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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存续的十四年时间里，伴随着这个政权的诞生、崛起、衰落、灭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各种战争。  但无论大胜或者惨败，对于整个帝国的生死存亡而言，没有一场战争的影响能超过1860年开始的安庆会战。 天京保卫战当然关键，那是最后的决战，但太平天国如果保有安庆，湘军可能永远都无法看到金陵的城墙。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安庆得失是因，天京存亡是果。 安庆为何如此重要？今天的安庆当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三线城市，知名度可能不及同省的合肥、芜湖，甚至也远远落后于当年与之齐名的徽州，即今天的黄山（安徽以安庆和徽州而得名） 但在晚清时期，他不但是皖省首府，毫无争议的安徽第一，而且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安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天京西面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屏障。 太平天国的防御体系，是沿长江而建，在天京上游，依次分别有武昌、九江和安庆三座临江重镇，而到1860年时，就只剩安庆还依然在太平天国手里。  当然安庆的争夺，攻守双方经历了漫长而残酷的对抗，最终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也相当复杂。但胜负之争，除了战略战术外，“人”的因素是最不能被忽略的。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在最为关键的安庆战役中，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以及前敌总指挥陈玉成、重要参与者李秀成是怎样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自杀式演出。 “合取湖北”变成各自为战1860年初夏，湘军攻克九江以后，集结五万兵力分四路东进，连陷太湖、潜山，威胁安庆。面对皖省所处的不利形势，天王洪秀全紧急召集主要将领研究对策。  会上形成的决议是，首先集中兵力向东，目标是苏、杭、上海等地，以开辟苏浙根据地，同时通过对上述江南富庶之地的占领，获得军费以购置轮船、武器。 其后再由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分别沿长江南北两岸出兵，以钳形之势合击湘军的后方基地湖北，功敌所必救，以解安庆之围。 岂料决议一出，就产生了分歧，因安徽是陈玉成的势力范围，他本人强烈要求第一时间西征，但是架不住众人的意见，只能勉强同意先东后西的作战步骤。 天王原计划陈玉成、李秀成合兵东征，并“限一月肃清回奏”，然而东征的行动虽然相对顺利，但时间却远远超过了规定的一个月，直到9月份，陈玉成才得空从常州抽身返回天京，而此时，李秀成仍然还滞留在苏州。 因为时间的耽搁，安庆外围的形势又进一步恶化，陈玉成救援心切，便迫不及待的统本部十余万人马率先开拔，如此一来，原本陈、李大军两翼齐飞的“合取湖北”计划，变成了英王孤身西进。  而领兵先行的陈玉成，也没有按照既定的行军路线出兵，中途经过安徽时，便由寿州南下桐城，打算直接攻击安庆周边城镇，快速解决战斗。 但陈玉成兵团在寿州、桐城、枞阳的系列战斗中屡屡受挫，英王出师不利，随即向天京求援，希望安排李秀成赴皖。 陈玉成擅自更改作战计划，已是不该，而洪秀全作为最高统帅，不仅姑息和迁就这种随心所欲的行为，还诏旨忠王立即率军赶赴上游，渡江扫北。 忠王李秀成此时正醉心于开辟苏南战场，安庆的得失和他自己也没有深切的利害关系，因此对参与西征根本就不太积极。 在此期间又听闻江西各州县有大量起义人员等待收编，在扩充实力的私心之下，就更不愿意到江北去配合陈玉成作战了。  既然天王能朝令夕改，那忠王自然就敢抗旨不遵，远在苏州拥兵自重的李秀成，完全无视天京城要求立即北上的命令，拖拖拉拉到当年11月，才不急不忙的率军开拔，但首要任务还是先到江西征兵。 本来西征步骤清晰，目标明确，对湘军的军事行动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上下一心，三军用命，很有可能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 然而出兵伊始，陈玉成擅自行动，洪秀全朝令夕改，李秀成又自怀心思，君臣三人一番操作下来，让1860年的西征，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混乱而又不和谐的阴影。 武昌城下突然退兵皖北作战不利，忠王也未能率兵来援，陈玉成只能重新执行西征的战略计划，继续向湖北挺近。 不得不说，做为当时太平军中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英殿大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容小觑，离开皖北以后，一路所向披靡。连克霍山、英山。1861年3月18日，又攻下鄂东重镇黄州。  黄州离武昌仅200里之遥，可谓朝发夕至，而此时湘军主力尽在安徽，武昌城中仅余3000守军，湖北巡抚、坐镇孤城的湘军大佬胡林翼，闻听太平军陈兵黄州，心急如焚，诱发肺炎呕血不止。 