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面世，其文物之精美不断引起世人的感叹，甚至有人提出了三星堆乃外星文明的观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三星堆还是个陌生的名词。本文题目借许宏老师考古纪事本末第二本书《三星堆之惑》之名，整理了一些公众对三星堆的常见疑问和误解。除书中内容外，本文内容来源于最近许宏老师参与的两个讲座对谈《三星堆与华夏：关于两种远古文明的对话》和《邂逅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古文明vs西亚古文明》。 ▌三星堆是华夏文明吗？华夏是什么？广义上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华夏子孙炎黄子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三星堆不是华夏文明吗？当然是的。可如果我们从历史学研究来看，从严格的分期来看，大家知道华夏这个概念最早是从东周开始的，东周的中原人自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其他地方的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长达千年的华夷之辨。所以有些人认为自从西周的礼乐制度出现，标志着华夏文明的起步。但是也有人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认为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属于华夏的前身，如果这样的话，三星堆存在的时期就能够与华夏对应上，但显然不在限于中原及左近的当时的“华夏”圈内。湖南的湘江地区如宁乡出土青铜器群，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群都是发达且风格别致的，三星堆只是其中较为别致的一支。它们大致还是属于苏秉琦先生所谓的“满天星斗”，这些文化各有自己的发展脉络。我们看到三星堆对于铜器的处理就体现出了一种和中原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信仰差别。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3-01▌当地青铜时代始于何时？来源何处？三星堆的铜器技术并非是独立发生的。《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中提到，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和形成的。三星堆文化铜器工业的繁荣昌盛映带在商代前后期之际（最新研究表明在商周更替之际），在这之前的二里岗上层期及其稍后，中原的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曾经大规模地在南方长江流域广泛传播，从而为三星堆文化青铜技术和艺术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从合金成分上看，三星堆两个器物坑铜器化学成分经分析，铜容器几乎是铜锡铅的三元合金，铜像设则以铜锡二元合金为主，铜合金的比例与中原殷墟时期的合金体系比较近似。三星堆铜器作坊的工匠们已经根据铜器种类来配制合金比例，不同用途铜器的合金比例也不相同。铜容器的合金中含锡往往较高，这不仅是三星堆文化区与生产锡矿的地带邻近的缘故，也与该铜器群所处的时代有关。三星堆文化铜容器的合金比例，与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古墓铜容器的合金比例颇为相似，这种相似性可能与它们相同的时代和共同的技术背景有关。在铸造工艺上，不同的学者则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铜器与中原系铜器并无两样，它们都采用块范铸造成型，没有使用石范的任何证据。看不出三星堆铜器铸造技术独立起源和产生的迹象。然而首次利用工业CT分析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铜树枝残件内发现了使用芯骨的证据，芯骨的材料以竹木质为主，是此类工艺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证据。作者指出，与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器不同，芯骨在古代西方铸件，尤其是青铜雕像上的使用非常广泛。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青铜雕像的内芯中，常见金属条制作的框架，是芯骨最典型的形态。据最新的铜器微量元素分组研究，金沙遗址的铜器生产可能采用了较为特别的含银或含锑原料，它反应的是铜料来源。可能有更多的外来因素。所以我们看到，该地区的青铜技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其他地区，无论是中原还是地中海文明。但这些学习似乎只限于技术上，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上并没有同时借鉴。我们看到无论是江西湖南还是湖北，我们找不到中原那些巨大的城市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反而给人一种他们的社会结构非常扁平的感觉。三星堆我们只关注到它巨大的祭祀坑，却很少注意到它鲜有殷墟妇好那种随葬物品极其丰富的个人墓。也就是说即便有较为高级的祭祀阶层或者说王权阶层，他们对个人的财富情况也是没有中原那么在乎的。所以有些学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如此的精美，却几乎没有发现自己的文字，那么它会不会有自己的文字呢？没有文字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是，三星堆文明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具象的器物上，这也许是对具象文字的图徽功能性替代。另外一个原因是，文字产生的另一个前提是复杂的社会结构，某些人需要发号示令，如果阶级比较简单，比方说就两层，统御范围也不大，那么直接口头传达就可以了，但如果阶级非常复杂，从最高阶级到最低阶级需要经过很多层，“疆土”较广，那么这时候将文字作为一种载体就非常必要了，我们看到秦汉时期因为疆域巨大出土的大量的行政文书。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三星堆以及其他长江流域大型青铜遗址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是较为扁平的。这种扁平社会对于漫长的发号示令的路径需求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没有文字产生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也就是说，这些集中在长江流域的文化可能没有北方的文化那么重视权力，而更多地把财富集中在了宗教事务上。这是和中原非常不同的一点，北方似乎体现出来了一种更多的不平等。