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许丹阳：以物见文——从出土遗物看三星堆文化的特质

1929年，居住于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台地的村民燕道诚无意间发现四百馀件玉石器，这是三星堆遗址第一次出土古代遗物。为了解玉石器出土情况，葛维汉于 1934年赴玉石器出土地点开展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获文物六百馀件［葛维汉《汉州发掘的初步报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 1933— 1934］。自是至今，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已持续近九十年，获取了包括陶器、铜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在内的一大批文物，尤以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器物坑和2020年至今发掘的三至八号器物坑出土文物最为丰富。

一　抟土作陶：三星堆文化的核心要素

陶器与人们生活的大多数活动相关，所含信息丰富，从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生产建筑到祭祀仪式、丧葬场合都离不开它。在考古学中，陶器又是最常见、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变化最多样的一类器物（赵辉《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江汉考古》 2019年第1期）。因此其形态、组合的变化情况就往往成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分期、分区和文化间相互关系研究的重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器物也是陶器，三星堆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支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首先在于它拥有一个富于个性的陶器群（图 1）。

觚形杯

小平底罐

盉

高柄豆

豆形器

图1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从功能上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器两大类。生产工具包括陶纺轮、网坠等，数量不多。生活用器占绝大多数，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很少，其中夹砂褐陶是最主要的陶系，几乎占陶器总数的一半。纹饰不发达，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的施纹方式有滚压、压印、刻划、镂空、附加堆塑等。纹饰种类以绳纹为主，次为弦纹、网纹、划纹、篦纹等，大多数纹饰都施于器物的特定部位。制法以手制为主，少数经慢轮修整，轮制的很少。

三星堆文化的日常生活所用陶器主要包括炊煮器、盛储器、水器。炊煮器包括小平底罐、袋足鬲形器等，以夹砂陶为主，耐火性比较好，另有数量较多的圈顶器盖应该也是配合炊煮器使用的。盛储器包括细高柄豆、矮圈足豆、大圈足盘、瘦体壶、矮领瓮、大口缸等。水器包括袋足封口盉、鸟头把勺、束颈瓶、觚形杯等，其中袋足封口盉可用来加热烧水，而束颈瓶、觚形杯也可用作酒器。另有一类高柄豆形器，独具特色，但用途不明。陶器总体形态显得比较瘦高，高柄豆的柄高且细，有肩陶器头重足轻，平底陶器底部很小，这些都使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

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三星堆文化中有多类陶器的造型风格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极其相似（邹衡《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57—58页）。数量最多、沿用最久的是陶袋足封口盉，上有圆管状冲天流，顶部前端封闭后端开敞，圆筒状器身下接三只修长的袋状足，器身后方有捉手宽鋬。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中，陶盉在居住遗址中出土不多，主要出土于墓葬中；而在三星堆文化的遗址中，陶盉是居住遗址出土陶器的典型器类之一。通过比较两个文化的陶盉可知：在质料上，三星堆文化的陶盉均为比较粗糙的夹砂陶，不同于二里头文化陶盉均为精细的泥质陶，这表明它们均应为本地制造而非外地传来；在造型上，三星堆文化陶盉普遍比二里头文化陶盉显得细长，而二里头文化从第三期以后就很少见较细长的陶盉，三星堆文化陶盉最早应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出现的；陶盉自身存在管流从冲天向前倾斜、袋足由尖角状到圆管状、裆下角由小到大、实足根从无到有、鋬由小变大等演变规律，而三星堆文化最早的陶盉形态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陶盉形态最为相似（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 2003，141—143页）。因此，三星堆文化陶盉是受二里头文化传播而产生的，出现年代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高柄豆、觚形杯，以及眼形刻划符号，都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成分与夹杂物研究，可知三星堆遗址陶器中夹杂物以石英颗粒为主（郭富、金普军等《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成分与夹杂物研究》，《陶瓷学报》 2021年第5期）。三星堆遗址位于鸭子河冲积平原，富含夹杂物的黏土深刻地影响着三星堆先民的制陶工艺。

二　神人怪兽：三星堆青铜器群的解读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集中出土于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和2020年至今发掘的三至八号坑。其他遗址点发现的铜器不多且形制简单，以广汉市高坪镇和三星堆遗址仓包包地点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三星堆青铜器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常见于中原地区的铜容器和罕见于中原地区的铜像设两大部分，此外还见有少量铜戈一类的兵器和功能不明的太阳形器等。

