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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
摘 要：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和学术议题。然而，中国社会学界关于不确定性的探讨却严重滞后。其实，社会学的产生、发展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特征的日趋显化具有同步性，因此，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考评十分必要。通过对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这三大社会学理论范式中“不确定性”研究的学术梳理，我们发现，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探讨自古典理论时期便已开始，但除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个别领域的研究外，对不确定性的关注更多是零散的、依附性的，穿插在对确定性寻求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鲜有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行讨论。基于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再建构，并在现代化的历时性过程中把握其社会意义，以期推动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不确定性 概念考评 不确定性社会学 本文作者：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刘雨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不确定性及其价值 二、“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谱系 三、“不确定性”概念的社会学再建构 四、讨论与展望：迈向“不确定性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不确定性及其价值 工业革命后，全球社会在一百多年间就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转变，堪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形态的快速更替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集中涌现，并对现代科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社会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现象不断出现的同时，传统的真理也在被不断颠覆，知识的确定性被打破，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有科学乃至人的生存状态都建立在流沙之上。“不确定性”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其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话语地位日益凸显，已然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现实问题和学术议题，对“不确定性”概念本身的探讨则构成了不确定性研究的起点。 根据《韦氏高阶英语词典》，“不确定性”（uncertainty）概念最早出现于14世纪，表述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或性质。从词源学角度看，“不确定性”是“确定性”（certainty）的否定形式，对“不确定性”含义的把握须从对“确定”的理解展开。综合《现代汉语词典》和《韦氏高阶英语词典》中的相关释义，“确定”在中英文语境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本体论层面代表着事物发展相对稳定的客观状态，二是在认识论层面代表着主体对客体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的认识和理解。“确定性”作为“确定”的名词形式，代表着主体对客体发展确定状态的认识与肯定；而“不确定性”作为“确定性”的否定形式，则代表着主体对客体发展状态的不肯定，其原因可能是本体层面的，即客体发展本就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可能是囿于主体知识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或二者皆有之。“确定/不确定”这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早且较为频繁，而“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现代社会得到广泛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所提出的“不确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海森堡不仅在本体论层面对自然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关注，更将对不确定性的探讨延展到方法论层面，强调“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的双重不确定性，认为研究者需要在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层面进行相应的变革。相比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自然界，社会世界作为主客观世界交织的结果，不仅受到客观物质世界不确定性的冲击，更深受人类主观世界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尤其是网络信息社会的到来，甚至直接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这也吸引着诸多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对不确定性展开探究。其中，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由于其实务性特征，较早察觉到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主要从“经济-技术”视角出发，探讨不确定性的应对问题，以增强事物发展的确定性。这些学科的贡献在于将不确定性从一个相对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化为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使其现实意义得到彰显。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学科不可避免地陷入对不确定性应对问题的过度关注，“经济-技术”单一视角的不足也显现出来。面对现代社会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及其影响的日益增加，我们急需对之进行更加多元化的学科探讨和综合考量，这为不确定性社会学的产生留下了知识空间。毫无疑问，在对“不确定性”的综合考量方面，社会学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来说更有优势。社会学强调将不确定性置于真实的社会世界中进行探讨，不仅主张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出发，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展开宏观层面的结构分析，还主张从个体心理、群体关系乃至社会整体层面对不确定性加以理解。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与社会学的产生、发展具有同源性和同步性，它们都根植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和现实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学就是从不确定性之中不断探寻确定性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这赋予社会学在探究不确定性问题上的天然优势和与生俱来的学科责任。