可是我们不能说这种不平等是不好的。因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想掌握更多的暴力能力，想要动员更多的人口和控制更大的疆域去走在其他文明的前列，就必须具有更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必须能够发号施令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所以这也就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最后成了月明星稀的局面，为什么这些明明看起来本来文化非常繁荣的星星到最后逐渐失去了光芒，而中原文化最终成了最明亮的月亮。《天神与天地之道》 郭静云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5月版 ▌器物坑是祭祀场所吗？这些大坑是次抛吗？考古工作者观察到，埋藏在坑里的主要器物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器和一般的礼仪祭祀用品，而很像是在大型的宗庙里使用的成套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加上埋藏入坑的器物均被火焚烧过，一号坑内还出土了大量作为牺牲的动物与器物一起焚烧从而形成的烧骨碎渣，所以有学者认为不太可能是器物坑或者火葬坑，而更像是文献记载的通过焚烧而让烟气上达“天庭”的“燎燔”祭祀之礼，从而也有了祭祀坑的初步研究结论。最新发现的祭祀坑中的四号坑，也有焚烧过的痕迹，是否也反映出这样的燎燔之礼，值得进一步关注。至于使用次数这个问题，如果排除器物坑、火葬坑等推测， 那么就要确定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究竟是一次性的祭祀留下来的遗迹，还是多次的、连续不断地祭祀行为所致。是否新发现的六个坑和一号、二号坑一样，也是在大体相距不远的时期内先后举行祭祀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呢？按照既往的推测，原来的宗庙或神庙才是祭祀的第一现场，现在看到的器物坑，大概是在宗庙/神庙被毁之后，将这些重器埋藏入坑的第二现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此次新发现的六个器物坑是出自不同的宗庙/神庙，还是和一号、二号祭祀坑出自同一处，这也很值得探究。从现象上看，这些坑内的器物并非被杂乱无章地抛弃入坑，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埋入，在埋入坑内之前似乎还举行过某种仪式，埋藏过程中还用了大量牺牲，将其和宗庙/神庙重器一同焚烧，表明这些用器在被砸烂和火烧的过程中，也曾举行过某种祭祀仪式，这都不像是外敌所为。如果是内部权力的转换，需要将这些珍贵的王国重器——黄金、象牙、玉器青铜器都悉数埋藏吗？如果是一次性行为，只能表明此时发生了极为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迁都、动乱、灾变等；如果是多次的祭祀行为，不断大量耗费族群和国家所掌握的贵重资源，是三星堆背后的国力所能承受的吗？此次新出土的六个祭祀坑内的器物保存情况和埋藏方式，将成为进一步解开这个谜底的新证物。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坑中出土的精美的人头像、人面像，有学者认为他们是代表祖先亡灵的形象，宗庙正是这些祖先亡灵将领后的寄居之所。同时，兽面纹和兽面像则是集多种动物精灵于一体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对自然神灵精怪的崇拜，所以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的亡灵，各种自然生灵以及太阳神等。这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内，三号坑内以及发现有双手顶尊的青铜神人像，显然是以青铜尊作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场景。在三星堆艺术中，眼睛不仅出现在面部最显要的位置，同时也有一种脱离身体的、独立的形式。在2号坑中，与青铜头像和面具同时发现的还有大约50件菱形的青铜饰件，其中最大的一件宽度超过76厘米。这些饰件的中央为突起的半球，两侧为浮雕的三角形，发掘者据其形状称之为“目形饰件”。另一种脱离身体并同样高度程式化的眼睛有一对圆形眼球，其外眼角为一向上的突尖，内眼角向下勾起。这种眼睛有的是单独的饰件，有的出现在一个巨眼兽形面具的下部。 在商代甲骨文中“蜀”(古代四川的方国名)字作,其上部是一只巨眼，下部是蜷曲的身体。另有学者注意到《华阳国志·蜀志》中一段有趣的记载，传说中蜀国的统治者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有的研究者指出“纵目”实际上是对三星堆面具上柱状眼睛的描述，因此这些面具表现的是蚕丛的形象。无论这个解释的可信程度如何，这一记载清楚地反映了当地的一种观念，即具有特殊身份的王者有一双形状奇异的眼睛。而这一观念又与奴隶“失明”或“失目”的观念相反相成。郭沫若首先注意到西周青铜铭文中“民”(奴隶)与“盲”二字都为里，“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 至于更具体的祭祀程序，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既往所有的解释都属于推断和假说，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是，至少学者已经提出了解答问题的切入点，比如坑内填土与器物的关系，象牙和器物放置的先后顺序，运用微痕分析法等等。依最新的发现，除了两个较小、稍晚的坑外，其他六个坑中的器物残片互见，表明大部分器物坑具有共时性，我们的认识又往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都是食人族》 （法）列维-斯特劳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三星堆文化需要“消肿”吗？随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既往认知的三星堆文化越来越有“肿胀”之感。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一处遗址就等于一个大的“文化”吗？一处遗址可以且往往包含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堆积，但遗址分期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应该做严格区分的。考古学文化是指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面貌相似、经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组合，这里的物包括“不动产”的遗迹如城墙、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动产”的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遗物，甚至还有遗痕，比如工具的遗迹。