铜容器有尊、罍、壶、瓿、盘等类别，其中以尊和罍最为常见（图2）。铜尊不仅见有单独的个体，还见于组合青铜器中。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铜神坛”实际上就是下面有兽和人两层座子的尊形器（孙华《三星堆“铜神坛”的复原》，《文物》 2010年第1期），同坑还出土一件小型带镂空圈足底座的顶尊跪坐人像，与三号坑出土的大型顶尊跪坐人像在造型上相似，反映出铜尊在三星堆铜容器中的中心礼器地位。除了二号坑出土的编号为 K2②：112的一件兽面纹铜尊可能是从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商式尊以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 1999，238页），其馀的尊、罍都深具本地特色。相对于中原系青铜尊，三星堆青铜尊整体上显得瘦高，尊口内缘比唇部低而形成盘口，颈部较直并往往施加三道凸弦纹，肩部多立鸟、牛首、羊首等繁缛的装饰，扉棱多作卷云或立羽状，圈足均较高且壁面外鼓弧度较大。三星堆铜罍均身体瘦高，腹壁垂直，四个兽首贴在肩下腹壁上。这种长腹造型的铜器见于在中原地区见于商代早期，至商代晚期已经不见，而传播至长江流域之后一直沿用至商代晚期（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 2000，167— 168页）。部分三星堆铜尊、罍在出土时内部盛储有海贝、玉器等遗物，功能应当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存在差别。与三星堆遗址所见造型一致的铜尊在陕西南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广泛发现，特征鲜明，自成一系，不同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学者将之归为长江流域青铜器系统，三星堆青铜容器属于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一部分。

尊

罍

图2　三星堆遗址出土铜容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像设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种类最丰富、体态最高大、年代最悠久的青铜群像，也是三星堆文化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最引人瞩目的一群铜器，分为人物形象（包括人形神像）、动物形象（包括虚幻动物）、植物形象和组合形象四类。

人物形铜像（图 3）在铜像设中比例最大，既有全身的立像和半身像，也有头像、面像，还有大量眼睛和眼珠。三星堆出土的不同人物形象在身体造型、动作姿态和衣服装束上有所区别，可能指示着他们身份地位或职能的不同，实际上是三星堆古国社会结构组织的反映。带座大立人像与真人大小相当，头戴高冠，身着华丽的衣服，站立于高台之上，双手呈环握状，代表的应当是国王或大巫师一类的领袖人物。身穿长衣短裙、肌肉遒劲的小立人像则可能是地位相对较高的神职人员，或许兼有力士或者武士身份。半跪小人像多呈持物状，有的手捧牙璋形器，有的头上顶尊，有的背上背罍，表现的可能是正在向神灵供奉祭品的祭祀者。在以神权为主的古蜀社会中，祭祀活动占据重要地位。尖耳凸目人面像体型庞大，眼球呈圆筒状向前伸出，大兽耳向两侧展开，额头正中铸夔龙形额饰，极具视觉冲击力，可能代表三星堆人所崇拜的祖先神形象。人头像既见有平头顶辫发的形象，也有圆头顶笄发的形象，孙华先生分别称之为“笄发”人和“辫发”人，认为两者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族群，而所有的祭祀活动都不见“辫发”人，进而提出三星堆统治阶级的构成应是两元的，由两个族群联合执政。在三星堆上层社会中，人数并不很多的“笄发”族群都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反之，那些在宗教礼仪场合不见的“辫发”族群，则有可能从事的是世俗的职业，执掌三星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南方民族考古》，科学出版社， 2013，27— 35页）。考古学家往往不满足于所发掘出土的实物，而希望看到使用这些器物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在没有出土文字的情况下，“透物见人”并不容易，但三星堆遗址却提供了极好的样本， “人”就在那里，他们形态各异，展示了一个个重要的活动瞬间。被称为“三星堆人”的铜人像，头部造型非常程式化，三段式长脸，阔眉巨眼，宽扁的嘴角上翘，略带神秘的微笑，身躯瘦长，双手粗巨，是三星堆文化最为独特的一类器物。

人头像

大立人像

扭头跪坐人像

图3　三星堆遗址出土人物形铜像

动物形铜像数量也不少，种类有龙、蛇、鸟、虎、鹿的形象及兽面像等。其中鸟形象的铜器最为丰富，既有像鹰一样的鸷鸟，也有造型逼真的大公鸡，有的立于青铜神树之上作为大型器物的附件，还有的做成鸟形铜铃。在三号坑出土的一件铜人顶坛形器上，发现一个站立的小铜人，双手握鸟。四号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双手指背及手背上饰内凹状燕尾纹，左右两侧小腿肚上各饰一个羽冠纹，两小腿外侧各饰一组歧羽纹，它们代表的都是鸟的形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四川文物》 2021年第 4期）。考虑到古蜀国历史传说中的“柏濩”“鱼凫”“杜宇”等古蜀先王都与鸟有关，鸟可能是早期古蜀文明中具有图腾象征意义的一类形象。其象征意义可能是张光直先生所提出的作为巫师沟通天地人神的助手（张光直著，郭净译《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43— 65页），而这正与三星堆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相关。植物形铜像见有大型神树、小型神树和一些花朵、树叶等。二号坑出土的Ⅰ号大型青铜神树通高 3.96米，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树身上套铸三层树枝，每一层出三枝，全树共九枝，每枝各立一只铜鸟，与《山海经》等古书所描述的扶桑神树的形象相合，既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也是沟通天地的阶梯。组合铜像则以“铜神坛”“铜人顶坛形器”为代表，另有一些屋顶形的铜构件。

