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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绘画老师 我小时喜欢绘画。还在库尔勒大概三四岁时，我就蹲在地上画着玩，手里攥根树枝看着眼前的一切照猫画虎，这种爱好也许是父亲书橱里的书影响了我。书橱里塞满了书，有插图的少，但封面的绘画留住了我的眼球，最吸引人的却是那本《山海经》——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物，人竟可以长成那样？到底是人还是兽？人头蛇身，人头上长出触角，半截是虎，半截是人。骑在豹背上的裸身美女，头上插着野花。背上长出翅膀的飞仙！他们跟那些山间野兽是那样的亲密无间，就像是兄弟姐妹。人兽同体云游天外！ 书里展现的是那么惊人的一个世界！它在哪？如果我能找到，肯定喜欢的发疯。遥远的天边则是天山山脉，永远白雪皑皑，静静地矗立在半空中。那是梦幻般神奇的地方，我相信《山海经》里的山魈散仙就藏身在那云雾深处。 孔雀河横贯在库尔勒老县城与新城之间，河水湛蓝，流速急促，卷着浪花。夏天，孩子们在孔雀河灌溉农田的支流里嬉水，小河四季流淌，河边芦苇茂密，河底的鹅卵石和游动的小鱼如漂浮在空气中。农田边的水渠里小鱼、青蛙和水蛇栖息在密密的水草间。蝌蚪在嬉戏，浓绿的水草匍匐在渠底。 一条小水蛇蜿蜒地游过来，看到我，惊慌地猛一掉头急匆匆地游走，它也吓到了我，我本来想将脚踏进水里追逐那些活勃的小家伙。远处是一片片稻田，棉田，其间加杂着农家的果园，田间地头则东一棵，西一棵地长着高大的桑树，像一个个巨人矗立在田间。 我的童年印象就是每天都在田野里，父母上班像打仗，早上急匆匆吃了饭去上班，他们还经常下乡，出差，不在家。姐姐也上班了，哥哥去上学。等我醒来，不见父母，只有奶奶在家给更小的弟妹穿衣。我就成了无人拘束的人，自由自在。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野外——那色彩缤纷的大地。 开春，彩虹降落人间——桃花、杏花、苹果花、梨花次第开放，像一片片彩色云霞。遍地的野花闲草，马兰花一丛丛将湛蓝铺到地面。 我喜欢打赤脚，把鞋提在手里。脚踩在软软的田埂上，看着细小的水流慢慢从稻田流进排水沟里，小鱼跃上窜下。阳光刺眼，我就躲进高大的桑树的伞盖下，看着桑葚一天天长大，算计着那天可以爬上桑树饱餐一顿。 我徘徊在农家的果园土墙外，有时就爬上墙头，顺着墙头慢慢地走，两臂展开保持平衡，看着飘零了的花枝上长出了毛茸茸的小桃，淡绿色的苹果，跟卵型叶子一样色彩的库尔勒香梨，它们都还那么娇小，那么生涩地躲在叶子里。到了秋天，它们都会显现出来，丰满，结实，显出自己喜悦的色彩，沉甸甸地挂在枝头。 我先开始算计桑葚，当它们从淡绿变成粉红时。我就开始爬树，先从容易爬的树开始，小心翼翼地爬到枝叉处，摘下一个淡红的桑葚放入口中，酸得要命，有股生涩味。爬下树，再找一棵发白的桑葚树爬上去，那是棵白桑葚，长熟了是淡淡的黄。现在只是从青绿变成青白，试试，仍然没法吃。我试过毛桃，小小的，厚厚的毛，用手搓掉茸毛，咬一口硬得像木头。我一天天观察着，窥视着，尝试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变色，再也藏不住，从叶子的遮掩下露出头来，变得浑圆结实，在微风中向我招手。 桑葚是最早成熟的，我带着弟妹在一棵棵桑树下观察，然后开始爬树，手脚并用，树干部分最难爬。全身抱紧了树干，手脚并用，粗糙的树皮硌得身上腿上生痛，咬着牙，手抓紧树干上的突起，脚丫子使劲蹬住树干，慢慢把自己弄到分叉的地方。成功了，站在叉枝上，摘下深红发紫的桑葚塞进嘴里，酸甜。然后摇动树枝，像下雨似地一阵桑葚雨落下，弟妹在树下捡食。于是母亲带着床单，来到一颗白桑葚树下，让我们在树下抓住张开的床单，她用竹杆在树枝上一打，一阵桑葚雨落下。能装好几脸盆。 紫红的桑葚变成紫黑，到手即化，软到无法摘，我就把它抹到脸上，涂成一个大花脸，在田野间游荡。 在棉花地里干累了的一个维族农民，四十来岁，来到地头，蹲在田埂边，将怀里揣的馕扔进水渠的上游，开始仔细洗净双手，当馕流到他身边时，他捞起又扔到上游。开始洗脸，如此三番，馕泡软了，脸也洗完了。他拿起馕慢慢撕着吃了起来，我知道，自己回家吃中午饭的时候到了。 桑葚过季后，我开始找早桃，沙果，海棠果，无花果，沙枣，红枣。然后是苹果，香梨。当然，那些东西就很难弄到，它们都长在农民的果园里。我站在墙头慢慢地走过，碰到果枝伸到墙外时，运气来了。