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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镇江府丹阳县天主教堂之外，一窃贼乘夜色躲在篱笆外，想要进去偷些东西。 教堂房屋为中式房，共有平房二十多间，房屋后面有一片桑园，窃贼看见桑树林之中有着零星火光，火光渐渐靠近，几名传教士开始在桑园里挖起了坑，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些他根本听不懂的话。 待坑挖好，这些洋人将一些重物扔进坑洞之中掩埋。窃贼凝神仔细看去，那被埋的，竟是已经僵挺的小儿遗体！ 窃贼惊慌恐惧，吓得没了盗窃的心思，扭头就跑。 围墙之中，铲土的声音还在继续着，这桩惊天的杀婴案，即将震动春日的小城…… 一、火烧教堂，义士求死 4月12日，听闻天主教堂偷偷掩埋孩童遗体的丹阳市民们蜂拥而至，不过一会儿，天主教堂外的人越围越多。 民间早有传闻说，这些洋人会挖取人的眼睛和心肝作为药引，本来就对洋人深恶痛绝的老百姓们，嚷着要教堂给个说法。 传教士们站在门口，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是对前来讨要说法的百姓恶言相向。市民自然觉得他们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强行冲进了教堂之中，有人发现桑树林之中有些新土，刨开一看，果然发现了孩童的遗体。 那人将孩子的遗体高高举起来，有人大哭，有人怒斥，突然有人大喊：“烧了教堂！烧了教堂！”也不知是谁点燃了一把火，教堂瞬间淹没在火光之中。  图｜晚清时期的传教士 百姓们将挖出的孩童遗体收敛好带走，四散而去。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列强割地赔款，被迫对基督教解禁，传教士蜂拥而至，在各地开办教堂。血性的中国百姓知道这些传教士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一步棋，形成民众反洋教的浪潮，和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教民和不信教的老百姓之间也常常爆发矛盾，发生不少民事和刑事案件，也被称为“教案”。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教案发生最多的时期，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大小教案的数量多达1600起。而如丹阳教案这般出现命案，大规模抗议火烧教堂的情况也很少。 教堂之中的洋人教士没有一人伤亡，但被中国人群起辱骂、教堂被毁让他们感觉到莫大的耻辱，引起了外国领事和公使的高度重视。丹阳知县查文清和镇江知府王仁堪先后到达现场，此案涉及到洋人，自然不能当作等闲民事案件看待。 丹阳市民张士洪第一个找到了查文清，这个平日被同乡嫌弃的无赖游民，对着两位父母官慷慨道：“发现孩子遗体的是我，纠集市民的是我，焚烧教堂和骂洋教士的人也是我，我今天愿为此而死。” 张士洪被关押下狱，查文清和王仁堪陷入沉思。 两位官员带人去了案发现场，挖遍了桑林，找出了70多具孩童的遗体。 触目惊心的是，这些遗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要不被挖去了双目，要不被断下了四肢。查文清和王仁堪泪流不止，王仁堪压抑着怒火，对查文清说：“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 二、为民请命，以官殉之 王仁堪，福建闽县人，光绪三年状元，直言劝谏、性格耿直，丹阳教案发生之时，他刚刚上任没有多久。 查文清，浙江海宁人，光绪年进士，1890年担任丹阳知县，次年4月份就发生了丹阳教案。 天主教堂埋着70具孩童遗体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临近的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的百姓接连发起驱逐洋教运动，他们烧教堂，赶走传教士，这期间的教案被统称为“辛卯教案”，轰动了全国，也惊动了朝廷。 英、法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屡次向软弱的清政府施压，清政府迅速派兵前往江苏弹压，前后撤了五名知县以平“洋老爷”的怒气。 王仁堪和查文清都是新官上任，还未完全站稳脚跟。面对着重重压力，两人再一次见面。  图｜王仁堪 查文清询问王仁堪将如何处理此事，王仁堪说：“你我将心中所想写成一个字，看能否一致。”