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社会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界对“不确定性”这一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因此，本研究将从社会学视域出发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考评，在梳理“不确定性”研究社会学谱系的基础上，对“不确定性”的概念内涵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探讨，力图厘清社会学话语体系中的“不确定性”概念，以此助推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的开展。尽管现代社会学的研究大多是从“确定性”现象开始又最终回归到“确定性”讨论之中，但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实际上在社会学的开创者孔德那里便已经开始了。“不确定性”的社会学研究大多是依附性的，夹杂在社会学众多的理论脉络之中，且常常与对各种确定性规律的探寻相伴随，即“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谱系与社会学理论谱系是基本吻合的。鉴于此，笔者将沿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学术脉络，对“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谱系进行简要梳理。实证主义首创于孔德，经过斯宾塞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努力，成为社会学最早的理流派和研究范式，具有本体论上的自然主义取向、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取向和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取向。实证主义社会学视角下的“不确定性”研究具有以下特征：（1）将“不确定性”纳入社会事实的范畴，作为“实在的物”加以探究。（2）在方法论上坚持整体主义取向，对“不确定性”的探究多在社会学的宏大叙事中展开。（3）在研究目的上则体现着对“确定性”的强烈追求，将“不确定性”视作达到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的阻碍，力求克服种种不确定性。孔德在创立社会学之初，便做出了社会存在的静力学和动力学划分。社会静力学是对社会秩序的条件和前提的研究，而社会动力学则是对人类进步和演化的研究，前者蕴含着社会秩序之确定性，后者则蕴含着社会发展之不确定性。虽然孔德并未对不确定性展开具体分析，但他对社会存在的划分，使得确定性在社会学的宏大叙事中往往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范畴，而不确定性则与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等联系在一起。在孔德眼中，如何维持社会静力学范畴的稳定显然是第一位的，这也构成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探究不确定性问题的基本路径和立场。沿此，涂尔干进一步将“不确定性”纳入社会事实的范畴，通过对集体意识的不确定性的探讨，阐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整合机制之间的转换过程。涂尔干将“集体意识”的不确定性视作社会分工发展的“次属因素”，认为“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集体意识逐渐产生了不确定性，分工变成了团结的主导因素”。而帕森斯则将对不确定性的探讨从抽象的集体意识层面带入具体的社会行动之中。他在社会行动理论中，用“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的概念解释了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将社会行动的双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视作达成社会构成要素间均衡状态所必须克服的障碍，并提出了“双重偶然性困境”的解决方案，以此应对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和维持社会均衡状态。帕森斯以“自我平衡的系统”这一理想化的方式消解了不确定性，却忽视了社会冲突对其所预设的规范性共识的冲击。而以科塞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冲突论，虽然批判了结构功能理论对社会冲突的忽视，积极探索社会冲突的功能，但也止步于已经发生或显现出的社会冲突层面，未真正触及暗藏在社会冲突背后的不确定性。系统功能主义理论延续了实证主义传统，将“不确定性”作为社会事实加以探讨。卢曼（又译鲁曼）强调社会系统建构在人们所选择的各种符号之间的沟通之上，构成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基本因素就是沟通，而沟通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系统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帕森斯意义上的“双重偶然性”同样存在于社会系统层面，由此带来了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虽然当代实证主义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有所深入，但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不确定性的应对上。卢曼在强调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特质的同时，认为社会系统不同于其他系统，沟通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单元，具有降低环境复杂性的功能，而法律系统和系统信任则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具体方式。在卢曼看来，法律系统能够为交互双方提供一种具有约束效力的“规范性预期”，进而对“双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形成控制；而建立在系统有效性基础上的系统信任也将取代传统社会的熟人信任，发挥简化环境复杂性并提供确定性的功能。概而言之，在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秩序-不确定性”的张力始终存在，但其最为重视的仍然是社会秩序，因此相比于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社会学，实证主义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关注和探讨稍显不足。同时，实证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使其对不确定性的分析和解释主要在社会结构层面进行，难免会忽视个体行为尤其是心理层面的不确定性以及作为不确定性重要来源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整体而言，实证主义社会学存在着对“不确定性”概念本身的片面化理解和对“确定性”的过度关切。社会学理论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在批判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勃兴的，其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本观点，认为社会历史事件只具有特殊性、个别性，不具有一般性和规律性，因此，“自然需要说明，人则需要理解”。人文主义社会学视角下的“不确定性”研究具有以下特征：（1）将“不确定性”视作一种“主观建构”，根源于建立在个体能动性之上的主观意义世界。