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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5月，初夏的残阳还未褪尽，寿州城却正在被傍晚的黑暗慢慢吞噬…… 晚宴时分，英王暂居的府邸，雕栏画栋的大厅之内，此际灯火通明。长桌左右，十几名太平天国的将领鸦雀无声，面对着席上的珍馐美味，众人似乎提不起一点食欲。  居中正襟危坐之人，生得剑眉星目、面如冠玉，不过二十来岁年纪，却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赫然正是太平天国第一名将，大名鼎鼎的英王陈玉成。 只是此时的英王，愁眉深锁，看上去心事重重，深邃的双眼，更写满了疲倦与失落——率众一路由庐州逃至此城，吉凶未卜、前路渺茫，此后更不知何去何从。 正欲吩咐众人用餐，岂料门外突然响起一片嘈杂的脚步声，紧接着大批手持兵刃，身具铠甲的士兵，纷纷涌入大厅。 英王正欲出言喝责，只见一名中年将领，满脸堆笑着从队伍最后缓缓走出，跪倒在地道：“吾叔父看清朝洪福过大，祈英王同享大清洪福”。 陈玉成看着此人一身满清顶戴花翎的装束，已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自知今日断难幸免，将手中酒杯怒掷于地，高声痛斥道“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吾今日亡，苗贼明日即死尔。” 身旁将领闻言皆欲动手反抗，只是陈玉成见大势已去，出言阻止众人，随后凛然就擒。  1862年5月17日，“汉唐以来悍者，近世罕有其匹”，年仅26岁的英王陈玉成，于寿州中计被俘，后被凌迟处死，而出卖他的，正是本文的主角，一个为了自己的贪欲不择手段，眼中永远只有利益，却毫无道义、原则的野心家——苗沛霖。 倜傥有大志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自小家境贫寒，生活困顿潦倒，但其人却“少负意气”“倜傥有大志”。 当然，苗沛霖的所谓“大志”，和“救黎民于水火、解苍生于倒悬”没有丝毫关系，他的人生理想和终极追求，是像其安徽同乡曹操那样，在乱世之中纵横捭阖，成就一番功业。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走出现实的困窘，苗霈霖发奋苦读，希望郤诜高第，从而走上仕途。 只是天不遂人愿，孤灯夜雨，十载寒窗，最终只换来一个比下有余，比上却还远远不足的“秀才。 这样的“功名”显然无法改变命运，苗沛霖仍然是一个赤贫的乡村无产者，而他的人生也依旧看不到未来。 为了生计，他只能辗转来到六安，于私塾中谋得了一份教授蒙学的差事，以糊口度日。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大江南北，与此同时，捻军起义也开始在黄淮大地之上风起云涌。  倍感失落又不甘寂寞的苗沛霖，似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毅然决定投奔捻军而去。 捻众基本上都是底层的贫农，真正读书识字的少之又少，因此，其首领张乐行对苗沛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相当重视，委其为师爷，待之如上宾。  但加入捻军只不过是苗沛霖的权宜之计，捻首张乐行在其眼中，也不过一介草莽流寇，他又岂能甘心屈居此人之下？ 捻军上下的尊敬与厚待，不但没能让苗沛霖心生感激，反而让他从心底里更加看不上这群“乌合之众”。 加入捻军不久，心怀“鸿鹄之志”的苗沛霖便找机会脱离了起义队伍，跑到寿州，向当地知州金光筯毛遂自荐，请求组织团练，并自为练总。 金光筯可不是将其视若珍宝的捻军，一个区区生员，在其面前大谈治国用兵之道，知州大人态度的冷漠淡然可想而知。 踌躇满志的苗沛霖在寿州铩羽而归，但其并不气馁，在野心的驱动之下，又返回家乡，在当地乡民中不厌其烦地宣贯“筑寨、积粟、治兵”的团练自保理论。 