两人各自用手沾了沾茶水，在桌上写了一个字，查文清写了一个“放”字，而王仁堪写下了“走”字。 见此，两人不禁大笑起来。对于此案，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 当天晚上，张士洪就被无罪释放，查文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当夜远走高飞，不要回来。 查文清和王仁堪还找到另外37户参与烧教堂的百姓，他们一一上门通知，让他们能走则走，去外地投奔亲友，等到一切平息之后再回来。 按照大清的律例，查文清将案卷转呈王仁堪，王仁堪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刚毅、江苏布政使裕长、江苏按察使周馥共呈递6篇禀问和一件谕帖，“伏求俯念愚蒙，将激愤情形，专疏入告，为民请命，据理力争”。  图｜《查公沧珊哀挽录》中刊载的查文清照片 经过查、王二人的调查，在烧毁教堂之前，传教士们已经听到流言，说要拆了他们的教堂。所以案发前，教士和教民们已经将教堂里面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搬走了。而且当日来找教堂讨说法的群众只有十余人，因为洋人一再阻拦他们，惹得百姓愤怒，才群起而攻之。 “一人激成众怒，纵火焚烧，旋即四散”。查文清和王仁堪认为，市民们刚开始并非是想寻衅闹事的，事后也没有趁乱抢夺，教堂之中的财物已经被搬空，也没有伤人性命，不能论抢劫罪论处。 除此之外，王仁堪和查文清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历年签订的中外约章之中，并未提到洋人有在中国开办育婴堂的规定。该教堂开办育婴堂，没有向当地官府备案批准，没有在门楣上明确标注内有育婴堂，“堂内并无生存之婴孩，附近居民亦无现充之乳媪”、“名为天主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王仁堪认为洋教士才是过错最大的一方。  图｜查文清手书 王仁堪的总结有理有据，都是通过真实而全面的资料给案件定性的，他给出的处理方式就是协商好赔偿数目，赔款修屋即可，但洋人对这个调查结果十分不满，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查文清最终受到了“撤任留缉”的处分，因查文清一直认定“事起仓促，犯无主名，无从着追”，不愿因此事抓捕任何一个老百姓， 一个人抗下了“纵逸”的罪名。 朝廷之中不少正义之士都为查文清鸣冤，四品给事中洪品良给朝廷上奏折，曰“祸由教堂自取”。王仁堪也在到处为查文清说情，竭力争取撤销对查文清的处分，他一再声明，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案子上面做出了让步，此后洋人只会得寸进尺，再有教案发生，恐怕更加难以结案。 刘坤一斥责王仁堪“迂”，查文清“戆”。但两人近乎执着地保护着老百姓，连官都可以不要了，刘坤一最终还是心软了，同意由当地赔偿教堂的损失，不追求烧毁教堂的责任，但查文清的处分是不能撤回了。 3个月后，查文清“以絓误去官”，王仁堪继续留任镇江知府。 三、弃官归隐，身后殊荣 “戆”这个字的意思是傻，笨，鲁莽。查文清真如刘坤一所说的蠢笨吗？ 根据张素《辛卯教案始末纪》记载，丹阳教案发生之时，查文清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官员，他并没有指挥救火，而是想方设法将所有的洋教士救了出来，眼看着教堂20间房屋付之一炬。  图｜《查公沧珊哀挽录》中的查文清追悼会现场 保护传教士在华利益是查文清作为一名清朝官员的职责所在，然而对于他们的残暴行为，查文清同样愤慨，也默许了百姓的反抗行为。 所以从最开始，查文清已经打算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哪怕他是家族最后一个进士。 海宁查氏在康熙年间是江南显赫的名门望族，“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查文清去官回乡后，以“退思老人”自居，一直醉心写诗，在海宁一带一度流传着“査诗、陈字、祝文章”的品评。除了写诗之外，查文清还修撰了家族族谱，经营家族“义庄”，通过庄中三千多亩义田收租，租金除了用来给自己养老之外，还要资助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 同乡如果有孩子考上了中学或者大学，可以从查家领到一份津贴，若是出国留学，那么津贴的数额更大。 丹阳举人陈元瑞前往浙江任职之时，曾经多次想要登门拜访老知县，可惜终没有与查文清见面。