遗址与考古学文化分期作业的差别在于，遗址的分期，探讨的是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同一遗址内堆积的先后问题。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指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的阶段划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围绕三星堆遗址及其所包含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却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到目前，读者们接触过的可能有广汉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月亮湾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等等，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于天府之国的文化丰富性的同时，也不禁让人发问，这么大小的一个区域，怎么能出现这么多考古学文化？那么，经过学者的不断探索，对文化堆积和分期的重新讨论，最终孙华的意见得到了学界大致的认可：三星堆一直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它们分别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最初被大体推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殷墟二期之间，后来则订正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到商末周初。还有很多人会把“蚕丛及鱼凫”与三星堆不同的文化分期联系起来。但研究古蜀历史，仅存有两部史书。一部是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一部是东晋的《华阳国志》。这两部古籍或残缺太多，或删削过甚，难以展现古蜀文化的全貌。如果按照《华阳国志》后面的说法，第一代蜀王蚕丛，就应该是西周末年到东周时期的王者，那他和三星堆文化就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要说他之后的柏濩和鱼凫了。《先蜀记》有云：“蚕丛始居于岷山石室中。”其地在今天茂县之叠溪，《汉书地理志》中讲到：“蜀郡蚕陵县，治今叠溪，旧称蚕陵，此即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山海经》中的一条记录也饶有趣味，“颛顼死而复苏，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鱼凫，读音为鱼服，又写为妇。有人把这条当做三星堆属于夏文化的证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献的成书时间问题，《山海经》的撰写已经受到了后世天下观的影响，古史传说人物又经过了无数的变形。这些后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01-01▌早期文明的特色与交流方式从器物看文明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土于叙利亚马里古城的祭拜者雕像，着装的样式，包括材质雪花石膏应该也是早期苏美尔的，青铜时代晚期就有几件铜错金银质地的斧头，上面有一个野猪，还有两个狮子。雕像比较早的时候就有这些非常细腻的对于准确的表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代艺术表现的主流与此颇为不同，关于人和动物的表现虽然也有一些小的创作，但数量很少，都是非常古拙的形象，不逼真也缺乏生动。它把精力花在铸造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母题，这是抽象的动物图案。表现当时人吃穿用度的具象图案还是非常少的，偏抽象的图案一直是主流，但是在外围地区还是有的，比如红山文化牛河梁祭庙里的“女神”陶塑还是比较具象的，再晚一点相当于殷墟时期的三星堆青铜像设，有一些面具和人头像之类，但也是很抽象的，不像后来欧亚大陆西部偏写实。所以在雕塑上应该存在着东西方风格上的差异。要说到实用器，我们说中国古代炊器如鼎鬲之类，都是用来烹饪流食的，熬稀饭或加热液体，显然它跟我们这边吃小米、黄米和大米等，是有很大关系的，最初粒食的比重比较大。再往西走就是粉食的馕、面包之类。显然它的炊器和饮食器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不同地域间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后起的身份地位象征物这些东西也不太一样。4000多年前相当于中国龙山时代的两河流域乌尔王陵，出金器还有青铜器，上面有非常具象的动物造型，那么我们则是玉、精制陶器和漆器，上面的装饰也是偏抽象的。在距今3700年到3800年那个时候，在作为广域王权国家都邑的二里头崛起之前，东亚大陆各地曾经有过兴盛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和二里头的崛起之间有一个断裂，这其中存在人口锐减的情况，聚落的数量也大幅度减少，所以我们的考古学者就推测，有没有可能是随着欧亚青铜潮的到来，有类似黑死病之类的瘟疫也传了过来。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这一千多年里边小麦、绵羊、黄牛和车马等外来因素纷纷输入，那么这些外来因素有没有可能是随着人口流动进入的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关于远程贸易的问题。西亚地区祭拜者雕像的眉毛和眼珠镶嵌了青金石，但是青金石原产地并不在叙利亚，而是在阿富汗，所以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那一带就已经有远程贸易了。我们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成串的贝的形象，考古发掘中有更早的这种贝类，一般认为是商贸的证据。如果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的话，这类物品只能称为远程输入品，具体输入方式还不清楚，有可能是战争，联姻，也不排除和平贸易等方式。但是这些都很难证明，就比如海贝，我们特指那种背部隆起，带着锯齿的货贝。从二里头到龙山，甚至更早的马家窑文化中都有存在，那么最初学者们就在想这是不是东南沿海来的。但是后来据考古学者的梳理，应该是从内亚地区翻山越岭，从印度洋沿岸这么过来的，因为物以稀为贵，海边上到处都有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作为奢侈品或者货币，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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