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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是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容器、青铜兵器，玉石礼器，以及十余根象牙和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对于了解相当于商代的蜀族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我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尤其有特殊的意义。这批资料尚在整理之中，许多问题还待以后深入探讨，这里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一号祭祀坑的年代
2.前面已介绍，一号祭祀坑开口于三星堆遗址第五，六层以下。从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分析，此坑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后段。
坑内出土的青铜头像、人面像等为国内首次出土，目前尚无可比材料。璋，戈等玉器，从器形特征看有的可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的又晚到殷墟时期，也不能作断代的依据。只有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容器，为推断祭祀坑的年代提供了较科学的根据。陶器中的广肩平底罐和颈部施凹弦纹的壶，是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现的典型器物；尖底盏、器座是第三期偏晚出现的新器物。尖底盏形体较大，胎较厚，尖圆唇，腹较深。器座底部较平，边缘较锋利。形制呈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特点，与第四期器物明显不同。故可进一步推测此坑的时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后段。
青铜容器中罍的形制、花纹与河北藁城台西村墓葬出土的铜罍相似②；尊的形制、花纹和铸造工艺与安徽阜南月儿河段打捞出的商代前期(晚于郑州二里岗上层，与殷墟文化第一期相当)的龙虎尊一致③，时代也应与之相当；盘也是商代前期的形制特征。据此，我们推测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
2.有关祭祀问题的初步探讨
过去有关商代祭祀考古材料，主要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而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尚无发现。在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④，似乎可以看作是用“俑”替代人殉的发端。广汉三星堆一号祭汜坑内出土的铜人头豫，颈部作成倒三角形，出土对有的内装海贝，有的内插象牙，均被火烧过。这种情况，不象是作为祭祀对象——“神祗”，而像是作为祭品——“人祭”的代用品。颈部作成倒三角形，很可能用它们象征被杀的“人牲”。
燔燎的现象，过去也很少见，仅在殷墟丙组基址内发现有“烧牲祭”⑤。但甲骨文中有关“潦祭”的卜辞屡见不鲜，祭祀的名目相当繁多，对象很广泛，祭品尤为丰盛，有牛，羊羌、豕、犬考(毂)、豚，有的用牲多至十五头牛及卅牢，可见“燎祭”是隆重的大祭典⑥。三星堆一号祭祀玩内瘗埋了约3立方米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均用火烧过。我们认为，这些遗物是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
有人据甲骨文研究，认为“燎祭”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神祗，偶及先公先王等人鬼⑦。燎，《说文》目：“烧柴燎祭天也。”《札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廒悬，祭川曰浮沉。”而在甲骨文的记载中， “燎祭”不仅是祭天，也包括祭地、祭山川河流等诸自然神祗。在祭祀同一对象时，有“燎”、“埋”两种并用的情况⑧。同一条卜辞中，还有“黼”(沉)，“焚”对贞的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既使用“燎”祭，再将“燔燎”后的祭品“瘗埋”，我们推测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之一，而祭祀先公先王等人鬼的可能性很小。
3．从一号祭祀坑看蜀和商的关系
在过去的甲骨文中发现有“至蜀”、“征蜀”、“伐蜀”等卜辞⑩。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蜀”或在山东泰安至汶上11；或释3为旬、即指后世的旬国12；或约在今之陕西或者四川13。有的学者将汉中地区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成都平原蜀地的一些铜器和陶器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汉中盆地“城固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化，蜀族最早的活动中心，可能不是在其他地区，而是在汉水上游，只是到了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的假说14。近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至商末周初或略晚。除第一期遗存外，二至四期遗存和过去已被大家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柳叶形青铜短剑、烟荷包式铜钺、三角形援铜戈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故有人将这类文化称之为“早期巴蜀文化”或“早期蜀文化”15。
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西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都和商王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玉石器中C、D型璋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立刀、玉钺16，A、C型戈与殷墟妇好墓I式、Ⅱ式戈形制相似17。在祭祀礼仪上，蜀人用“燔燎”法可与卜辞中“燎祭”相印证。这些均说明蜀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在宗教意识、祭祀礼仪制度方面也与商王朝有相近之处。我们认为，甲骨文卜辞中的“至蜀”、“征蜀”、“伐蜀”所指的蜀，应就是川西平原的蜀。
在这次发掘中，广汉县和南兴镇的党、政部门，以及广汉县公安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广汉县中队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发掘：陈德安 陈显丹 戴福森 胡文超 周科华 张文彦 朱掌义 刘章泽
测绘：李显文 王鲁茂 戴堂才 黄家全
修复及拓片：杨晓邬 戴福森 戴堂才 戴 兵 敖金蓉
摄影：江 聪
插图：刘 瑛 杨文成
执笔：陈德安 陈显丹
备注：
（1）过去曾在遗址内属于第三、四期的地层中发现有这些所谓“红砂石”碎块，不明其用途。这次在祭祀坑的填土中又有发现，在清理器物时，发现器内存有这种“红砂石”始知为浇铸铜器的泥芯。
（2）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和墓葬的调查》，《考古》1973年第l期。
（3）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l期；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年第11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5）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年第7期。
（6）王辉：《殷人火祭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7）彭裕商；《卜辞中的“土”、“河”、“岳”》，《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8）“戊午l卜，紊于滤三宰，埋三章，于一珏。”见(辅仁20)。
（9）《小屯南地甲骨》(2232)，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詹鄞鑫：《读(小屯南地甲骨)札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10）见《殷墟书契前编》8。3。8：《殷墟书契后编》2。27。7；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风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11）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二集。
（1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13）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三卷七期，1942年。
（14）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 3年第2期。
（15）沈仲常等：《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的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赵殿增：《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宋治民：《关于蜀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16）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
（17）《文物》1 9 8 7年第1 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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