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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琮 11 古蜀玉琮之射台观察 约当商周之际的古蜀时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都发现了玉琮，又以金沙出土数目可观，这也就使得西南成为相关玉文化信仰体系传入的重要地区，也是保有相关传统的最后一片圣地。 作为金沙遗址发掘与研究的直接参与者，王方有多篇论文讨论了古蜀时代的玉器，也专门涉及到玉琮的研究。她梳理的结果是，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玉琮数量较少，形制均较为简单，多为素面单组射。早年发现的矮体琮，射部刻有平行横线和双圆圈，有学者认为类似良渚文化风格。金沙出土玉琮数量较多，多数为矮方柱体，射体不分组，素面无纹，制作较为粗糙。 有两件高体玉琮，射体分组，每组雕琢纹饰，选料精良，制作精湛。其中一件射分十组，选料和制作均属精良，为典型良渚文化晚期风格。 另一件四组射琮认为是仿良渚式，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玉琮的精品，也是商周玉琮中体形最大的一件，推断该玉琮的制作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金沙出土神面纹玉琮是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其制作年代和良渚文化寺墩3号墓、草鞋山198号墓和福泉山40号墓的时代相近，为良渚文化晚期的作品，经过长期的流转而传至成都平原，成为古蜀国的重器，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为古蜀国的祭器而埋藏于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出土玉琮既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也有仿良渚文化玉琮，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商周时期常见的矮体素面玉琮，这极大的丰富了商周玉琮的内涵（王方《金沙玉器类型及其特点》《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4期）。 在后来的研究中，王方注意到数量更多的矮体琮的解读。“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了30件玉琮，除两件高节玉琮外，其余均为矮体素面玉琮，这些矮体素面玉琮表现出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琮完全不同的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玉琮也有所不同，却与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玉琮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这是古蜀玉器的又一个源头，当然还不止于此（王方《金沙出土矮体素面玉琮与周边文化的交汇与联系》《金沙玉工2》）。 她由金沙接着讨论了三星堆的发现。三星堆出土玉琮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四川省博物馆收藏1件，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2件，三星堆博物馆收藏1件，1986年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1件，三星堆仓包包地点采集小石琮1件。将这些发现和金沙的发现一起，与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墓和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出土品比较，也可以找到相互间的联系。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对于金沙出土玉器的性质，黄剑华指出：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甚多，大都是祭祀礼仪用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器物。 金沙那件青玉长琮上端筒部有一个采用阴刻手法雕刻的神人纹，双脚粗短叉开站立，双臂向两边平举，头戴神奇的冠饰，双臂的两端刻划着飘逸的长袖，两臂还刻画着向上卷起的羽毛形装饰。 黄剑华对玉琮上的这个刻符特别关注，他注意到良渚文化长琮如有符号，一般多出现在这样的位置。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自收藏的一件长琮，还有安徽肥东征集的一件长琮，符号都雕刻于筒口的这个部位。此外巴黎吉美博物馆内的一件长琮，符号刻于筒口至两侧饕餮面中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长琮，符号则刻在两侧饕餮面中间。这些图像符号说明这件长琮可能并非本地的古代蜀人所作，加上其造型风格与形制特点也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基本相同，很可能来自于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地区，经过辗转流传而成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统治阶层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特殊礼器。 