三星堆铜器中包括本地风格的铜像设和中原特色的铜容器都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基于这种铅的特殊性，和其出现时代的共时性，可知三星堆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和其他遗址特别是殷墟出土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来源都是相同的。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存在着资源共享、技术交流、文化互动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崔剑锋、吴小红《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部分青铜器的金属学和铅同位素比值再分析——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一些新认识》，《南方民族考古》， 2013，237— 250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器含铅情况相当普遍且铅含量普遍偏高、含锡较少且含量很低。从同一类器物铜、锡、铅的比例不一，彼此变化幅度很大的现象来看，三星堆文化青铜器在冶铸原料配方上还具有随意性，铜料配方技术比中原商文化铜器显得落后。铜器的制造主要采用陶范法，其制模、翻范、做芯、合范、浇铸、打磨等技术与商文化大体相同。大件铜器如带座立人像先分段预制，然后再铸接成型。复杂的器物，或采用附件先铸，然后嵌入主体外范浑铸成一体；或采用附件、主体分别铸造，然后将附件插入主体焊铆固定而成形。

三　金面起舞：三星堆金器的技术特点

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备受关注。央视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以考古百年为背景创作的舞蹈《金面》，通过光学捕捉技术，让舞者与青铜大立人打破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的物理边界，在同一世界里交互共舞，营造出三星堆的唯美浪漫。在中国青铜时代，金器的制造和使用并不普遍，相关发现也较少；而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器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种类上来说，都是一个特例，反映了三星堆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金器主要出土于器物坑之中，器类包括金杖皮、金面罩、金箔饰、金料块等。金杖皮由纯金皮包卷而成，其上饰人头和鱼、鸟图案，出土时已压扁，内侧尚存木质炭化物。金面像与铜头像面部特征一致，可能本身就是铜头像的附件，二号坑出土的四件戴金面罩的铜头像即为例证。金箔饰数量较多，种类丰富，见有人首鸟身形饰、虎形饰、四叉形饰、璋形饰、鱼形饰、树叶形饰、圆形饰、直条形带饰、拐折形带饰等，应为其他器物的构件或装饰，其中璋形饰、鱼形饰、圆形饰明显见有可供穿挂的小孔。

三星堆金器已经比较成熟地采用捶牒、錾刻工艺。通过对五号坑出土金面具（图 4）成型工艺的分析，应该是金料加热后打胎成薄片状的片材，片材经剪裁、脱錾成型，后通过搂、墩等打胎手法继续塑形，再进行光洁处理，消除锤击痕迹，以达到平整明亮的效果。最后通过锤牒、錾刻等手法表现出轮廓特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四川文物》 2022年第2期）。一号坑出土的金杖皮上所饰精美图案，更反映出高超的錾刻水平。各种形制的金箔饰，在制作过程中还辅助有剪切、黏贴、镶嵌等工艺。

图4　三星堆遗址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四　白玉圭璋：三星堆玉石礼器的指示

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工艺非常发达。三星堆遗址首次引起学术界注意就是1929年燕家院子玉石器的发现，而后在一号至八号器物坑、仓包包器物坑、仁胜村墓地、乃至在月亮湾的城墙边等地点都有数量不等的玉石器或玉石器半成品发现。从数量上来说，玉石器目前已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仅次于陶器的第二大类（图5）。玉石器在三星堆文化中是有着重要礼仪作用的、具有文化特色的器物，种类有礼器、工具、饰件三类。

璧

璋

戈

琮

图5　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

礼器是基于中原地区器物用途的一种分类，按照中原地区周代以后对于礼玉的命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主要有璋、戈、璧、琮四类。璋是中国传统的古玉分类名称，通常是指玉石器中类似于斧、戚一类兵器的制作精良的礼器。三星堆玉石器中的璋指的是那些前端宽阔有刃的长条形玉石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前端为平刃，第二类前端为斜刃，第三类前端如两个尖角的丫字刃。其中第三类玉石璋除了三星堆遗址外，还见于成都金沙遗址，而在其他地区则极少见，是早期古蜀文明中具有鲜明特色的玉石礼器。这种玉石璋在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文化区中还相当重要，不仅用玉石制作，还用青铜、黄金来仿制，三星堆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小型青铜璋形器、金璋形箔饰，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铜跪坐人像手里也捧有一个璋。玉石戈的基本特征在于有前端收聚成的锋，这是作为勾啄兵器保留的形态特色；但早就已经脱离了作为兵器的功能，而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即周代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圭”。三星堆玉石戈（圭）数量较多，形态多样，根据锋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通常所见的尖锋戈，援的前端有尖刺的前锋；二是援部的前锋好似被磕成缺口一样形状的歧锋戈，这类戈的内部均为两段式的玉石璋的形状；三是援部锋刃的缺口中雕琢飞鸟，这类戈的内部也为两段式璋形，其中有一件玉戈的援身还雕刻一件玉石璋的形状。其中后两类玉石戈仅见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也是早期古蜀文明中具有特色的器物。玉石璧中的有领璧较有特色。琮则很少见。

