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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新死亡诗派20年

 置身于宁静 2022-01-01
文/道辉 大菻
  大菻:新死亡诗派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已20年,请你谈谈,在当时,你为什么给一个诗歌流派冠上“新死亡”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
  道辉:1992年初,六七个诗友在我家一幢面朝台湾海峡的宽敞石头屋子里喝酒谈诗,兴致所及,提出创立一个流派。他们都热烈要求我取个诗派的名称,我脱口说出了“死亡诗体”,大家异口同声叫好,说这个名字取到了极点。而我马上又加了个“新”字——“新死亡诗体”。当时,我认为,“死亡”这个词残酷、血淋淋的,是极冷、极黑暗的名词,用“新”字能起到消解作用。按哲学的角度说,死亡是人类的终极母题,“新”应有拯救的复活意义,恰好和死亡形成反差,也是面对“死亡”的一种积极态度。一生一死,一新一旧,产生强烈的冲撞感,也体现出生活的冲突和反叛。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不久,我们拿着编辑好的第一辑《新死亡诗体》到打印店打印,差点被老板轰了出来,以为我们拿的是殡仪馆的花名册呢。很快,《新死亡诗体》的创刊号出来了。改成“新死亡诗派”是在1993年初。那一年,我们出了一本大32开本的 《新死亡诗派诗选》,厚达300多个页码,印数3000册,收入全国各地的100多个先锋诗人的作品,这在当时的诗坛,是不可想象的一件大事。
  大菻:你提出了“诗写”这个词,如今这个词广泛运用于诗评家的日常话语中。“诗写”确实也构成了新死亡诗派具有引导性的创作母词,你能具体谈谈这个词蕴含的意义吗?
  道辉:这确实是对新死亡诗派的语言运作而言。一个个体的诗歌创作有时并不是失语而是“无言”,即是:个人发出的声息极其弱小有限,时常处于被另一个群体吞噬的可能性。“诗写”的提出是站在这个根基上说出来的,当时我脑中刹那间清醒的意识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在创作中,一是,应站在“诗”的基础上去写,二是,从“诗”的那边写回来。我曾经在多次发言中说过这样的话:“诗写到最后,进入的那种状态就语言本身而言,是诗在写你,而不是你在写诗。诗写到最后,语言会自我调整,达到一种名词状态,进入一种忘我。”这句话印证了“诗写”的含义。
  大菻:据说,新死亡诗派创立初期,你给几个成员进行了强制性的魔鬼训练,似乎收效极佳。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道辉:我确实在新死亡诗派创立初期用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想象”在独特情形下的实验。例如:我们用试管插入到一只死去的老鼠头颅里,我们吮吸到来自地下树根的脑髓,随即,我们用右手在白纸上写下这样的句子:老鼠的肚子是伯公的坟墓。另一个是语言术语处于抵制事实遭遇的忧虑和恐惧中的一种常规疗治。例如:诗行的接骨术运动,另称“意象化学”(主要处方:光亮、血滴、飞尘、半只梯子、天象和终极精神),反对“以前”诗歌,反对“反对”,反对“在”,认可“显现”一词,认可“天才”,认可“灵魂”。
  大菻:新死亡诗派在过去20年来,出版了很多刊物,也遭遇了许多挫折,你能谈谈个中艰辛吗?
  道辉:这种艰辛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阻碍,因为我们毕竟走过来了。我们出了新死亡诗派年刊大型诗丛《诗》总18卷,总计超过8000页码,发表了国内近千诗人的大量诗作。
  大菻:在这20年当中,新死亡诗派成功举办了多次大型诗歌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数参会者都认为你们举办的活动独特而且有实质意义。你能说说举办这些活动的感受吗?
  道辉:我有两句话要说。第一句话:想听听各个地方的诗人对我们评介的声音; 第二句话:诗人偶尔即可在激烈的争论中获取掷地有声的、一针见血的、具有修正价值的在场启示,这就是研讨会的意义。
  大菻:新死亡诗派的年度奖暨免费中国诗人手稿奖很吸引人,有一定的反响,请说说创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和未来的打算。
  道辉:这个奖项已举办六届,获奖的诗人有:阳子、严力、沈天鸿、雨田、张小云、林忠成、伊沙、余怒、叶延滨、阿翔、李东海、梁晓明、伊路、汤养宗、游刃、曾宏、何如、唐朝晖、马永波、蝼冢、周伦佑、杨克、李轻松、霍俊明、董辑、孙谦。我们为这些诗人免费出了诗集,有近三十种之多,印数达四万多册,其中大部分赠送给国内有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当然,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在装帧和媒体宣传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这个活动我们将继续坚持下去,尽可能在为获奖者免费出书的基础上,增补一些项目,诸如款项奖励等等,使这个活动更具实际意义。
  大菻:我们还是回到新死亡诗派的创作话题中来。最后请你说一下,就目前诗坛的个人化写作与流派写作的比较而言,你能谈谈新死亡诗派的诗写变迁或精神纲领的未来趋向吗?
  道辉:诗写问题已经谈了很多了,我为此写过一本30万字的《语词性质论》,专门论述了新死亡诗派的诗写和精神纲领。有时候,个人的精神在刚开始时也许很充沛,写着写着,渐渐察觉出这种精神因素都融入到文本中,但到了最后,往往却是什么都没有的。我提出这些观点,给予积极的诗歌写作意义清醒的另一面:认识世界瞬息万变的规律。“死亡”、“诗歌”这两个毫不沾边的概念,被密切地联结在一起成为“新死亡诗派”新的符号,这个符号在意义上基本也符合我们写作诗歌的想象和语言结构的表现形式。
  诗歌和死亡在这里相提并论,我认为这是生命写作的气质释放和灵魂的疑问;抑或是对于自我存在忧虑的思索与意识前提的确立:混沌和美的游离——这是“新死亡诗派”提出的一种新文本批判。对于世界,“新死亡诗派”的诗人们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把和谐曲解,把韵律隐匿,把思想提到头脑外面的空间部位。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新死亡诗派”想象的作用,是“新死亡诗派”诗人们的直接感受经验和现实生命超前的创作欲望。死亡、直接、绝对、残酷,历史以来给予人类的心理恐惧——延续而削弱了作为人生存的信心和价值,人为了成为人却逐渐地迫近死亡。存在到死亡,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产物。存在到死亡这个过程一开始就使他们疑虑、惶惑、变幻莫测———即是“死亡”这个词对于他们生存思索的困扰。“新死亡诗派”的诗歌在这个意识批评的前提下进行写作就有它独特的实在性和探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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