册，真似闻空谷足音，跫然而喜，快读一过，更觉获益匪浅。
《长编》作者卞僧慧先生，为编撰这部著作，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初稿创始于1932年，定稿于1984年，迄止出版，前后经历了七十年时间。七十年中，中国社会和学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长编》的价值没有变，岁月的磨砺只是使它更为充实和完备。全书的四个部分，卷首考姓名字号籍贯，世谱四卷考述晚村世系，年谱七卷排比谱主行年，后谱六卷述晚村身后的影响，其体例和结构在今人所撰古贤年谱中都是很特殊的。对于吕晚村这一特殊的历史人物来说，《长编》这特殊的体例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活在自身生命中的吕晚村，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活在后人的追忆和解读中的吕晚村。谱主对于清代思想史的意义和影响力由此呈现出来。
《长编》搜集的资料是极为丰富的，从“世谱”开始，作者就为我们展示了晚村先世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得自众多的史传、方志、别集、家谱乃至诗话，让我们惊讶一个并不显赫的家族竟然也在历史记述中占有如此的份量。这再次提醒我们，明清文史研究的素材有着极其广大的空间，值得我们下力气去挖掘。晚村年谱的部分，不仅详述谱主的事迹，更插入许多历史事件和同时代人物的活动，细致描绘了谱主生活的时代背景。晚村诞生的崇祯二年（1629）正是复社成立的年头，晚村初能文章的崇祯十一年又是三兄愿良举澄社之始，对这一类细节，作者特别加按语揭示其历史意义。比如顺治十七年八月载谱主与黄宗炎的相识，举《友砚堂记》为据，加按语曰：“宗炎此诗作于黄、吕交好之初，已有'义理深究紫阳旨’及'钞经笺传闢邪说’之语。纵'闢邪说’未可即指为闢王，然'深究紫阳旨’亦可证留良崇朱之论此时已为黄宗炎所熟知矣。”这样的提示，对研究吕留良思想的发展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做清代人物的年谱或传记，往往不是苦于文献无徵，而是苦于文献无边，难以穷讨。像吕留良这样一个名气很大而又地位不显的名士，资料不可能很集中，需要到诗文集、笔记、档案、族谱、方志等各类古籍中去搜寻，如大海捞针，收获全凭勤奋加运气。在编纂《长编》的几十年间，卞先生检阅了多少种文献，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晚村所交游的人物，书中一一都有考证，备征其往来唱酬诗文，以见其交谊。康熙三年载正月四日黄文焕卒一条，系晚村《哭黄坤五》七律二首，复引刘廷献《广阳杂记》两则、吴之振《奉答黄坤五太史集饮寻畅楼六首次韵》其一、六两首七绝。我以前做《王渔洋事迹征略》时，见王士禛的第一部诗合集《阮亭诗选》、程康庄《自课堂集》前均有黄文焕序，知必为明清之交有名的文士，却不详其生平事迹，今读《长编》，根据它所提供的线索，乃知黄文焕（1595-1664），字惟章，号坤武，福建永福人，为藏书家黄虞稷族兄。明天启五年进士，官翰林。明末流寓金陵，卒于浙中。著有《楚辞听直》、《陶诗析义》、《杜诗掣碧》。这只是一个极平常的例子，其实书中对吕留良平生重要的社会关系、重要的事件，都有详细的考证。像康熙五年吕留良为购山阴祁氏遗书与黄宗羲、吴之振产生的纠纷，康熙九年发生的高斗魁墓志之争，都能博引当时及后人的记载异辞，参酌以断，持论允为审慎。
总计一百七十多页、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后谱”，是《长编》体例上很独到的部分，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内容 。盖晚村其人虽没，但他思想、学说对清代社会的影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观“后谱”所列，终康熙一朝几乎年年都有与吕留良有关的事件，或著作刊行，或当世批评其著述，或后人、门生表彰其学说，尤其是雍正六年由曾静案发迄乾隆二十二年齐周华案结二十九年间文字狱的详细经过，对研究雍正、乾隆间的文字狱及其社会反应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事实上，越到后来，吕留良就越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他的著作绝少流传，人们能看到的都不过是一鳞片甲，难窥全貌，对他的种种议论常常是借题发挥，借一个遭际特殊的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立场。我们从袁枚《新齐谐》、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对吕留良的议论及阮元、曾国藩等人的题跋文字，还可以看出不同立场的士大夫对吕留良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心态。而吕留良也就随着人们的各种解读，时而为久食周粟而自比殷顽，“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的狡黠小人，时而为鼓吹异端邪说的大逆罪魁，时而为时文高手，时而为评选名家，时而又是藏书、歧黄乃至书法名家，到晚清则被章太炎一辈革命家景仰为排满的前驱。呈现在思想史和心态史视域中的吕留良，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后谱”所发掘和排比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清代乃至近代思想，研究明清之交的士大夫生活史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富于开掘潜力的个案。
正如卞僧慧先生所说，“吕留良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即以他的学术活动而言，也不仅仅只是利用八股文的评语宣传他的反清思想。他在尊崇朱熹，提倡宋诗，纂修明史，研究医学，以及诗文书法，刻印制砚等等，都有可记述的。他的先世和他身后的影响，也有许多未发之秘”。卞先生穷数十年工夫编纂的《年谱长编》，为深入研究这位历史人物提供了便利，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有深度的吕留良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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