没准能摘下一个很甜的果子。果园里的狗叫了起来，它跑了过来狂吠，很快就会招来看果园的农人。 我跳下墙头，顺着田埂另找乐趣。只要能弄到嘴里的东西我都吃，草丛中也有很多果实般的东西，红的，黄的，绿的。有的放进嘴里没啥怪味，有的有点甜，后来我才知道有一种是枸纪子，还有一种是酸枣，好像是用来嫁接枣树的。 有一次我吃了野草丛中一种绿绿的蔓藤的果实，一种细细的如刚长出的小豆角，掰断里面流出白白的汁，像牛奶。我舔舔没啥怪味，我就开始摘那玩意吃，哥哥看我爱吃，用小脸盆摘了半盆带回家，我坐在炕上，不一会竟吃了小半盆。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才知道竟昏睡了一天一夜。怎么也叫不醒，一家人乱了套，母亲急得请了大夫，把哥哥骂了个狗血淋头。 有人说：“大自然是进入绘画的入口。”我喜欢上绘画，第一个老师应该是《山海经》，第二个老师就是大自然。 家搬到北疆这个小县城后，父亲看我喜欢画画，他带我到图书馆借了七八本绘画方面的书，都是大开本精美画册：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李可染的杰作慢慢展现在眼前，我这才知道什么是画。在那个年纪还不知道布局，意境，渲染，留白，也不懂画国画要用宣纸，照着临摹时用水彩在光面纸上画，根本没有国画的晕染效果，看着怪怪的。我就喜欢上线条，成天蹲在街头的小人书摊子边，翻连环画。 我的课本，练习本，作业本凡留白的地方都被我画上了画，各种人物，动物，树木花草，不停地画。 教美术的老师把我叫到教务室，教我绘画常识，如何使用绘画工具，让我参加学校的宣传栏，负责教室后墙的小板报。他应该算我的第三个老师。 第四个老师印象最深————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怪人。 他是四川人，名字我记不住了，四川美院毕业。因为他喜欢的女孩在成都医护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新疆这个小县城。热恋的他放弃了成都的分配名额，追到了新疆。那个年代放弃国家分配，等于放弃工作，放弃户口，把自己变成一个黑人黑户，连生存都成问题。但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一切，这一对恋人显然跟自己的父母都闹翻了脸，在新疆结的婚。 两人的小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生活显然成了问题。新疆各种人才都奇缺，当时跑到新疆的人，只要有文化，当地城里都会收留，并想办法给安排工作，补户口。我父亲当时在文教系统，安排他到县城刚开办的一份周报当了美术编辑。小县城人少，一来二往，很快就成为熟人。 他个不高，非常瘦，眼窝深陷，两腮无肉。但话非常多。他看我喜欢绘画，主动要教我学画画。但他教的东西不是我那个年龄段能理解的，他让我去他的家看看他怎么画画。他画的是油画，家里有许多半成品画稿，色块斑斓，给我一种粗犷杂乱的感觉，跟国画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的妻子确实是个美女，南方女子水润的那种美，肤白，喜眉笑眼。不像新疆女的都比较结实、颖长。但他只有一间房的小家乱得一塌糊涂，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把房间占满，床上被子不叠，衣服乱扔，四个角落都堆着东西，地上摆着锅碗瓢勺，看着不怎么用。靠床横着一根长绳，挂着女人的内衣。桌子上是绘画工具，纸张和两个石膏雕塑，一个维纳斯，一个头发很长，满脸胡须的老人。 他在纸上飞快地用炭铅涂抹着，半分钟，那个老人的半张带阴影的脸就显现了出来。骨骼、肌肉、光线，透视……他简单讲了一下，然后他让我把那个老人雕塑拿回去照着画。我不好意思，而且对这种画法的饱满、杂乱有点不适应，无从下手，只有惊奇。更主要的是他给我一种心不在焉，常常跑神的感觉，站起来，坐下去，又站起来，好像椅子上有刺。好像有什么事搅扰着他的心。这种情况下他显然无法真正教我画画。后来，我再没去他的家。 文革开始后，五花八门的批斗开始。一次百货公司门前的马路边拉着一根长绳，挂着许多大幅的字画，是从乌鲁木齐转来的巡回批斗展览——黑画展。都是国内著名的画家的画，父亲从图书馆借来的画册中的许多画都在其中。批判的理由是：某幅画用色灰暗，黑色太多。