只是苗沛霖的主张非但应者寥寥，夸夸其谈多了之后，迎接他的便只剩乡邻的白眼和嘲笑了。 出师未捷，还四处碰壁，但无论如何，在实现伟大抱负之前，首先还得填饱肚皮，万般无奈之下，苗沛霖悻悻回到六安，再次干起了塾师的老本行。 乱世出奸雄委身于穷乡僻壤之中苟延度日，苗沛霖对现实遭遇的失望与愤懑，逐渐转变成了对统治阶级强烈的不满。 而儒学经典的熏陶和洗礼，又让他对太平天国和捻军这样的“乱臣贼子”充满了敌意。 这样的心态之下，必然使苗沛霖既不甘委身于清廷，更不屑投靠于农民起义军，从而使其最终走上了一条“崛强于官匪间，专制一方”的自我发展的道路。 三年的漫长等待，蛰伏于阴暗角落的野心家，终于在1856年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其时，适逢捻军势炽，横扫其家乡凤台县。而当地乡绅富户和地主武装在交战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惨痛失败，痛定思痛之余，似乎觉得苗沛霖所言也并非全无道理。 而苗沛霖趁此良机，打出“御捻”旗号，远近乡民为求自保，纷纷来投，其背后又有土豪富绅的财力支持，一时之间，上万人的队伍便集结于其麾下。 由于兵员皆来自乡里，所以这支由地域、宗族、血缘为纽带的部队，从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部曲、家兵性质。 尤其是苗氏宗族有大量年轻后辈加入，这些同姓族人，在其后逐渐成为苗家军的骨干，忠心而坚定地追随苗霈霖左右，为其南征北战，开拓地盘。 而秀才出身的苗沛霖，也颇有军事天赋，他先是根据地势，将武家集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态通过人为改造，变成了寨墙高筑、沟壑纵横的森严堡垒。 同时区别于其他纪律松散的地方团练，苗家军军纪严明，苗沛霖对下属又控驭得法，这样一支指挥得当、装备精良且凝聚力极强的私人武装，在随后的交战中，多次击败捻军，一时声威大振，趋附者更加络绎不绝。 苗沛霖的实力不断膨胀，仅仅四年时间，便形成据圩寨上千，拥兵十数万，以凤台为中心，辐射皖北豫东的庞大地方武装势力。 伴随着苗练的发展壮大，苗沛霖也受到了清廷的重视，而其又极善投机逢迎之事，借机结识了当时入皖督战的满清权贵，钦差大臣胜保作为自己的靠山。 在胜保的保举引荐之下，从1857年到1860年，苗沛霖先后十二次加官晋爵，很快由五品地方小官跃升为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成为堂堂满清二品大员。  但苗沛霖称王称霸的梦想绝不会因为朝廷的青睐而改变，此时的安徽，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而鲁南、皖北的捻军起义又遍地开花，清政府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苗霈霖正处于南北混战的真空地带，其假借团练自保之名，实则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叛逆不臣之心开始暗暗发酵。 只是清廷为达到“借苗练以制捻”的目的，对其一再笼络放任，到了1860年，苗沛霖集团已经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一股庞大军事力量。 在其势力范围之内，苗沛霖催粮征税，纳租摊派，朝廷官员视若无物，政府机构形同虚设，发号施令皆出其一人之口，生杀予夺均系其一家之言。 因为清政府的养痈遗患，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在江淮大地已悄然成型。 降而又复叛1860年10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携带后妃仓皇北逃承德热河，自以为清廷大势已去的苗沛霖，慌忙不迭地于蒙城设坛，建立“天顺王国”，并僭称河北天顺王。  