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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心平：谁教谁？在黑龙江兵团当了几年“农工”以后，我这个“老高三”被连里指派到学校当了教师。 连队的学校，在一排土坯房子里，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而已。教室的房顶上苫着厚厚的草，倒是冬暖夏凉的，只是门和窗户永远关不紧，于是常有“烟雹”卷着冰雪顺隙而入，在门框周围结上一圈冰凌子。 我的学生，那些北大荒的孩子们可不怕冷，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只是一件空心棉袄一裹，空心棉裤一蹬就全齐了，连一个扣子也不系，露出有一溜溜泥印的脖子和肋条分明的脏兮兮的前胸来，绝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没完没了。 我们一个教师带两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在一个教室里上课。高年级的坐左边，低年级的坐右边，当高年级的学生不耐烦地把相除的分数比比划划地让分子分母颠倒相乘时，低年级的学生就在一步之遥的地方大声齐诵“玻、波、摸、佛、得、特、呐、勒”。 教师一个人要教这两个班的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地理、历史等所有的课程。好在“天高皇帝远”，没有人来检查什么教学进度。教什么，怎么教，尽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你喜武术，全班就都是“美猴王”；你恋踢球，就能带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男女混合足球队；你爱唱歌，教室时就整天弥漫着“新苫的房，雪白的墙……”流行歌曲的童声；你若什么爱好也没有，学生就“自由”了，野跑的、疯跳的各得其所，也绝不会有人说你什么“误人子弟”的。 第一天上课，四年级的学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正在讲分数的加减法。学生们最不爱上数学课，管那叫“没用的玩艺儿”，几个小家伙在那儿像憋不住尿似的来回晃动，一片嘁喊喳喳声。 我装听不见看不见，只管在黑板上写公式。早听别的教师说，你若认真，便会气死。 忽然，一个男孩响亮地喊：“报告！”，那个叫“小榔头”的举起手来。 我问：“什么事？” 他笑嘻嘻地起立，两手交叉插在袖筒里：“老师，我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吧—— 我真发愁，我有一脸麻，硌应人（恶心人），不好看，倒没有蛤（啥），顶多不出门，只是我的子孙后代往后可咋整？” 全班人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他搞的是什么鬼。 徐二站起来，满脸通红。我顿时悟到这玩笑与他有关。他爸是麻子，小榔头在指桑骂槐。 徐二说：“老师，我也有思想问题，我满脸抽抽，我岁数大了不在乎，我儿咋整？” 榔头的爸岁数不太大，可满脸是褶儿，外号“老抽头”，全连人都知道。 全班人开怀大笑，挤眉弄眼的、尖声叫的、怪声怪气的乱成了一团。黄三这个丫头，乐而忘形，一屁股坐在桌子上，别人越说她越狂笑，那模样很像电影《找寻回来的世界》里面在桌上跳舞的疯姑娘。 不知为什么，我也笑了，和这些激动而又麻木，机灵而又愚蠢，在这儿毫不吝啬地抛洒着黄金年华的孩子们一起笑了，为了这个粗俗的实在不值得一笑的玩笑，笑了。 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讲秩序？讲纪律？讲集体主义？讲关心他人？讲人需要奋斗？一切离他们仿佛都太远太远，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没用的哲学，我心里涌起了莫名的悲哀，为他们，也为我自己。 我只说了一句：“你们俩要打上外面打去，不要影响别人。” 两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站在门外。 讲课依然进行，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没了情绪。 外面的天阴得厉害，厚厚的云层胁裹着风沙打过来。不一会儿，竟下起了雨。我隔着教室的玻璃往外看，徐二早已无踪无影；榔头贴着房跟站着，一会儿，又冲到雨中“啪啪”地踩水，让泥点尽情地溅到脚上，腿上，脸上。 我开了门，他说：“老师啊，我冻得直哆嗦，让我进来，行不？” 同学都听见了他的话，一下子又乐开了。 我没言声。 他看看我的脸色，乖巧地溜进教室，站在后边。起初，还算老实，3分钟一过，便撒起疯来，一会儿跺脚，一会儿打喷嚏，每个动作，都引来一串笑声。 混乱之中，一个女孩尖声叫：“老师，小石头用弹弓打我！” 小石头，是个康拜因手的儿子，长得虎头虎脑，两眼贼亮贼亮的，挺招大娘大妈们的喜爱，就是太淘。