（2）方法论上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取向”，强调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对社会行为的不确定性及其内在意义进行理解。（3）就研究目的而言，人文主义社会学虽然也体现着对“确定性”的寻求，但更加注重对不确定性行为及其背后主观意义世界的理解和解构过程本身。韦伯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实际开创者，他主张在具体的时空场景中理解行动主体的动机与意义，在对主观意义世界的解构过程中，把握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也开启了从个体行为层面探究“不确定性”问题的先河。韦伯之后，符号互动论、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都以不同方式对生活情境和日常互动中的主观意义世界进行解构，从而进一步挖掘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米德采取“客我—主我”的解释框架，认为在时间结构上，“客我”对应着过去的记忆，因而是确定的；“主我”作为对“客我”的一种反应，对应着对未来的期待，是不确定的；而“处于'主我’与'客我’这一关系中的'自我’则对应着'现在’”，情境的不确定性会通过“自我”将“主我”的反应转化为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舒茨则以“主体间性”为切入点探讨了行动的不确定性。他在行为与行动的比较中，认为行动的核心特质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生活世界作为一种有意义的世界，能以确定的历史和意义构成机制为个体行动提供确定性。但“主体之间理解之难”已经成为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冲击着生活世界中作为确定性来源的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的维持，“未来仍然开放、隐秘和不确定”。加芬克尔则从“个体-情境”角度出发，认为人的主体性使个体行动具有能动性，能够对所处情境做出调整与应对，而行动者的生活情境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则使得个体行动也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常人方法学认为只有进入行动者的生活情境中，才能真实地理解不确定性行为。当代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家则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吉登斯提出了“结构二重性”的解释框架，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是有限的。行动流持续不断地产生出行动者意图之外的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又可能以某种反馈的方式，形成行动的'未被认知到的条件’，导致新的意图之外的后果”。由此，吉登斯揭示了行动的不确定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能动关系。霍克希尔德则关注到情感的商业化，在提出“情感劳动”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情感劳动异化的风险。她认为，情感劳动过程需要根据“情感规则”进行“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两者都需要个体对真实自我进行压抑进而产生一种虚假自我，个体情感劳动过程中存在着过度培育虚假自我、失去界限的风险”，个体心理情感正在成为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由于在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和经济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冲击较早显现并且影响较大，“不确定性”在当代知识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得到了较多探讨。伯格从意义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现代性必然导致宗教等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的消退，“相对性意识成了覆盖面宽广的事实”，“不确定性主宰了现代人的意识，真理被观点、怀疑、舆论、时尚和偏好所取代”。后来的学者则聚焦于知识本身，将不确定性视作任何科学知识都无法避免的重要属性。汉森认为，知识同时包括主观和客观的成分，知识的不确定性既代表着认知者个体对知识的不信任、不确定程度，即不相信（知道）“确定性”的主观状态，也代表着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后者与环境的复杂性和未知条件相关，但两者都源于人类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而现代科学知识在降低不确定性的同时，“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又产生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经济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探讨始于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上的理性选择理论。科尔曼等人认为，不确定性作为对自身存在的不安全感，是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不稳定状态，它促使人们做出“理性选择”，进而寻得确定性。而当代经济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探讨则基于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叛，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夸大了理性选择的确定性而忽略了个体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性行为。虽然当代经济社会学，尤其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对不确定性的探讨不断增加，但这种讨论主要还是在人文主义传统的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或是从个体心理和行动情境视角出发，或是在韦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张力中展开。当代经济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将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关注反馈给社会学，但这里的“不确定性”概念只是人文主义理论传统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具体反映，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更加偏向于实践层面，而未进一步理解不确定性本身。人文主义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解释具有强烈的建构主义色彩，认为社会世界的不确定性源于建构在人的能动性之上的主观意义世界，因此，人文主义社会学者对“不确定性”的探究主要在微观的互动过程和生活情境中展开，强调对个体行为及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根植于对主观意义世界的解构。他们的研究挖掘了被掩盖在实证主义社会学宏大叙事之下的人的主体性，提供了不确定性“个体取向”的解释路径和理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社会整体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虽然当代人文主义社会学者也关注到剧烈变迁的社会结构对主观意义世界的冲击，但在他们看来，意义体系间的碰撞不断加剧、新型意义体系的不断产生、日常互动和沟通的“脱域”……这些变化共同说明了“主观意义世界的不确定性”正在转变为“不确定性的主观意义世界”。