1861年2月，苗沛霖以所属七人在寿州被杀为借口，大举起兵进攻寿州，开始了其第一次公开的反清活动。 而以剿捻发家的苗沛霖十分清楚，一旦与清廷公然决裂，必然会成为清、太、捻三方势力共同的对手。 为避免腹背受敌，审时度势之下，苗沛霖决定采取联合太平天国和捻军的策略，先与张乐行、龚德树等捻军首领达成和解，同时派出亲信前往庐州联络陈玉成，表示愿蓄发归顺，奉太平天国为正朔。 而陈玉成当时正处于同湘军争夺安庆的关键时刻，也急需苗沛霖这样的外来武装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一拍即合之下，英王为其请得太平天国“奏王”爵位，至此，苗家军名义上成为了太平军的序列。 1861年10月，攻克寿州之后，为实现其“先攻临淮，后攻颍州，分攻蒙城，占据颍上，图窜豫疆，分扑陈州、光、固，进蹿汴梁”的战略构想，1862年1月，苗沛霖联合张乐行捻军及马融和部太平军，进攻颍州。  3月，闻讯而来的清军糜集皖北，与城内守军对天、捻联军和苗练形成夹击之势。 苗沛霖本来就并非真心实意投靠太平天国，此次合攻颍州也无非借助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冲锋陷阵，为其打通北上豫省的门户，进而窥伺中原。 眼见进攻颍州无望，还有可能深陷重围，而此时太平天国在安徽战场又接连失利——1861年9月，重镇安庆沦陷以后，桐城、池州、舒城也相继易手，陈玉成困守孤城庐州，已是危在旦夕，而捻军的淮南、淮北根据地也损失殆尽，短时间内肯定难有作为。 更重要的是，苗沛霖意识到自己此前出现了严重的误判——清政府虽然已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但终究气数未尽，这个垂垂老矣的帝国，此时在中国依然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有鉴于此，苗沛霖又打起了背叛太平天国，再次投降清朝的心思。 此后，苗沛霖不断在太平军与捻军之中制造摩擦，引起争端，挑唆双方的关系，并于私下再次和之前的老上级胜保取得了联系，随即更命令部队“剃发”以明反正之心，并暗中发兵向颖上集结，准备从背后攻击天捻联军，向清廷献上“投名状”。  1862年4月，苗沛霖会同胜保，与颍州守军突然发起里外夹击，因苗练的临阵倒戈，天捻联军在猝不及防之下大败，张乐行退走颍上，又被尾随的苗沛霖大军重重围困，最后在捻军部众拼死血战之下，方得脱险，北走雉河集。 诱俘陈玉成重兵围困之下，捻军头目竟能逃出生天，清廷大为恼火，甚至质问苗沛霖“以数万之众围攻颍上，布置严密，何至任令张逆携眷而出？其为有心疏纵已可概见”。 此事虽有胜保从中斡旋，并极力为其开脱，但对于苗沛霖反复无常、首鼠两端的秉性，清廷十分反感，认定其“任意期罔”而欲加兵。 为平息清廷的不满，解决自身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个奸佞小人再次将恶毒的心思动向了曾经的盟友太平天国身上。 1861年9月，救援安庆失败之后，陈玉成率残部北走庐州，随后湘军悍将多隆阿便兵临城下，英王此际困守孤城，正一筹莫展。 苗沛霖于是暗中遣人化装成乞丐，混入庐州城中，带来密信一封，信中对英王极尽谄媚之能事，同时劝说陈玉成弃城北走，到其所辖的寿州，并允诺届时将出兵百万，助其北攻汴梁。 安庆惨败后陈玉成兵团元气大伤，而此后天王洪秀全又降旨严责，并褫夺其全军总指挥之职。 曾经叱咤风云的陈玉成，毕竟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连番挫折之后，顿觉心烦意乱，一时竟不知何去何从。 而苗沛霖的橄榄枝恰在此时送到，对于急切想走出困境的陈玉成而言，不啻久旱之后喜逢甘霖。 也不知是陈玉成没有看清苗沛霖的本来面目，还是束手无策时的病急乱投医，即使麾下众将纷纷指出苗沛霖为人下作，此举必然包藏祸心，并极力阻止英王赴约时，陈玉成依然力排众议，固执己见北走寿州，希冀联合苗沛霖以求东山再起。  