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 蜀江锦院 中国是世界丝绸的发源地，根据考古资料证明，大约7000年前，即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早期中国就发明了蚕桑丝织技术。但中国丝绸的真正发展和繁荣要从商代开始。殷墟（商代后期都城的遗址，今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帛”、“衣”、“巾”、“幕”等文字。甲骨文一般用来记大事、要事、常见事。可见这些文字与当时丝绸生产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不无关系。  商代甲骨文中出现的“帛、丝、桑、蚕”字  《殷墟书契后编》其中的蚕、桑、丝字 殷商西周的几乎没有出土丝绸刺绣实物，这一时期丝绸文物多见于青铜器、玉器或泥土的印痕中。在长江上游三星堆祭祀坑发现商代丝绸之前，丝绸残痕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如河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西台村、陕西宝鸡茹家庄、山东淄博、江西、辽宁等地区。  商代白石雕像上的云雷纹饰 河南安阳侯建庄西北岗商墓出土 在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玉器等出土以前，云雷纹是商代兵器和服饰中最常见的纹饰，由于年代的久远商代丝绸及其它纹织物早已腐化，仅能从出土器物残留的印痕进行研究分析。故宫博物院藏的一把商代玉戈上粘附有条状的云雷文绢，织纹为不同形式的几何纹，这些纹样结构较简单，但纹饰疏密对比和方向转折，形成严谨且富有变化的构图。  商代玉戈上有雷纹绮印痕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云雷纹印痕勾连雷纹示意图 三星堆的丝绸为何出现在祭祀坑，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或许是观察到了蚕自卵到蛹并化蛾再破茧而出的飞翔变化，这一过程暗喻人的生死，逐渐蚕成为天地间沟通联系、通天引路的象征。1986年三星堆遗址第一轮发掘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众多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的青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1米，重180多公斤青铜大立人像，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对于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身份说法众多，普遍认为是以蜀王的形象铸造而成。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大立人像发掘现场 青铜立人像细腰修身，身穿四件套窄袖礼衣。礼衣裁剪结构及装饰纹样雕塑十分清晰。由内至外共四件套，礼衣装饰主体纹样为龙纹，辅以鸟纹、兽面纹等，线条匀称遒劲，手法细腻写实。图案纹饰在三星堆各种青铜器和青铜人像服饰的纹饰雕刻上大都清晰可见。这些图案突破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商代早中期以云雷纹和几何纹等为主的织物纹饰，对我们探究商代丝绸服饰及刺绣的研究提供了更多信息。  青铜立人像第一件龙纹礼衣正面前胸 （变体鸟纹及前胸绶带）拓片 图片来自《中国成都蜀锦》 青铜立人像第一件龙纹礼衣正面下襟 （变体鸟及龙纹）拓片 图片来自《中国成都蜀锦》 青铜立人像第四件正面下摆 （兽面横条纹及三齿形变体鸟纹）拓片 图片来自《中国成都蜀锦》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穿的龙纹礼衣，据我国知名织锦服饰专家黄能馥教授考证，由绢（丝绸品种之一）作地（底）辫子股锁绣和贴绣两种绣法制作而成。在三星堆未发现丝绸之前，四川丝绸织造发端期一般提及为春秋战国。龙纹礼衣的发掘证明蜀地3000多年前已有成熟丝绸刺绣。 近期中国丝绸博物馆对1986年三星堆第一轮一至二号祭祀坑发掘的青铜人头像、兽面具、铜眼泡、青铜尊等器物及2019年三星堆第二轮三至八号六个祭祀坑发掘的青铜器具和灰烬泥土检测，相继发现了丝织物遗痕或能够证明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素蛋白信息。这也是三星堆首次发现丝绸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以事实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蜀国已经开始使用丝绸。 相机镜头下的四号坑纺织品痕迹 第二轮发掘在多座祭祀坑青铜器上发现丝绸残留物痕迹。根据三星堆祭祀坑丝绸残留物信息的分析研究及复原工作随之开始。2021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就商代丝绸残留物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较为详细综合分析，对下一步的复原工作进行了商讨。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分析丝绸信息 成都在汉代朝廷设“锦官”管理丝绸织锦，被称为“锦官城”，尽管丝绸蜀锦在汉代就成为蜀地的支柱产业，丝绸蜀锦源源不断的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及世界各地。但四川盆地常年温润潮湿，丝绸的主要元素为呈纤维状的丝素蛋白，在潮湿的环境下很难保存，因此四川考古很难发现宋以前的丝绸。 三星堆丝织品残留物 图片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中国丝绸博物馆通过研发的酶联免疫技术，用免疫学技术对丝织品残留物进行检测，识别能力大大提高。考古人员对青铜器周围出现灰色或褐色的泥土、青铜面罩的眼泡和其他青铜残件，通过超景深显微镜看纹理、多光谱分析器物光谱类别，以及酶联免疫技术从生物学角度的印证，发现三星堆丝织品矿化物残留物。 