人文主义社会学在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同时，却未能摆脱其“确定性”范式的影响，这也使得人文主义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意义世界”的理解陷入困境。批判主义理论传统把社会理论当作一种批判，当作干预社会生活的一种力量，认为理论家不是客观超然的旁观者，而是介入社会生活的行动者，强调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把人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解放出来。批判主义视角的“不确定性”研究具有以下特征：（1）坚持历史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主张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现实中看待不确定性。（2）在方法论上主张将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相联系，以此来分析不确定性。（3）主张在“批判”中发现、理解和分析不确定性，以实现“解放”为最终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不确定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现实：“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他们没有把这种“不确定性”看作人为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工业社会展开了更为深刻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理性是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的做法已经从科学领域进入了经验世界……它既是统治的反映，同时也是统治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理性化的侵蚀之下，诸多社会事物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加。阿多诺对文化的标准化问题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化工业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导致了大众文化产品同质化、齐一化的现象，使自然美丧失了“不确定性”的特质，对文化确定性的追求反而导致了新的危机。马尔库塞对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后果展开了分析，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批判转向技术文化批判。不同于知识社会学所强调的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批判主义更加强调科学技术所引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哈贝马斯则对现代社会法律体系的不确定性做了深入探究，认为法律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导致了法律的不确定性。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后现代社会学成为批判主义社会学探讨不确定性的又一阵地。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后现代社会学者更加倾向于将不确定性视作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特征，其中最为经典的论述出自齐格蒙特·鲍曼。鲍曼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强，推动着现代社会从传统的“固态社会”（Solid Society）向“液态社会”（Liquid Society）转变，前者代表着整合和统一的年代，而后者则是不确定性和不可控的年代。此外，个体化是流动社会的重要特征，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使个体化的社会符合消费主义的目的，导致了消费社会的繁荣，而消费社会所采取的策略又再生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个体焦虑。贝克则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来描绘社会转型中人们遭遇的诸多不确定性：“工业社会逐渐消亡，新的'风险社会’正在凸显……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由贝克等学者开启的风险社会学对不确定性展开了相对集中的探讨。风险社会学起源于对社会风险（Social Risk）的关注，但批评人士认为，在风险社会学视域中，“风险”被缩小到技术和环境风险的维度，作为对工业化不可预见后果的反映，这种对“风险”的狭隘理解似乎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应该从社会角度看待风险，“不确定性”显然比“风险”更符合现代反身性，风险社会学关于不确定性的探讨由此兴起。风险社会学对“不确定性”概念的研究主要是在与“风险”概念的比较中展开的。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直接将风险等同于不确定性；二是认为风险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关涉人类价值的某种严重性事件或者后果的不确定性”，这种结果既可能是不期望发生的损害，也可能是期望获得的收益；三是将风险限定为损害的不确定性，是主体不期望发生的有害事件或结果出现的概率。由此来看，风险与不确定性并不等同。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和首要特征，而风险则是不确定性的一种具体表征，是不确性所蕴含的负向发展可能性的具象化。在此意义上，风险本身包含着对“不确定性”的指向化、客观化概率的判断和“确定性”表达，是一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认知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指由于知识缺乏或不完善所造成的不确定性，比如知识、数据和观察的普遍缺乏，以及量化和识别因果关系的困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制度性知识的缺乏；二是变动性（variability）或随机性（randomness），指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内在变动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比如行为的多样性、自然的随机性等。这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基本描述了不确定性的本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沃克还进一步解释了衡量不确定性的两个维度：一是层次（level），即不确定性的规模、程度；二是位置（location），即不确定性的具体表征。整体而言，虽然风险社会学将“不确定性”概念从“风险”概念中区别出来，甚至发展出一门“风险与不确定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Risk and Uncertainty），但这些探讨仍然是在风险社会学范畴内展开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限制了对“不确定性”概念的全面理解。批判主义社会学从社会历史发展和生产方式变迁的整体性视角看待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并且在对现代社会整体及各种具体现象的批判中，对“不确定性”展开分析和讨论。