查文清已经下定决心退出官场，不问政事。 查文清曾经收留过一父母双亡的逃难青年崔三林，将家中一处荒田无偿交给崔三林开垦。崔三林勤劳耕作，一日在田里挖出了一翁金元宝。崔三林将金元宝还给查文清，而查文清不愿受，让崔三林自己留着过日子。两人推来推去，最后在乡亲们的劝说之下，各自留下一半，查文清将这些钱都归入义庄，拿来救济和鼓励后进。 1906年，查文清出资兴办了“龙头阁学堂”，民国后更名为“龙山国民小学”。20多年后，查文清的孙子查良镛也在这所小学念书，他就是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大师。 1923年，查文清离世。1924年，查文清葬礼举行之前，海宁查家给丹阳县政府送来了讣告。 查文清在丹阳担任县令的时间其实并不长，近30年过去，清朝都已经亡了，丹阳人还记着他。 《查公沧珊哀挽录》如此记载丹阳市民的反应——“全城惊狂”，百姓们为他立下了去思碑，2000多名市民在乔家巷公园内吊唁这位知县，领头的是丹阳县六个政府机关：县议事会、县参事会、县商会、县教育会、县农会、县教育局。  无论男女老少，无不痛哭失声。海宁悼念查文清之人不计其数，当年受恩于查文清的丹阳37户人家，以及丹阳推举出来的十几位绅士也来到海宁吊祭，他们一路磕头哭拜而来，见者无不动容。 也正是1924年，金庸出生了。 四，侠风不再？浩气永存 金庸与祖父并没有见过，但查文清在丹阳的故事，和丹阳人对查文清持续数十年不变的敬意，长辈和金庸说过许多遍。 金庸觉得，祖父对他的影响有两个，第一是丹阳教案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辱中国人，让他从小就有“驱尽人间不平事”的信念，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另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多读书。  图｜金庸先生 金庸的经典武侠小说，男主角性格各异，但都心怀天下、心怀百姓。他们的身上，似乎都能看到查文清的影子。 金庸写《连城诀》的后记之时，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而《连城诀》之中还提到了一位叫作“和生”的丹阳老人。 和生年轻时被财主栽赃嫁祸，说他偷窃金银，无辜坐了两年牢。出狱后，和生父母亲被气死了，未婚妻被财主少爷强抢过去做了继室。他气怒之下找财主少爷报复，用尖刀刺伤了恶人，被抓到监狱之中。财主少爷没死的成，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要将和生置于死地。 恰在这年，查文清来丹阳县做官，他知道了和生的冤屈，在离开丹阳之时，偷偷带走了和生，给他改名换姓养在海宁的家中。 和生就成了《连城诀》之中的人物原型。 这是一份奇妙的祖孙之缘，在这位武侠大师还未出生之时，他的祖父已经用实际行动演绎出他笔下的世界，为金庸准备了足以“供养”他一生的“侠情”。而金庸，也在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延续着祖父的浩然正气。 1986年，62岁的金庸携夫人来到江苏。 根据《镇江日报》记载，4月30日，金庸一行抵达镇江，游览金山、焦山、北固山，晚上受市委领导接见。5月1日，到达镇江市丹阳县，游览一日，后直接前往常州。 4月下旬，丹阳县委书记徐元海同志得知金庸即将到访的消息后，让县志办工作人员，查找《丹阳县志》之中对金庸祖父的相关记载，并且请县委办公室擅长书法的工作人员，用宣纸专门誊抄下来，作为丹阳人民送给金庸先生的见面礼。 5月1日当天，当金庸看到这份精心准备的“礼物”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徐元海、县长胡志杰等县领导及文化界人士陪着金庸专程来到了清代县衙的旧址，那天细雨绵绵，大家就像招待自家人一样招待着金庸夫妇。 一天的活动结束后，金庸提笔给丹阳送上一幅字——怀先祖之遗爱，睹今贤之丰功。一来，是表达对祖父的怀念，二来，也是对当地的赞美。  金庸此行，对丹阳人来说格外温暖。丹阳市政协委员殷显春多方寻找，觅得《查公沧珊哀挽录》，正想要送给金庸，没想到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来得如此突然，终未来得及。 四、查大才子，柳大善人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 查文清这一生，践行了一名儒士的最高标准。但在那样无力的历史背景下，查文清的仕途生涯走向了完结；而另一位父母官王仁堪从镇江调往苏州后不久，也因中毒而亡。