1862年5月15日，当英王率麾下三千小左队精锐，从庐州突围并抵达寿州城外东津渡时，苗沛霖之侄苗景开大开寿州城门，并率城中众将跪伏道左相迎。 这番表面功夫彻底打消了英王的顾虑，为显坦诚，陈玉成竟将三千精锐置于城外，仅带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得隆、王宗陈聚成等十余位亲信将领入城。 而苗沛霖此时身在寿州百里之外的蔡下，接到苗景开密报，英王已然抵达寿州，立即下令拿人。 5月17日，苗景开借晚宴之机，突然发难，将英王及其麾下一众将领团团包围，直至此时，陈玉成方知中计，但大势已去，只能束手就擒。而驻扎城外的小左队三千骑兵，得知主帅被俘，也在之后全部投降。  可叹陈玉成的一世英名，竟断送在苗沛霖这样的奸佞之手。只是6月英王被寸磔于延津之后，这个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卑劣小人，也即将迎来人生的终点。 天道好轮回因用计擒获英王陈玉成，苗沛霖暂时谈过了清政府的追究，但其一生左右逢源，在各大势力之间如鱼得水的好运气，已经开始渐渐散去。 首先是大靠山胜保由安徽调任至陕西，后因作战不利，屡遭败绩而逐渐在慈禧面前失势，直至最后被赐死。不过胜保确实仁至义尽，离任之前，还为其鹰犬爪牙苗沛霖找到了下家——奉旨剿捻的朝廷亲贵，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但僧格林沁表面上虽然对苗沛霖依然礼遇有加，并极尽笼络，但其目的无非也是借助苗的力量对抗捻军。 苗沛霖深明僧格林沁之心意，为讨主子欢心，在剿捻过程中格外卖力，最后更亲自督率所部，对涡河以北的捻军大本营展开疯狂进攻。 1863年3月，僧格林沁以重兵攻陷捻军雉河集大营，张乐行血战不敌，最终伤重被俘身亡。  而捻军的败亡也在不知不觉间为苗沛霖集团的覆灭，吹响的丧钟。 当年五月，正在凤台追剿捻军余部的苗沛霖，突然接到主帅僧格林沁的命令，让其仅留2000精锐自用，其余士兵立即解散。 苗沛霖当然知道裁军所释放的信号，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捻军一去，他这条杀人的恶犬自然也失去了利用价值。 只不过苗沛霖这种称霸一方的奸雄，即使走投无路又怎么可能任人宰割，眼见形势不妙，1863年5月，其在凤台聚众誓师，悍然高呼“吾辈所为，终难一死，不如先发制人”。 就这样，匆忙之间苗沛霖第三次，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此时捻军已灭，而太平天国式微，清军可以毫无后顾之忧，专心致志地对付这个降而复叛的“乱臣贼子”了。 叛乱之初，形势对其还颇为有利，趁清军不备，苗沛霖以迅雷之势，破凤台、攻怀远、占颍上，并围困了寿州和蒙城。 但这只不过是濒死前的回光返照，见利忘义的出卖盟友，反复无常的倒戈变节，如今大难临头时，又有谁会真心实意为这个声名狼藉的野心家卖命？ 1863年11月，僧格林沁督师由山东南下，苗家军中大批非嫡系将领望风而降，形单影只的苗沛霖带着最后的残兵被困于蒙城城下，进退不得。 1864年1月，苗沛霖亲自在城下巡视战壕，此时身后数名亲兵突然暴起，趁其不备用长矛将其刺死当场，随即割下首级交往清军大营请降。 淮北平原刺骨的寒风之中，一生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苗沛霖，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尸首异处的下场，果然应验了当年陈玉成“苗贼死无葬身之地”的谶语。 而杀死他的亲兵，正是当年诱捕英王时，于寿州城外归降的小左队成员，不知是否冥冥之中，天道轮回，屡试不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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