玉石工具的石质岩性多为热变质岩和变质火山岩，此外还有脉岩和沉积岩。一般为通体磨光的小型石器，器类主要有平面呈长梯形的斧和锛，长条形的凿和斤，此外还有斤、刀、锥、矛和纺轮。石器加工主要采用打、磨、钻三种工艺，石璧的制作大致经制坯、打磨、钻孔三个步骤；石斧多以砾石为素材，先加工扁圆砾石长径两侧，然后从两侧、顶端和底端向砾石两面进行加工并制出刃部，最后磨光；石锛多以石片为素材，打制出顶部后，利用石片边缘成刃部，然后磨光全器（参徐诗雨《三星堆遗址出土石器历时性变化与制作工艺初论》，《四川文物》 2021年第1期）。其中一些制作精美的玉斧、玉凿、玉斤、玉锥等器物，未见明显的使用痕迹，可能并非实用工具，而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礼器。

玉石饰件主要是玉石珠。

五　三星堆考古最新发现与认识

除上述陶器、铜器、金器、玉石器，三星堆文化出土遗物还有象牙及象牙器、丝绸及麻纺织品、竹木器及漆器残痕、玛瑙等珠宝器、骨角蚌器、海贝等，主要发现于三星堆遗址，相关研究尚待深入。

象牙也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比较有文化特色的一类遗物，考古背景方面的突出特点是：整根集中大量埋藏。在八个器物坑中，除了六号坑以外目前均有象牙或象牙器出土，位于三星堆古城西北部的青关山大型宫殿建筑区和城外西北部的仁胜墓地也有象牙发现。绝大多数象牙没有经过进一步加工，少量有切割痕迹。另有一些象牙残片上面有精美的花纹，尤其是五号坑出土较多，应该是象牙器具的残片，完整器尚待复原。象牙与铜器、金器、玉器在当时同属于品级较高的珍贵物品，在祭祀仪式中应具有重要作用。

丝绸是 2020年至今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一类文物，皆为残痕（郭建波、蔡秋彤《三星堆遗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及其考古学价值思考》，《中国文物报》 2021年7月30日）。2021年，在四号器物坑灰烬层里发现了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通过观察分析显微形态，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随后又在三号坑大面具耳朵旁、八号坑青铜残片上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六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蛋白信号。八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长宽约1.8×0.8厘米，面积约 91平方毫米，为平纹组织结构，是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表面覆有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图6）。在商代及其以前，中国考古发现的丝绸制品及其残留物数量还不多。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残留物，是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丝绸，意义重大。

四号坑出土

八号坑出土

图6　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绸残留物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种类丰富，不同种类、质地和造型的遗物，在反映三星堆文化的社会结构、技术水平、思想信仰、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不同的作用。除了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之外，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丝绸残留物等品级较高的物品，主要出土于八个特殊的器物坑之中。而这几个器物坑中的文物有一个共性：都与祭祀活动有关，原来可能属于宗庙里面的物品。凸目人面像、人首鸟身像是祭祀的对象；人头像、立人像、跪坐人像是祭祀者，他们之间应当还有身份地位的差别；青铜尊、罍等容器是盛装祭品的礼器；而玉璋、玉戈、象牙等属于祭品。因此，三星堆出土遗物体现出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形成了以“太阳—神鸟—神人—神树”为核心的太阳崇拜、祖先崇拜体系。造型奇异的“太阳形器”被认为是太阳崇拜最直接的物证，而青铜神树上的立鸟也可以与中国远古神话中代表太阳的“金乌”联系起来。凸目尖耳的青铜大面具被认为是古蜀国的祖先神蚕丛的形象，金杖上所表现的鱼鸟图案被认为是古蜀鱼凫氏族的“图腾”，是祖先崇拜的物证。青铜大立人像可能是当时大巫师的形象，青铜跪坐顶尊人像、刻有跪拜人祭山图案的玉璋、象征扶桑和若木的青铜神树，都生动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祭祀场景，而青铜尊、罍等铜礼器和玉璋、玉圭（戈）等玉礼器则在祭祀活动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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