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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清明上河图》中的菜园
《清明上河图》上的家猪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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