与他们的跌宕人生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同时期在镇江的柳大善人柳昕和柳恂。 可巧的是，柳家的后人同样是一位名人——柳传志。 最近，丹阳教案被频频提及，只因为柳传志正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祖宗们也难免被揪了出来。 有人说，发生丹阳教案的教堂就是育婴堂开设的，他们一边做着老百姓拥戴的“善人”，一边残害着老百姓。其实，无论是从金庸《连城诀》后记还是关于丹阳教安现存的史料来看，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发生埋婴案的天主教堂（育婴堂）是柳昕开设的。 不过从柳大善人生平之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图｜同善堂 刘氏兄弟在镇江开设的同善堂，其慈善范围不仅仅在镇江或江苏，而是已经扩大到山西、山东、陕西等省。 柳家三兄弟，尤其是柳昕，“与人交，必矢诚信，尤严一介取与”，“敝衣蔬食，刻苦坚忍，节约日用以之施济”。按照史料记载，从同治年间开始，柳昕就在镇江大港开设保婴局，经营40年，活婴逾万。 在光绪年间，柳昕一直在协助王仁堪，曾经养活耕牛7000头，向山东、陕西等灾区捐资10万金。 据说正是因为柳家三兄弟的善举，在老三柳暹重病之时，西安灾民得知后纷纷为他祈祷。 同善堂所做的慈善不仅仅有这些，还有放生、拾骨、敬老、救火、育婴、办私塾、设厂舍粥、发放米票等。王仁堪曾说：“润城共事醇厚可信，只有二柳见爱愈深。”  以上都是柳家留下的史料，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出当年柳家的资产是有多么庞大。 单单从育婴堂这一项来说，仅靠在镇江大港开设育婴堂，救活一万多名弃婴，是一件难如登天之事。 清朝育婴堂普遍存在着很大的管理漏洞，根据清朝唐甄《潜书》之中记载，一家育婴堂雇用的乳母有百余人，有些乳母会把奶水尽量留给自己的孩子，偷偷给孤儿喂养米汁，最终导致大量婴儿营养不良而暴毙；有的乳母已经没有乳汁了，还会冒领工资。 如果柳家真的救活婴儿过万，意味着这些育婴堂要雇用成千上万名乳母，还有管理者、医生。此外，还要考虑到育婴堂的善款被层层贪污，婴儿存活率极低，柳家要投入多少才能救活这么多婴儿？ 那么，柳家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到底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立“柳大善人”的人设呢？ 老大柳昕主要负责出面做慈善，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老二柳恂开大烟馆，售卖鸦片，有人说当时开烟馆是合法的，暂且不提；老三柳暹做丝绸生意。 也就是说柳家的主要产业是丝绸和烟馆，单靠这两项，想要做到财富与声望并存的大家族，太难了。所以做慈善，也成了他们家的一项“生意”。 柳昕先和知府打上交道，再将慈善铺到其他省份，他的好名声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光绪三年，因为经办河南的善举，官府给他们颁发了“志孚任恤”的匾额；光绪九年，因为经办山东等地的善举，官府又给他们颁发了“心存利济”的匾额；光绪十四年，办理丹徒义赈，获“义重粉榆”匾额；光绪二十七年，柳家经办沙洲义赈，获“见义勇为”匾额。 几十年如一日，柳家兄弟非常注重对自己家族荣耀的装裱。他们和洋人、官府、民众、革命军打好一切关系，人们只见他们每天布衣吃素，不知他们苦心经营。查文清但凡能有这点柳家兄弟的心思，也不会在海宁做“退思老人”，低调地资助同乡老弱孤寡。 图｜柳传志 丹阳教案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国家尊严和人民尊严都被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着，查文清以“退”成全“侠”，柳家“财名兼收”始于“长袖善舞”、“善于经营”，二者都曾经在当地老百姓之中留下好口碑。 而如今查文清因金庸一书被推崇，刘氏兄弟因柳传志扣上“丹阳教安始作俑者”、“买办”的帽子摘不下来。这告诉我们，作为大家族的传人，光有好听的名字没有用，如果做不到像老祖宗这般在商场上八面玲珑、游刃有余，那就本本分分做个人，才不至于弄得百年前祖上名声狼狈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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