但就在攻克武昌的关键时刻，英国参赞巴夏礼以维护汉口租界利益为借口，赶赴黄州“劝告”陈玉成放弃攻击武昌。  陈玉成虽然久经沙场，统兵百万，但毕竟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加之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政治经验相对不足，面对唾手可得的武昌城，竟因为一句威胁警告，挟胜而来的五万大军就停止了前进的势头。 其实无论战争也好，外交也罢，本质还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只要太平军攻克武昌后，能维持英国的既得利益，英国大概率会默认太平军占领武昌的事实。 退一步而言，即使真的会引起“国际纠纷”，事情也有个轻重缓急，对于陈玉成和太平军而言，当务之急就是拿下武昌，其他才是之后要考虑的问题。 但陈玉成受巴夏礼威胁在前，于黄州又苦等忠王不至，武昌的防守逐渐增强，安庆持续告急，陈玉成只能委赖文光留守黄州，亲率两万精锐回援安徽。 黄州的踯躅不前，是安庆会战中陈玉成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放弃进攻武昌，合取湖北，围魏救赵的整个战略规划因此搁浅，此前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因此只能回头东进，死磕严阵以待的湘军主力了。 李秀成的短视与自私1861年11月，正当陈玉成在皖北与湘军激战正酣之时，西征的另一主力，南路的李秀成兵团在洪秀全再三催促之下，也终于从天京出发了。  但与陈玉成的心急火燎相比，李秀成的西进速度，却胜似闲庭信步，直到12月初，才慢慢悠悠地走到皖南黔县。 在那里李秀成遇到了湘军第一悍将鲍超，数次交锋忠王都难求一胜，遂被迫放弃县城，准备由羊栈岭退出，改道进驻婺源。 随着李秀成的撤退，整场战役最关键的转机随之出现了，毫不夸张的说，如果忠王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解救安庆之围，甚至从根本上扭转太平天国的劣势都极有可能。 原来距羊栈岭不足六十里，有一个地方叫作祁门，此时此刻，这里正是湘军主帅曾国藩的指挥总部所在。 祁门向西北两百余里即是安庆，既靠近前线方便指挥，又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相对也比较安全。 只是不曾想，在李秀成的误打误撞之下，竟然摸到了曾国藩身边。而此时，皖南除李秀成本部数万军队之外，太平军还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堵王黄文金等各路人马环伺左右。 而祁门又形同锅底，仅有一条出路，此时曾国藩手里只有不足三千守军，外围的鲍超霆军也仅有万人。闻知太平军已近在咫尺，大难临头的曾国藩近乎绝望，惶恐之中，除了草草写就遗书安排后事，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此时李秀成若能联合诸军，大举进攻祁门，即使鲍超天神下凡，众寡如此悬殊之下，根本不可能抵御各路太平军的围攻。 而一旦祁门被破，进而擒获曾国藩，湘军必然群龙无首，太平天国此后的形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退一步说，即使湘军能够及时救援祁门，那最低限度，曾国藩进攻安徽的整体部署也会被打乱，安庆迫在眉睫的围困也将不战自解。 但不知是李秀成的情报工作有误，根本不知曾国藩此时就身在祁门，还是忠王本来对西征就抱着应付了事的态度，在祁门之外与鲍超象征性的交战，不利之后便匆匆撤兵，经婺源转入浙江。 由此，曾国藩得以绝处逢生，而太平天国也丧失了开战以来最好的翻身机会。 祁门之后，忠王进入浙江又回兵江西，兜兜转转之间，1861年6月，在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主战场三个月之后，姗姗来迟的忠王大军，终于出现在了武昌城下。 此时经过皖、浙、赣三省的不断招兵买马，李秀成兵团已发展到三十万人，但面对清军严阵以待的武昌城，刻意保存实力的忠王，又是一番小打小闹，随即大举撤军。 1861年7月，李秀成回师江西，再次丧失进攻武汉的良机，两路“合取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的战略计划完全失败。 从天京迁延出兵到武昌城下的无功而返，其实也暴露了太平天国后期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诸侯林立，各大将领纷纷划地为界，拥兵自重。 离开湖北后，手握重兵的李秀成，不仅没有再参与到任何救援安庆的行动之中，反而趁着攻守双方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安徽主战场的时机，在皖南、江西、浙江大肆招兵买马。安庆风雨飘摇之时，李秀成兵团却在迅速崛起壮大。 回援安庆，英王一错再错安徽之得失，李秀成事不关己，保存实力尚、混水摸鱼尚可理解，令人诧异的是，安庆存亡与之生死攸关的陈玉成，从湖北回援时，竟然也没有真正的拼尽全力。 黄州原本有陈玉成部太平军五万人，英王安排三万人留守，自己身边只带了两万精锐。  更重要的是，陈玉成兵团最具战斗力的分别是由两淮骑兵组成的小左队，以及纯步兵的小右队。1863年陈玉成回援安庆时，只带走了4000人的小右队。 安庆危在旦夕，陈玉成却留了一手，其中用意不言自明，除了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外，还将解救安庆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了其他各路人马的身上。 