发现丝绸印痕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青铜器 图片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三星堆祭祀区的丝绸由于埋藏地下年代久远，蛋白质早已降解且附着在青铜器上，并与青铜器融为一体仅留下矿化痕迹。在二轮发掘中，三、四、六、八号坑均发现有丝绸残留物及丝素蛋白信息，在六号坑木匣子底部泥土中检测到丝素信息、八号坑丝绸残留物附在一块青铜片上为1.8×0.8厘米，面积约为91平方毫米。 三星堆遗址六号坑木匣底部土样检测到了丝蛋白信息 由于三星堆丝绸仅见印痕不见实物，用织物单位面积称重或使用经纬密度仪均无法分析其组织的经纬密度，只能尝试测试由数根经丝加捻后组成的单丝（截面）或宽度（微米），再结合显微镜和标准蚕丝样本与接近残痕织物纤度作对比。 三星堆遗址八号坑青铜残片丝绸残留物提取现场 根据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经纬密度，首先要弄清织物组织结构及由多根丝线并捻后组成织物经纬线的单根蚕丝数，由于织物早已矿化，基本无从鉴别，只能靠不断地尝试并丝根数和捻度、反复试织才能达到要求的经纬密度。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贺斌 在三星堆发掘现场查看丝织物信息 这些附着在青铜上的丝绸，得益于青铜器常年不间断地释放铜离子使丝绸周边的土壤形成抑制细菌生长的小环境使残痕得以保存。经分析，三星堆包裹青铜器的丝绸多为平纹生丝绢和斜纹绮。尽管如此，经过3000多年岁月侵蚀，留下的模糊的残痕早已肉眼难以分辨。 经团队专家分析，这些平纹绢和斜纹绮采用生丝织造，但织物规格及色彩参数等无法获取。团队结合商代丝绸文献资料分析，商代早中期用于包裹青铜和玉器祭祀多为本色丝织物，纬线多为单根生丝合并（并丝）后加弱捻。
左| 在高倍显微镜下三星堆八号坑丝绸形态 图片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右| 经纬组织示意图 由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在高倍显微镜下三星堆二坑的丝绸残痕 在高倍显微镜下三星堆三号坑的丝绸残痕 复原团队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相关数据，重点分析了丝的纤度和丝织物经纬密度及其他工艺参数，制定工艺流程。结合商代丝绸特性，反复探讨当时缫丝、并丝、捻丝工艺，使络、并、捻、整经等参数如何达到复原要求。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纺织学院老师正在进行穿综工序 2021年8月，蜀江锦院·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产学研基地与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纺织工程学院组建复原团队，联合进行三星堆的7支商代丝织品复原工作。 2021年9月，团队复原出三星堆二号坑丝绸织物中的三支品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了现场采访报道。 三星堆二号坑复原的三支不同经纬密度的丝绸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蜀锦织造技艺”省级传承人曹代武 正在进行织造工序 三星堆丝绸复原的织造形态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蜀锦织造技艺”省级传承人曹代武 展示复原丝织物 首先复原出的三个种类，其软硬和疏密程度均不同。为研究三星堆丝绸的不同功能提供了参考——或许非常稠密的丝织物的用途，正好和祭祀甚至作为书写工具有关；较为稀疏的丝织物，可制作衣服或其他。 三星堆二号坑复原丝绸（质地比较稀疏） 原件丝绸残留物附着于二号坑青铜尊口沿 三星堆二号坑复原丝绸（质地较稠密） 原件附着于二号坑一件铜片上 三星堆二号坑复原丝绸（质地稠密） 原件丝绸残痕附着于二号坑的蛇器形上 2021年10月，团队复原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三星堆二号坑、三号坑、八号坑丝绸织物中的四支品种。至此，三星堆遗址丝绸复原工作暂告一段落。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研究员 向中央台摄制组展示7支复原丝织物 同时复原团队也在不断尝试用接近三星堆历史时期的织造工具、织造技艺复原当时的丝织物。 根据商代和西周资料记载，人们对桑树栽培、家蚕饲养、缫丝技术和机具、丝绸生产过程的络、并、捻、整经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和机具一直在进行摸索和改进。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贺斌 向中央台摄制组 展示复原三星堆丝织物所需要的手工织造工具 《说文·木部》云“檷，络丝坿也。易曰系于金檷”。段注：“今络丝架子”。其形制为四根垂直竹竿，竖插于地面或安装于木框上。丝绞箍在竹竿的四周，丝线通过一悬杆沟引至䈅子，手持䈅子不断转动，丝线便络至䈅子上；殷商西周捻丝除沿用纺砖对丝纤维加捻之外，还采用手摇纺车并丝加捻，经丝一般用两根丝并捻而成，强弱捻的决定取决于织物的用途。 三星堆丝绸传统织造复原中的 手工络筒、并丝捻丝、织造工艺 三星堆丝绸传统织造工艺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贺斌 用踏板素织机复原三星堆丝织品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将7支三星堆复原丝织品 交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江水焕焕，群山敻敻。三千多年前，以成都锦官城为轴心，以南丝绸之路为半径，我们的祖先已经将蜀地丝绸织锦纵横千万里，南走云贵、西上高原、远走中亚…….,在回望历史时，告诉世界我们心灵手巧、勤劳勇敢！ 三星堆的丝绸发现表明，从距今4800年到距今2600年，长江上游古蜀这方沃土曾存在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这里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策源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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