隐射中国社会不光明；某幅画中暗藏着一个扭曲的人脸，是在诋毁中国的革命；马故意画的那么瘦，肋骨一条一条，是在攻击人民吃不饱饭；寥寥几笔，画那么空阔，什么也没有。想隐射中国大地空荡荡？尤其耸人听闻的是某幅画里藏着一些字，看来是与敌特联系的密电码？每一项指控都是重罪！ 我站在那些画面前，使劲琢磨着那些画，怎么也看不出画里被揭露出来的东西，这是怎么了？我心中一片迷乱。在画中发现了这么多反党反革命的证据的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坚定到发疯的革命者？还是只想显得自己最正确的造反派？曾被公认为最美好的东西，现在被他们指定为最邪恶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如此憎恨画画的人，置这些人于死地才能甘心？ 报社也停报闹革命，美术编辑倒显得意气风发。他来找我，让我跟他学画画。实际上给他当学徒，搬桌子，架梯子。他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大多是找他画毛主席像。在单位大门口迎面的墙上画，他大多用油漆作画，也不见他做比列线，直接站在架子上，几个原色油漆桶——黑、红、黄、蓝、白。拿个大碗，各倒点，用油漆刷混合了就刚好是所需的中间色。他挥动着刷子，油漆点不断地往下掉，在墙上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物的脸部渐渐显现，天空，好多面红旗，欢呼的人群渐渐覆盖了满墙的斑斑点点，一副领袖挥手，全国人民前进的宣传画就画好了。 他成了大忙人，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意。 他把俱乐部变成了他的画室。一天大中午，他带我去他的画室。文革一开始，俱乐部就关门歇业了，几个门全上了大锁，窗子紧闭，里面黑乎乎的。俱乐部后墙是一个露天大舞台，也是县城平时召开群众大会时的讲台。讲台与窗户一样高。他伸手在一个窗户玻璃的破洞里摸索一下，一拉，窗户就开了，他钻了进去，要我跟着钻。我看看四周，阳光刺眼，广场上空无一人。这就是他的画室？不是从门，而是从窗户钻进去！ 一进去黑的像地窖，视力还不适应，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慢慢试探着，不断地被厚厚的幕布所阻挡。他却轻车熟路地消失在幕布之间。渐渐我适应了黑暗后，才发现我站在后台，高大的幕布一道道从二楼垂下，绕过一面墙似地紧绷的大幕，我来到前面——原来我站在舞台中央。身后的那块巨大的布原来是放电影的幕布！ 他把配电柜的闸推上，整个观众席顶部的灯都亮了起来，观众席的走廊之间担着一块大木板，那就是他的画桌。他把整个大厅变成了他的画室。 画桌上是两块近一米的长，一米宽的厚梨木板，一块已刻好图案。另一块粘贴着带图案的厚纸，按照上面图案的边缘用刻刀刻去多余的木头。他给我做示范，刻刀圆滑地顺着线条刻下去，然后在线条远一点的地方斜着刻下去，用窄窄的起刀将不需要的部分起掉。他给我一把起刀，一把小榔头，要我把留白处多余的木头都起掉一层。于是，我们两个都伏在木板上，刻着，起着。渐弄出一身汗。木刻画还真是件力气活。 整个大厅静悄悄的，舞台上暗沉沉的，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座椅上突然坐满了人，昏暗的灯光下大幕突然拉开，耀眼的明亮。幕后的乐器调试声，人员走动声全都消失，在强烈的灯光下是一片红橙黄绿青蓝紫，大片的垂幕，色块对比强烈。锣鼓家伙，梆子胡琴骤然响起：接着是水袖舒缓，珠花摇弋；书生踱步，慢条斯理；老生慢板，长髯飘飘；黑头花脸，跟斗翻飞；花抢对刀，眼花缭乱…… 那是这个俱乐部文革前入夜经常上演的东西：有县城文工团，别的地方来的秦腔团，豫剧团，乌鲁木齐来的的民族歌舞团。再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早春二月》，《地道战》，《地雷战》，《一江春水向东流》，《桃花扇》…… 自文革开始这些都被打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腐败没落的东西，禁演了。俱乐部就变成一副满是灰尘，死气沉沉的模样。 第二天，他扛来厚厚的一摞白纸，跟街头贴满的大字报的张幅一样大，但厚实，硬括，不反光。把纸绷紧，小心地对好标准线，覆盖在涂好油墨的木板上。他沉稳地用手掌从中心向四边推，然后是四角。