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文化的形成由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
发现
，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 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 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 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
古蜀文化的主要代表体现形式
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 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发展创新几乎空白。
蜀文化历史史料佐证
在古代文献中有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蜀的记载。根据彭州出土的“覃父癸” 、“牧正父己”铭文的铜觯，证明参与武王伐纣的蜀就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从《尚书·牧誓》记，当时参加伐纣八国有蜀，以后与周王朝关系一度亲密。平王东迁后，特别是战国时期与秦交往较多，之后成为秦地，在统一战争中成为秦对楚作战的前方基地《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 这就决定了蜀人进入成都平原时，必须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斗争，也就必然有一个辗转迁移治水的过程。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城等古城遗址，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西南部到腹心一带，说明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先从平原西南边缘治水建城起，再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心地带。这批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地带最早诞生的城市文明。
蜀文化的历史积淀
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的三星堆。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的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设立的主题公园式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等部分组成。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东距成都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自2001年以来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
蜀文化在川西平原的发展
四川盆地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蜀地史前文化最早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古人类的化石、旧石器遗址等代表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野蛮状态的遗存，在区域内时有发现，如资阳人、汉源富林旧石器文化遗存、广元中子铺文化以及茂县营盘山文化、广汉三星堆早期文化等。
古蜀地区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目前还存在许多缺环，两者之间是否是有直接的继承演变关系，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如果以最早文明的诞生作为史前文化结束的标志及古蜀文化的开始的话，那么，古蜀史前文化基本结束于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叶。
古蜀文化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盛衰兴亡不可避免。纵观古蜀文化的发展进程，其文明演变的时序是：
第一期——滥觞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时期。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早期蜀文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著标志是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这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早期的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青铜制作业已经出现，代表器物主要是兵器和工具。对应于文献，正是传说中的“三代蜀王”时期。
第二期——勃兴期，这个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到周初的时期。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方式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雅安沙溪、汉中盆地等为支撑点的文化圈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达到极盛的顶点，经济也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蜀地青铜文化进入全盛期，代表器物主要是礼器和酒器。
第三期——扩张期，这个时期相当于西周到春秋早期。古蜀文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文化广延性大为增强，古蜀文明的空间架构不断扩大。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在精神领域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已向纵深发展，城市体系扩大，国家形态日益成熟。
第四期——鼎盛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晚期。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体系的成熟，文字制度的形成，礼乐制度的完善。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之初是春秋早期的鳖灵入蜀，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了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文化影响都比较大的开明王朝。这一时期末是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然后秦从中原向蜀地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形态上消失，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也随之中断了，逐步融入中国大文明的范围中了。
第五期——转型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叶。古蜀王国虽然退出历史政治舞台，但是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还存在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