随着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当代批判主义社会学者甚至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社会学本身，开始对传统社会学的“确定性立场”展开批判。但他们的批判大多停留在本体论层面，因此也限制了批判主义社会学“不确定性”研究的深入开展。通过对“不确定性”的社会学研究谱系的梳理，我们发现社会学关于不确定性的探讨自古典理论时期便已开始，并且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深化。但除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外，对不确定性的关注更多是零散的、依附性的，穿插在对确定性寻求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且鲜有对“不确定性”概念本身的界定和讨论。我们从社会学三大理论范式的学术脉络中大致可归纳出以往社会学研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基本内涵，详见表1。从上文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在社会学以往的研究中，“不确定性”都被作为事物的特征或属性，社会学研究者大多从各自的研究立场出发，将“不确定性”置于特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之中，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加以探讨，这也导致了对“不确定性”概念的简单化处理和碎片化理解。同时，“不确定性”在社会学视域中主要是被作为研究对象，这也造成了对不确定性的理解被限制在本体论层面。实际上，“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其影响是全面的，在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中应当是一个富有多元意涵的概念。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学家们都普遍认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当代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的开展，也应当建立在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修正的基础上，不仅需要在本体论层面对三大社会学理论视角中“不确定性”的含义加以整合，而且其在认识论乃至方法论层面的社会学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挖掘。综合关于不确定性的既有研究和对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经验性认识，笔者尝试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再建构。具体而言，“不确定性”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重意涵：一是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与变动性、不稳定性（instability）较为接近，指事物发展的变动状态，是所有事物都具的客观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存在程度上的区别，其本身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这里的“事物”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既包括实证主义视角中的集体意识、社会行动、社会系统等社会结构范畴，也包括人文主义视角中的个体行动及主观意义世界，还包括批判主义视角中的各类社会现象乃至社会整体。二是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人们基于自身经验以及各种条件对事物发展状态所做出的一种判断，是对事物的一种未知或未完全知晓的状态，根源于人类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建构在人们的主观认识之上，因此带有价值判断的属性，这种“不确定性”作为对事物发展可能性的判断，包含事物正向发展与负向变化的两种可能性。三是方法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对社会学而言，方法论层面的不确定性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范式。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对概率性解释的忽视，“不确定性”的研究思维和研究范式强调研究立场与研究对象的双重不确定性，主张“动中取动”，即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整体特征，其产生与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视作现代化历程的直接后果，社会学对“不确定性”内涵的探讨和概念重构必须在现代化变迁这一历时性过程中展开：第一，作为社会结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属性，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便始终存在，但不确定性的集中显现并演变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整体特征却是新近之事。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整体特征，根源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是现代化的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迁，相对稳定的主观意义世界也开始瓦解，确定性的传统知识体系被打破；同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着各种新事物、新群体、新现象不断涌现，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世界的复杂性，对这些新事物的认知需要时间，对新旧事物之间、新新事物之间内在关系的把握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既然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是现代化历程的结果，那么，相关研究就应该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历史根源。第二，作为社会现实的不确定性。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作为现代化历程的后果，已然成为现阶段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代表着诸多事物乃至社会整体发展的不稳定状态。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是社会各组成部分的不确定性相互交织、同构的结果，既存在于各种具体事物之中，也是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概括。如果过度追求社会整体层面的解释，难免过于“形而上”，甚至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因此，在历时性过程中把握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特征的同时，对其展开共时性分析也实属必要，这也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视角。现阶段最必要、最可行的做法是捋清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特征的主要脉络：一是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三是社会关系甚至亲密关系的不确定性；四是个体发展与人生际遇的不确定性；五是社会角色与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对现代信息社会不确定性特征的呈现以及对其影响做出判断的过程。