将蜀地玉琮的来源，找出东方良渚和西北齐家两个源头，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研究者却并没有明确认定，蜀人有没有自作的玉琮，虽然也有人简单提及可能有仿制的事实，但讨论并不充分。实际上，如果是仿制，要甄别出来也并不容易。 我以为蜀人仿制玉琮是没有问题的，蜀地的琮不会全都是由外部流入的，而且不仅仅只有仿制，还有创制，制出了有蜀地特色的琮，可称之为蜀琮。 经过仔细的器形比较，我发现蜀琮与其他琮的最大不同是，造型上出现了“射台”。何谓射台，指的是琮体之射左右连接起来后，不似大量龙山和齐家琮，它连接的位置其实没有与琮的筒口处在一个平面上，而是高出一点形成一个台面，这个台面可以称为“射台”。如编号2001CQJT8106(7):8和2001CQJC:712的琮，就出现有明显的射台，这应当是古蜀人的特别制作。 这样的连射之射台，绝不见于良渚文化玉琮，良渚琮还没有出现左右射连接在一起的形制。在齐家文化玉琮上也不见射台，虽然琮左右射连接为一体，但连接处与琮筒口外沿平齐，并不形成台阶形。个别玉琮虽然乍一看有很窄的台沿，其实不是，现在还没有见到有射台的琮。  甘肃定西出土齐家文化玉琮  有意思的是，在殷墟妇好中出土的编号1581的商代玉琮式管，由于直径与器高不过2厘米，所以称为琮管，其实它就是一件小型的琮。如果将它看作是琮，那它就是带射台的琮，俯视与侧视都能明确地看到射台。
再列举西周玉琮相关的例子。陕西长安张家坡M32出土玉琮，上端有明确的射台，下端却没有，两射连接处与筒口平齐。
陕西扶风周代遗存中同时发现共存的玉璧玉琮一组，被认定是齐家文化之物。其中的琮制作精工，带有明确的射台，还不能说就是齐家琮。 陕西扶风周代遗址出土玉璧玉琮 蜀地之外的商周之际这几个发现，我初步判断都与蜀有关，应当都是蜀地流转出去的琮，属蜀琮无疑。由此可以看到蜀与周的交往，还有更早与商的交往，这蜀琮是一类重要的物证。 还需要提到的是，宋以后出土和传世的琮形器中，其造型很多都与蜀式琮有关，既有良渚琮的射间，又有蜀琮的射台，可以推断是依据两地出土琮重新创作的文创产品。
末了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都与随葬无关，显示了不同于殷人的使用特点，古代蜀人对待玉琮的态度显然与殷人有别。三星堆时期出土的玉琮较少，千姿百态的青铜雕像群，在精神观念与物质形态方面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而在商周之际的金沙遗址，不仅发现了来自良渚文化的青玉长琮，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当地仿制玉琮，说明这些玉琮已成为古蜀族珍爱有加的重要祭祀礼器。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这些玉琮显然并未失去初始的寓意，可能依然是执掌神权沟通天地的象征。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告诉我们的当然并不仅仅是这些。它们不仅透露了玉琮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而且揭示了古代区域文明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同时还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商周时期古蜀社会的崇尚观念和祭祀礼仪方面的一些真实情形（黄剑华《金沙遗址出土玉琮探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22卷第2期2004年）。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真正能体现《周礼》中“六器”精髓的，却是在古蜀时期，这也反证《周礼》礼玉细节绝非完全虚构。我们了解的包括良渚与商周时期的玉琮，以出土于墓葬中的例证最多，可以解释为随葬品或敛葬品，其归属却并不是祭祀的礼器。也只有古蜀的玉琮及其他大量玉器，是明确出土于祭祀现场，是明白无误的礼器。 又因为古蜀的这些玉器全都是发现在祭祀场所，而且是明确的瘗埋遗存，是祭地遗迹，可以启发研究者对玉琮用途的重新思考。 玉琮的发现与研究，让我们觉得它不仅仅只是一件玉器而已，它的大范围传播和长时段传承，这样的时空转换过程值得仔细研究。 对于这个时空转换的特征，杨晶有这样的说法：“龙山时期的玉器，在红山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中，不难找到祖型；商周时期的玉器，在龙山时期的玉器中，也不难觅到原型。以玉琮为例，这种外方内圆的筒状玉器，始见于良渚文化，一直流行至殷商时期”。 她说“从良渚文化的玉琮，到龙山时期的玉琮，再到殷商时期的玉琮，经历了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扬弃过程。良渚文化的玉琮，一般为多节，其上饰阴线细刻加浅浮雕的兽面纹；龙山时期的玉琮，一般为单节，多数素面无纹，少数饰瓦棱纹；商代的玉琮，通常为单节，其上多饰瓦棱纹和浮雕兽面纹。可知龙山时期玉琮在形态上虽然保留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造型，但在装饰上却抛弃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纹样；而商代的玉琮，不仅弘扬了龙山时期玉琮的瓦棱纹，还升华了良渚文化玉琮的兽面纹”（杨晶《龙山镂空技术一枝独秀》，北方网http://www.enorth.com.cn 2012-10-28）。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古蜀时期对玉琮的传承也有扬弃，有创新的器形，而且还影响到中原地区。 从东南良渚到黄河龙山，再到西北齐家与中原三代，还有西南古蜀，玉琮的影踪已经越来越清晰。玉琮上有一条血脉将5000~3000年前的大华夏紧密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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