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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新思考 霍 巍 三星堆考古从1929年起算，已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近期以来，随着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公众对于三星堆考古的关注热度不断升温，学术界也对三星堆考古的相关学术问题重新开始新的观察和讨论。虽然目前三星堆新一轮的祭祀坑发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但从迄今出土的器物和各类遗迹、现象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三星堆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并由此掀起一场新的“头脑风暴”。下面以我对三星堆新发现考古遗存有限的认识，提出几点新的思考供大家讨论。 三星堆文明诞生在中华大地，是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 三星堆的新发现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的其中一个最为重大的话题，即三星堆文明的内在属性，它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国本土文明？最为极端的猜测，甚至出现“三星堆是外星人创造的文明”“三星堆祭祀坑是外域宗教神学与本土文明战争的产物”等种种臆想。我认为这些来自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甚至社会各界对于三星堆的议论，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发现的黄金面具、青铜人像以及大量埋藏在坑里的象牙等考古现象（包括1986年1、2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在内），在人们已有的“知识图谱”中都是新鲜的感观，尤其是与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之间似乎从总体面貌上差别巨大。 三星堆祭祀坑新出土的文物，提供给我们一些新的观察点。 首先，在其中一个坑内，出土成组的数件青铜尊，还出土一尊造型独特的“顶尊跪坐人像”。类似现象也在1、2号祭祀坑中有过发现，只是青铜尊的造型、组合有所不同，顶尊跪坐人像的体量与造型也有区别，但就其总体文化特征而言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成组的青铜尊很显然应是三星堆青铜器中作为祭祀场合的“礼器”来使用，这和中原商周青铜文化以鼎、簋等青铜容器加以组合作为祭祀的礼器，本质上别无二致。新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也形象地展示出三星堆文明中青铜尊这类容器受到“顶礼膜拜”的情景，说明三星堆虽然没有采用青铜鼎、簋组合，但青铜尊的地位却十分显赫。 不少从事冶金考古的专业工作者还进一步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中前后出土的青铜尊，从制作工艺上看，都采用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铸造法，即“泥模块铸法”，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腊法”；在一些纹饰和装饰性图案上，除模仿中原系统青铜器之外，更与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铜器相似，例如在青铜器体表面分铸合体而成立鸟、羊头（牛头），以青铜器的扉棱作为合范之处等等，都显示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铜工艺直接受到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影响。 其次，三星堆的玉器系统，包括过去出土的牙璋、玉璧等器物，都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玉器属于同一体系，是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西方文明中基本不见的器类，其文化“底色”迥然有别。三星堆的牙璋在中原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中便已经流行，后来在大半个中国大陆都开始制作和使用，是祭祀的“礼玉六器”之一，所以可以认为三星堆是中国史前和夏、商、周三代牙璋流传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三，此次在三星堆新出土的祭祀坑中确认了丝绸的存在，其中包括丝绸的残迹和混合在泥土中的植物丝蛋白。众所周知，丝绸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早在中原和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发现过蚕茧或蚕的陶、石模型。汉代成都号为“锦城”，以丝绸和织锦远销海内外而闻名于世。而三星堆新发现的丝绸证明古蜀大地上养蚕织丝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的三星堆时代。有不少学者在认真观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穿三层衣物上的纹饰之后，提出这位当时在三星堆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君王或神王身上，可能已经是锦衣华袍，以丝绸作服。从三星堆此次所发现的多处利用丝绸的遗迹现象来看，这种可能性应很大。商、周甲骨文中的“蜀”字，上为纵目，下为“虫”字旁，这很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保留了远古时代对于古蜀的历史记忆，其中既有蜀人“纵目”传说的遗痕，也保留了对蜀人种桑养蚕这一古俗的痕迹。 在文献典籍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来封其支庶于蜀。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氏开国，至开明世为秦所灭（前316年），古蜀各世数王虽远离中原王朝，被中原诸侯视为“椎结左衽”的“蛮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综上所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诞生于中华大地，是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考古发现“延长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是一条从“多元”最终汇聚为“一体”的历史长河。无数像三星堆这样具有独特风格、独立创造的地方性区域文明，最终汇入到中原文明体系中，并带给中华文明诸多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文明因素，才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历久弥坚、生生不息。而要认识“一体”，首先就得承认“多元”，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表明，她既有与中原文化之间相同的“文化基因”，却也有其丰富多彩、具有独创性的文化面貌，从而为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青铜时代，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三星堆祭祀坑最新考古发现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中又有新的人物造型和新的器型出土，而这类青铜器所反映的，都与神灵祭祀有关。