第三，作为社会根源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可能性终是指向未来的。现代化同样也是一个持续的社会转型过程，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仅仅是其前期发展所引起的阶段性结果，又会作为新的社会现实带来新的社会后果，进而参与到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影响现代化的未来走向。“不确定性”的范畴比“风险”更广，同时蕴含着正向和负向变化的可能性，其社会后果同样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不确定性与自由具有一致性，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在赋予个体自由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社会活力，推动着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源于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其所导致的个体行为以及社会现象的多样性，使社会事实更加复杂多变，又反过来为现代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带来挑战。不确定性的“双重后果”决定了“不确定性”应对问题的必要性与现实价值，其关键在于如何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即如何在不确定性的变化中寻找甚至创造一种新的确定性。在对“不确定性”概念及其社会意义的探讨中，我们对“不确定性”的主要特征也有了明确认知：（1）不确定性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可能性，虽然是事物当下所呈现的特征属性与存在状态，但终究是指向未来的。（2）不确定性是主客观交织的结果。不确定性既存在于客观世界，也在主观世界得到反映，既是本体论层面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又源于人类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3）不确定性是绝对的。就像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不确定性是绝对的，而确定性则是相对的，是不确定性相对稳定的特殊状态。正如杜威所说，“完全确定性的寻求只能在纯认知活动中才能实现”。（4）不确定性是相互联系的。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发展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属性，也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便是各类事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结果。（5）不确定性是可认知的。虽然不确定性是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和认识能力的持续发展，特定情境中的不确定性是可以被认知并加以应对的。关于不确定性的社会学探讨由来已久，但对“不确定性”概念本身的关注，在社会学界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学界却相对缺失，这无疑限制了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的开展。本文旨在从社会学视域出发，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考评，在简要梳理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谱系的基础上，尝试性地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再建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既是现代化变迁的直接后果，也是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实，将引发越来越多未能预期的社会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后续走向。这充分说明了现代社会“不确定性”议题的研究价值。但对“不确定性”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只是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囿于传统社会学“确定性”的研究范式，后续研究的开展仍面临诸多限制。其一，就研究内容而言，不确定性不仅未被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提出，不确定性研究本身也面临着操作化的困难。一方面，当代社会学关于不确定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风险社会学范畴内，但只是在研究对象层面将社会风险延展至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关注仍然集中在其“风险”维度，“不确定性”与“风险”概念长期混淆。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具有抽象性的同时，也与个体化、内隐化趋势并存，变得愈发难以捕捉。但由于不确定性的联系性以及现代社会个体影响力的增强，即使个体心理与行为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后果。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如何认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从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具体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是摆在社会学者乃至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的关键问题。其二，就研究领域而言，现有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张力，习惯于通过各种学科边界来划定各类分支学科，将社会世界切割成若干独立的研究领域。对学科自身专业性和独特性的强调，在推动社会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也使社会学研究日益碎片化、微观化，最终导致社会学越来越缺乏对宏观社会现象的把握能力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能力。但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性、整体性特征，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个体、群体乃至社会整体。对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探究，不仅需要在特定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展开深入研究，而且需要整合视角的分析；不仅需要考虑个体与群体的应对，还需要着眼于社会整体层面的宏观研究。其三，就研究范式而言，社会学诞生于试图理解一种新的工业、城市、民主和“现代”秩序的尝试，出于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发展的追求，传统社会学主要是站在寻求确定性的立场上去分析和化解不确定性的。然而，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对于社会学的影响不仅发生于研究对象层面，传统社会学相对确定的研究立场也正在瓦解。正如鲍曼所言，“流动的现代性也是对变化就是恒久而不确定性就是确定性的更大确信”。