殊不知安庆是你自己的大本营，你都不能做到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打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小算盘，凭什么要求其他将领为你的地盘而拼命。 而且单纯从战术上来看，没有小左队骑兵的冲锋，单纯依靠步兵，要想突破多隆阿、鲍超、李续宜等湘军悍将在安庆城外的重重防线，谈何容易。 陈玉成保存实力的姿态，很快就收到了恶果，从其重返主战场开始，一直到最终安庆陷落，无论是周边的杨辅清、黄文金、李世贤也好，还是随后从天京紧急驰援的洪仁玕、林绍璋也罢，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给予困境中的英王陈玉成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援皖主力经石牌抵达安庆城北，是时，安庆东、西、南三面已被湘军控制，仅余北面集贤关一处通道，陈玉成在此设置营垒，准备与安庆守军里应外合夹击曾国荃围城部队。 陈玉成刚到安庆不久，五月一日，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率两万援军由天京赶赴安庆，抵达安庆西北的桐城，扎营于城南新安渡、练潭一带。 但此时集贤关与桐城之间，横亘着清军多隆阿最强的骑兵部队，多隆阿趁天京援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发起猛攻，洪仁玕、林绍璋大败，撤往桐城之内。  援军赶到，陈玉成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接到洪、林兵败撤退的消息，此时英王心急如焚，担心援军不战而走，决定亲自赶赴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商议对策。 只是仓促之间，英王又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之前因为陈玉成主力到达安庆以北，湘军也随即进行针对性的兵力调动，此时的集贤关实际上处于湘军的重兵包围之中，处境也相当不妙。 但陈玉成一心求援，忽视了眼前存在的危险，5月19日，将集贤关守军一分为二，由悍将刘玱琳统领小右队四千精锐留守集贤关四垒，英王则自带五千人马趁夜北上桐城。 结果陈玉成半路即遭到鲍超、多隆阿拦截，损失千余人，于次日抵达桐城，更要命的是，湘军知悉英王离开，集贤关空虚，于陈玉成离开之后第五日，发起猛攻，结果刘玱琳战死，精锐小右队全军覆没，集贤关沦陷。 至此，安庆北面最后的缺口被湘军堵死，安庆四面被围，彻底沦为一座孤城。 安庆之后，仍是昏招迭出1861年8月25日，眼看安庆被围日久，已到弹尽粮绝、山穷水尽的地步，陈玉成由桐城南下，组织敢死队进行解救安庆的最后一次冲锋。 是役，城外援军以扇形展开，束草填壕，迎枪林弹雨拼死前冲，一昼夜前仆后继十二次，安庆城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城内守军亦疯狂反扑，湘军凭壕死守，防线险象环生，但最终太平军仍是功败垂成。 1861年9月5日，湘军以“穴地攻城”之法，炸塌安庆城墙，随即由缺口蜂拥入城，安庆守将叶芸来率城内太平军浴血抵抗，最终城破，一万六千守军全部阵亡。 陈玉成眼看大势已去，收拾残部北走庐州，而洪秀全惊闻安庆失守，暴怒之下将前线总指挥陈玉成和负责安庆救援计划的干王洪仁玕革职。 安庆保卫战的失败，原因相当复杂，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玉成，而且正值兵败，太平军士气低迷，安抚和鼓励远胜责罚，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军心，同时给予英王信心，安庆已失，至少要保住庐州，方能从长计议。 结果，陈玉成还没从安庆惨败的打击中缓过神了，天京的革职处罚却到了，曾经纵横捭阖的英王，连续遭受打击，方寸大乱，完全丧失了斗志和激情。
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下，陈玉成昏招迭出，先是赖文光向其建议放弃庐州，南下荆、襄，谋求东山再起。 而陈玉成固执己见，坚持要凭借孤城与湘军周旋。同时还派遣陈得才、赖文光等将领率两万人前往西北招兵买马，开辟根据地。 安庆都守不住，不知陈玉成是凭什么认为此时有能力守住庐州，而且即使要守城，像天京求援增强人手才是出路，关键时刻还要分兵，削弱自身的实力，只能说此时的陈玉成，已经丧失了一个合格统帅所应具备的基本判断能力。 结果，陈得才等人的远征军没走多久，陈玉成的老冤家多隆阿便兵临庐州城下，英王坐困孤城渐渐不支，正在这时，北面寿州的苗霈霖遣人送信，希望陈玉成北上，届时，将以二十万之众，帮助英王卷土重来。 苗霈霖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墙头草、两面派，多次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降而复叛。 庐州城的一众部下也反复告诫陈玉成：苗霈霖乃是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小人，千万不能轻信并对其抱有幻想，陈玉成依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 1862年5月，陈玉成趁夜弃城北走，最终被苗霈霖出卖，中计于寿州城内被俘，6月，于河南延津受寸磔之刑而亡，时年仅2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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