除上面提到的那件顶尊跪坐人像外，在同一祭祀坑中，还有另一件头上顶着一个祭祀场景的人物形象；此人双手向上捧持祭坛底边，祭坛上另有一人仰卧其上，双腿悬垂向下，这很可能也是反映某个神秘的祭祀场景，具体细节等整体出土之后方可识其全貌。而在另一个祭祀坑中，则出土一个带有柱子的平台，平台之下为一尊高大的神兽，台上有若干正在举行祭祀的人物形象。与这类器物较为相似的青铜器，过去曾在2号祭祀坑中出土过一个祭坛的残件，其基本特征也是最下层为一神兽，上面顶着一个多层的祭坛；每层祭坛上都有成组并列的祭祀人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袍，手中有的执有棒状弯形器物，有的则双手做出一个姿势，不执任何器物。这类青铜器过去在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中不曾出现，应是三星堆青铜文明中的独特创造。 在黄金器物中，既有以往为人所知的黄金面具，也有过去未曾见到过的金箔拓展成的“半鸟半人形”黄金饰片。与之伴出的还有大量散乱分布在坑内的黄金圆形饰片，饰片上可明显地观察到在其中央有圆形的穿孔，由此推测其原可通过这个小孔串联或穿系在一起。至于这些饰物之间的关系，令人颇费猜测，它们原生的状态，大概只能通过后期在实验室里的仔细拼缀、复原，才能略窥其一斑。过去曾在1、2号祭祀坑中也发现罩在青铜头像表面的黄金面具、黄金制成的“权杖”等器物，后来在成都金沙遗址中也曾发现过和三星堆相类似的黄金面具，带有鸟、箭、人脸纹的金带，“太阳神鸟”饰片和蛙形饰片，大量带有穿孔的叶形、鱼形黄金饰片，表明两者之间在文化特征上的共同性，也是人们将金沙遗址的考古文化视为三星堆后续文化的重要依据之一。上述考古发现证明，三星堆和金沙对于黄金制品都是高度推崇，都将黄金认定为代表着贵重、等级、权威的象征之物。这一点，和世界古代文明中许多以黄金为贵的考古学文化非常相似。例如，西方上古时期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中，很早就有以黄金制作酒器、首饰的传统。尤其是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游牧的“斯基泰”人（中国古史中也称其为“塞种人”）就非常流行在衣饰、装饰品、马具、用具上使用黄金制品的习俗。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中虽也曾发现为数不少的黄金制品，但总体而论，与玉器、青铜器相比较仍不占主流。三星堆与金沙均以黄金为贵的这一考古现象，无疑也改变了以往人们的传统观念，需要我们从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的视野来加以比较和研究。
三星堆遗址7 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三星堆6个祭祀坑的发现，也为探讨三星堆祭祀行为提出新思考。事实上，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早在1929年便已揭开序幕，露出三星堆文明神秘的一角。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户燕道诚父子在其住宅“燕家院子”扩修水渠时，无意间挖出一堆埋在一个坑里的玉石器，还有已被打碎的许多陶器残片。最令人关注的现象是这坑玉石器中，还有一套多件从大到小重叠堆放起来的石璧，对于它们的用途曾引起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说它们可能和南太平洋、南岛群岛原始文化中用大石圈做量器的“法码”类似；也有人根据中国古籍中“以璧礼天”的记载，认为它们可能是和祭祀有关的“石璧”。现在看来，后者显然更具合理性。从这个器物坑的性质上看，很可能本生就是一个“祭祀坑”，只是祭祀的地点、对象和掩埋的器物类别（没有发现金器、青铜器、象牙等）有别于后来发现的这8个祭祀坑，祭祀的等级和规格也有所不同。如果这个推测无误，那就表明三星堆文明有着长期形成的祭祀传统，有一整套仪式和程序，这在人神混杂的青铜时代崇拜信仰的礼制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些诡异神秘的器物及其埋葬方式，可以形成引发人们产生迷幻的气氛，形成对天地的崇拜和神师（巫师，同时可能也是王权的代表者）沟通天地时的神秘仪轨。 其次，三星堆先后发现的这8个祭祀坑究竟是一次性祭祀留下来的遗迹，还是多次性的、连续不断的祭祀行为所致？早在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之后，当时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陈德安先生就观察到，这两个祭祀坑的器物虽然基本文化面貌相同，但可能仍属于两个时期，年代相距约百年，并由此推测“两个坑的器物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器”。此次新发掘的4号祭祀坑的C14测年数据多集中在距今3148—2966年的时代范围之内，也属于殷墟晚期，和1、2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同。这是否表明，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和1、2号祭祀坑一样，也是在大体相距不远的时期内先后举行祭祀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呢？ 陈德安先生认为，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些器物是在长时间使用之后，不断增添新的器种，最后才形成丰富而成套的祭器，它们最初的供祭地有可能是在宗庙之内，原本属于宗庙用器。其后因宗庙被毁，这些“宗庙重器”才被分别埋藏入坑中。如果按照这个推测，原来的宗庙才是祭祀的“第一现场”，现在看到的祭祀坑，则是宗庙被毁之后，将这些重器埋藏入坑的“第二现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是出自不同的宗庙，还是出自和1、2号祭祀坑同一处宗庙？也很值得关注。 再次，宗庙为何会被毁？祭祀坑形成的原因何在？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有两个推测：一是敌国入侵，宗庙被毁；二是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斗争而导致权力转移，即“改朝换代”所致。从现象上看，这些坑内的器物并非杂乱无章地抛弃入坑，而是按一定的顺序埋入，在埋入坑内之前似乎还举行过某种仪式，埋藏过程中还使用了大量牺牲，将其和宗庙重器一同焚烧，表明这些宗庙用器在被砸烂和火烧的过程中，也曾举行过某种祭祀仪式，这都不像是外敌所为，所以陈德安主张“内部权力斗争说”。但这个假说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果是内部权力的转换，需要将这些珍贵的王国重器——黄金、象牙、玉器和青铜器都悉数埋藏吗？如果是一次性“祭祀”行为，只能表明此时发生了极为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迁都、动乱、灾变等等；如果是多次性“祭祀”行为，不断大量耗费族群和国家所掌握的贵重资源，又是三星堆的国力所能承受的吗？此次新出土的6个祭祀坑内的器物保存情况和埋藏方式，或将会为进一步揭开这个谜底提供新的证物。 总之，三星堆考古发现提出的问题，要比已经解决的问题多得多。随着三星堆考古的不断深入开展，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的三星堆文明，还会带给世人新的惊喜，为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书写下新的篇章。（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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