觉得满意后，用胶皮滚使劲地推。然后揭下，翻过来——一张木版画印好了——画的是一个占满全图80%的一只夸张的拳头，肌肉紧绷，血管像蛇一样布满在肌肉上，向下猛砸到底。拳头下是六七个惊慌失措的小人，尖嘴猴腮，满脸皱纹，东倒西歪地蜷缩在拳头下。画的最上端是一行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行字用套版印成红色。 版画一张张印好，晾在椅子上，到处都是这种画。 父母那时每天都在挨批斗。带着高帽子，背上缝着白布，白布上写着打着红叉的名字，被游街示众。哪个单位想批斗，就被拉走，有时好几天回不来。父母就是画中那巨大的拳头下被打倒的人。 那些美好的，使人心软，心静，一片清明的东西现在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我看着椅背上那些剑拔弩张，满是愤怒的画，黑乎乎中是刺目的血红。铺了一大片。那样的突兀，那样的诡异。 从此我对画画失去了兴趣，因为我对美好已经没有了感觉。 文革结束后，我看到一篇回忆文章。是美院的教师，处于被批斗之列，彷徨无助之际碰到一只流浪小狗。收留了它，在一次对他的批斗毒打中，守在他脚边的流浪狗对着打人者狂吠。打人者被激怒，开始围攻那只流浪狗，教师被按在地上眼睁睁看着它被活活打死。那些打人者全是他的学生。文革结束后，他最爱画的就是那只流浪狗，画了许多幅，神态各异。寥寥几笔，就把一只憨态可爱，眼神清澈的小狗画的活灵活现。尤其是笔划的晕染奇妙极了，绒绒的，该长的地方长，该短的地方短，留白恰到好处——人到情浓处，处处见真心。 文革结束后，社会恢复了正常。文房四宝，各种字画又出现了。休假时没事，常去西安书院门的书画一条街逛逛，那紧挨着碑林，碑林以前大概是文庙，祭孔的。院内古树参天，密密麻麻立着石碑，历史的长河从各种各样的石碑中，从出神入化的字中缓缓流过。现在它们静静地立在那，立在阳光下。供人观赏。书院门街上的画店一家接一家，挂满了画。都是行货。可以说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千人一面，毫无特色。独特走心的画凤毛麟角。 为钱而画，那些画和字就有了浮躁感，烟火气。或张扬变成轻狂，或扭捏装成童真。我曾看到大师们作画时的表演：先是酒桌上的荤段子，没有一句离开女人；然后在摆好的画桌前谈古论今，一脸的矜持，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慷慨；提笔作画，一气呵成，技法倒练得炉火纯青。这种画几百幅几百幅地卖，不熟练才怪。十几分钟后，印章一盖。钱可是一分不能少。 可以理解，穷了几十年，突然有了发财的机会，有几人能把持住自己？ 我在北京待了几年，没事与妻子逛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妻子爱看文物展厅，我则爱看书画展厅。每次去都有不同的画作展出，有时我就去美术馆，那儿常年有画展，后来和妻子去了韩美林艺术馆两次。感觉这儿挺独特的，作品之多，让人吃惊。摆的满满当当，书画，雕塑，奥运福娃，各种小摆件，企业logo设计。一个精力不充沛的人根本不可能构思出这么多的作品，这是一种几近于疯狂的狂热。 北京巡展高更的画，我去了，虽然在网上看过许多他的画，但现场参观，仍然被那色彩的饱满，技法的粗旷，生命的痛苦和倾注在画作中勃勃的生气所震撼。高更不是在用笔画，他是在用心，用血，用自己的生命在画。他让自己的兴趣左右了自己的命运，穷困一生，为画而生，为画而死。 文革结束后，我的老师——美术编辑考上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后来听说与妻子离了婚。再后来听说去美国读博士，出国前与妻子复了婚。二多十年前我回新疆，一天，他到家里来看我父亲。人胖了，不似先前那么瘦，挺精神的，话还是那么多，滔滔不绝。他夸赞美国的一切，尤其夸美国的体制。一脸的兴奋。父亲默然，脸上有不豫之色，我知道他不开心了。 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虽然在文革中饱受伤害，双目失明。但他仍然相信自己所追随的事业是正确的。他看不起风向中东倒西歪的人。 那位老师以后我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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