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塑造了三星堆文明的辉煌？

李白《蜀道难》写到:“ 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 随着李白旷世名篇的传颂，古蜀历史神异诡谲也给世人留下了不可捉摸的印象。我们知道，古蜀国历史分为先蜀“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后蜀“杜宇—开明”王朝。前者相当于考古学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后者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东周巴蜀文化。在古蜀国历史的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作为最重要的古蜀政治中心型都邑无疑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巨大的青铜人面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发式各异的青铜头像、高大神奇的青铜神树、黄金制作的“权杖”等文明要素，无不向我们展示着这一文明形态的独特魅力。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外景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如此规模巨大、文明形态突出的灿烂文明究竟来自于何方？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就目前而言，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意见：本土文化说，夏商移民说，外域入侵说。

施劲松认为，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其鲜明特征就是有大量种类丰富、风格独特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成都平原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正是这些青铜器所具有的独特面貌与内涵，使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文化相区别。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主要出自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生产这些青铜器的作坊，但由这一青铜器群的庞大数量和鲜明的地域特点，可以推定它们是在当地生产而非域外传入。他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包含着新技术、新观念的域外文化与有深厚积淀的本土文化相碰撞，可能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并成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契机。（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向桃初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很丰富，出土遗物种类很多，突出表现其文化面貌主要为陶器、铜器和玉器。通过对这几类遗物文化渊源的分析，我们发现来自中原地区的夏文化因素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特征突出，显示了夏文化在三星堆文化内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他分析：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霍巍从“广汉三星堆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的视角分析认为，以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 是悠久的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是, 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并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 而是有若干中心区域。它不是由一个文化中心向四周传播, 而是通过各个区域的相互交流和逐渐融合, 才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共同基础。这个过程中, 也同样不能排斥对相邻外来文明因素的吸取和融解。古蜀文明正是在广泛吸取周邻优秀文化因素的墓础之上, 形成与中原文明有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层次的文明中心。结合三星堆青铜文化整个文化面貌的内涵分析, 他认为, 这一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 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 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三星堆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独特的贡献，其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第S1期。)

以上三种观点是有关三星堆文化来源问题上比较典型的说法。这些观点都各具特色，为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应该说，在诸多观点中古蜀与中原的关系, 特别是古蜀王国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 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而追究解决问题的本源，还应该按照考古发掘所呈现的学术信息进行还原。

三星堆博物馆内景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对有关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做了较为清晰的阐释：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 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乌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 在川西平原是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下限至商末周初或略晚。除第一期遗存外, 二至四期遗存和过去已被大家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柳叶形青铜短剑、烟荷包式铜钱、三角形援铜戈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故有人将这类文化称之为“早期巴蜀文化” 或“早期蜀文化”。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 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 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 商、西周时期, 交往更为密切。（《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遗物中, 青铜大型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神树等, 具鲜明的地方特色, 在殷人统治区及其他地区都未曾发现, 应是蜀地的产品。玉戈、玉缓等玉石器则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自1931年以来, 这类玉石器不论是成品、半成品或是下脚料, 在遗址内屡有发现, 也应产自本地。两祭祀坑出土的垂、尊等礼器, 器形虽与中原殷文化地区所出接近,说明当时蜀和中原有一定的经济、文化交往, 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更接近陕南汉中城固、川东巫山、湖南岳阳以及湖北枣阳、沙市等地出土的同类器, 表明这些地区商代晚期文化的共性。（《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05期。）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文化独具地方特色，具有极强的本土原发性特色，但是伴随着文明的演进，中原文化、中亚文化都先后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产生了多样态的联系，从而助推三星堆文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三星堆考古发现震惊世界，三星堆文化来源的多维度探讨更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论提供了重要佐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