用自制的弹弓裹着纸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上课逗女娃们哭叫，也是他的“特长”。 我绷着脸说：“你再玩弹弓，我就没收了！” 小石头眨眨眼，讨好地说：“老师，俺不了，老师，俺收起来还不行吗？”他知道让老师没收弹弓的后果，那就是晚上被他那坏脾气的爹没头没脑地猛揍一顿。我回过头来，继续写板书。后面又是一阵骚乱。 “啪”的一声，飞到黑板上一个纸团。 真是欺人太甚！我忍了半天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径直走到小石头跟前，二话没说，使劲一提他的衣服，顺便捏起他肩膀上的一块肉（这是别的老师教我的一个“绝招”，当学生欺负老师时，老师有必要暗中采取这种“武力行动”）。 他“哎哟”一声大叫，马上又嘻皮笑脸地说：“老师，你干蛤（啥）呀？又不是我打的”。我向周围扫了一眼，有的捂嘴乐，有的挤眉笑，但方向分明都是冲着他的，连站在墙根湿漉漉的榔头，也斜着眼看他乐。 我说：“我们上学那会儿，老师批评一句，都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你可倒好，叫老师说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什么本事也没有，能干什么？” “长大种地呗！”他不以为然地说。接着又小声嘟囔，“哼，你能，不是也来种地么！” 我吃惊，我愤然，我无语。是啊，我们苦读了12年书，不是一夜就变成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里毕业的“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了么？不是都将书本付之一炬而千里迢迢地跑到北大荒来“踩一脚牛屎，滚一身泥巴”，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么？ 这书还读吗？这书还教吗？我转过身，脑子里一片空白。 忽然，啪！啪！又是两个纸团飞到黑板上。小石头竟将我的沉默视为软弱，愈加得寸进尺了！ 我不知自己怎么冲到他的面前，一把抢过他的弹弓，一手又拽下挂在他脖子上的黑乎乎的红领巾。 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两眉倒立，小嘴紧闭。突然，他大骂一声：“你妈肛门裂！”然后嚎啕大哭！ 我觉得血直往脑门上涌，除“国骂”以外，我还头一次听到这样赤裸裸地破口大骂，我举起手来，却又停住，懵懵懂懂中，我竟然理智地说了声：“下课了，都回家吧。” 教室里空落落的。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心乱如麻。 榔头一闪身进来，浑身还散发着一股潮气。他站在我身边，很老成地说：“老师，你就别为我们操心费力了。你的心我们懂。” 我抬眼看了看他，把握不住他倒底要说什么。 “老师，你别瞎卖劲了，我们都不想念书，早点干活挣俩钱得了。再一说了，你得罪那些个银（人）干蛤（啥）呀，你反正也不能在这儿一辈子，先图个人缘好，轻承轻承（轻松轻松）得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话出自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之口。我没有想到，我对生活的认识，还不如一个农村孩子。他们没有色彩斑斓的幻想，他们快乐、坦诚、朴素、圆通地对待生活。也许，会不会生活不在于有没有文化，他们从来就拒绝接受我们“城里人”的信念和文化，他们认为，他们活得比我们更好，比我们更自在。 我不知道该怎样想，也许，在精神上，我们认为自己很富有，而他们很可怜，但有时我又觉得，他们活得更实在，也活得更有“人味”。起码，他们活得没有我们这么沉重。 20年后的今天，这些北大荒的孩子们也跨入了中年，也应该有了已经上学的孩子。我时常想起他们，这些早熟的农村孩子，不知道现在，他们对曾在那片黑土地抛洒过热血和汗水的我们，那些不时与他们在观念和文化上发生撞击的北京知青，是否也像我们一样，有着深深的眷恋？ 听说，榔头混得不错，做成了大事情；小石头也承包了大片的农场土地，收入丰厚，农忙时还雇用了我们原来的连长——一位腰杆倍儿直的复转军人——做短工。他们接替了当农民和康拜因手的父辈，成了主宰北大荒命运的主人。（写于1994年） 左心平，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1975年回北京，任《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至退休。 本文原载公众号《熊窝XW》，本号经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往期链接 50个女知青自述（之六） 50个女知青自述（之五） 50个女知青自述（之四） 50个女知青自述(之三) 50个女知青自述（之二） 50个女知青自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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