面对研究对象与研究立场的“双重不确定性”，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难免捉襟见肘，人们对社会学者所提出的“社会诊断”和相关政策日渐感到厌倦和失望，研究范式层面的变革迫在眉睫。上述问题限制了社会学在探究“不确定性”问题上发挥其天然优势，因此，将不确定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Uncertainty）作为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提出来实属必要。这是对持续变化的社会事实的理论回应，也是对社会学传统研究范式的一种革新，将促使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从“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向“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转变。西方社会学界已经初步探讨不确定性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其中也暗含着不确定性社会学的雏形。综合相关探讨和当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笔者认为，不确定性社会学的建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将“不确定性”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不确定性社会”一词比“风险社会”更能准确地描述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将“不确定性”概念从“风险”概念中分离出来，以及将不确定性社会学从风险社会学中独立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不确定性社会学”的提出首先是对社会学边界进行再界定的结果，是将社会世界中的不确定性直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分析、预测甚至把握不确定性，进而为社会主体提供行动指南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在此意义上，不确定性社会学是对风险社会学的批判继承。不同于风险社会学所强调的风险防范，不确定性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引导事物朝着符合预期的方向发展。社会学的类型划分会影响到对社会形态本身的分类，将“不确定性”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不仅能够使“不确定性”成为独立的概念并赋予其本体性，甚至能够改变社会对不确定性本身的理解，改变我们对当前社会形态的理解。第二，加强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现有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大体可分为定量与定性两类。定量方法在不确定性程度的测量和对各种事物的不确定性之相关性的把握上有其优势；而质性（定性）研究则擅长对不确定性行为及其背后主观意义世界的理解。研究者需要在不确定性研究中将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此外，当代经济学等学科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例如，可以将经济学的“概率论”与社会学模型相结合。但是，对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整合以及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也未必能充分把握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在不确定性的全面冲击之下，不确定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本身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范畴，而是处于持续建构的过程之中，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探寻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中“把自我作为方法”，以及引入二次分析、在线研究、大数据分析等互联网研究方法。必须指出的是，“不确定性”研究范式的提出，也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赋予了我们更大的自由。第三，推动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研究范式的变革。不确定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只有推动传统的“确定性”研究范式向“不确定性”研究范式转变，社会学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的时代使命。这是建构不确定性社会学的最终旨趣，也是最大的难题所在。“不确定性”研究范式的建构需要一个过程，基于其所强调的研究立场与研究对象的双重不确定性，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原理”和“量子思维”的特征来拓展社会学分析：（1）结果分析。事物当前的存在状态一般是相对稳定的，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在不确定性社会学的研究中，需要从结果出发把握事物当前的存在状态，挖掘其背后业已发生的变化历程，并以此为线索探求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2）关系分析。事物的不确定性总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且事物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对不确定性的探究要着眼于事物所处的关系网络，善于把握事物之间的相关性。（3）主体分析。虽然不确定性是难以捕捉的，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仅是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直接承担者，也是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人之本身作为认识和应对不确定性的主体，为“不确定性”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进路。当然，对“不确定性”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和再建构只是迈出了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不确定性”社会现象实际上始终是与“确定性”现象相伴随的，所以“确定性”的研究范式仍然可能会长期主导着社会学研究。笔者在此尝试提出建构“不确定性社会学”的思路，并不是要否定长期以来社会学所擅长的对各种确定性社会事实的研究，而是依据社会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变化的快速增加，希望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推动对“不确定性”社会现象的研究，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后现代式的“命名政治”色彩，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划定、研究方法的整合、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建构以及具体研究议题的开展，将是一段漫漫长路，需要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与深耕。就此而言，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加入“不确定性”议题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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