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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将星谱上，开国上将许世友凭借着自己高强的武艺、刚直的性格、卓越的才能，成为特立独行，最具传奇色彩的无双猛将。然而，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因为他的一生历经坎坷，的确是经过千锤百炼，除了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走过来之外，在延安时期曾经做过一件争议很大的严重事件，那就是组织“逃跑”事件，可以说是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重大案件，此事几乎断送前程，甚至生命。  事件的起因正如许世友在回忆录中描述：西路军遭受重大失利，作为军级干部的他感到非常痛心，由于近半个月没有休息好，病得吐血到医院住院，此时，四方面军的战友们纷纷跑到医院看望许世友，他们个个悲愤交加，失声痛哭。尤其是当时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涉及到他们，于是做出一个艰难而又狂躁的决定：离开延安，回四川大巴山去，因为那里有他们临走时留守的一支打游击的队伍，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名叫刘子才，正是许世友的老部下。  军人的特质一向是“言出必践，雷厉风行”，仅三天时间，他便串联了30多名干部，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5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其中包括洪学智、刘世模、詹道奎、王建安等著名将领，并制定了出走路线和时间：计划步行七天七夜通过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部队再说。  不过，他的这一计划并未实施，原因是抗大保卫处处长（曾任红四军政委）的王建安经过慎重考虑，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不走了，同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向上级作了报告，随后便逮捕了要离开的相关人员，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引发恶劣后果。今天，我们不说这起离开延安未遂事件如何处理，单一说许世友他们要投奔的这支游击队的相关情况。  他们要投奔的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刘子才，又名涛，安徽六安人，生于1912年，少年时学徒，当过织布工人，曾作为赤卫队员参加六（安）霍（山）起义，后随红七十三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直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当时担任红4军12师36团团长等职务，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先后任中共赤北县委书记，绥定道委书记，旺苍县委书记等职务， 在红军西渡嘉陵江前，根据总部的决定，刘子才所部的这个团特务连留下，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组成一个独立师，刘子才担任师长。  当时，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前，根据上级的精神，需要部分留守部队配合大部队行动，以便牵制敌人，巩固根据地，队伍组建大会上，方面军领导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现在我们红四方面军为了抗日，要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组织把这块由革命烈士的鲜血夺来的红军根据地，交给你们了。于是正式成为巴山红军游击队，全队近千人，刘子才担任司令员。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巴山游击队总指挥部设立在南江桃园镇北七公里铁炉坝村，以红31军名义开展斗争，打击民团和神团的复辟活动，在南郑建立了小坝、喜神2个乡、11个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同时，打败陕西国民党38军两个团的围攻， 发展到近1500人，游击区域扩大到纵横500平方公里。  此时，各处的敌人得知巴山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一时如临大敌，边区各地都成立了所谓的“清剿”机构，还成立了以祝绍周为主任的“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祝绍周令陕军一个旅进驻岩房坪，令38军两个团抵近寨坡一带，出动大队人马“围剿”巴山游击队。  面对险恶的形势和敌人的疯狂镇压，司令员刘子才率部每到一地，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主动给红军送粮、送菜、送肉和送情报。要求参加红军独立师的人越来越多，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越来越高。同时，在军事斗争上沉重地打击了汉中地区的反动民团，不但给勉县、褒城和南郑三县民团联防带来摧毁性的打击，而且震慑了其他反动民团联防，不敢轻举妄动。红军独立师军威大振，乘胜出击，给汉中地区的反动民团以连续性反击，打一仗，胜一仗，反动民团闻风丧胆，豪绅地主惊恐万状。  游击队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子才果断率巴山游击队离开旺苍坝，进入巴山老林，活动在川陕交界、巴山深处的牛脑壳、岩房坪、台上、铁炉坝、焦家河、尖子山、龙神店一带，他采取避实就虚，将部队转移到巴山南麓的汉中唐家坝一带，并确定“打陕安川”的作战方针，让敌人摸不到底细，多次打击反动民团的袭击，发动贫苦群众，着手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这支红军游击队不仅游，更重要的是击，在部队不断地部队转移过程中，刘子才认为，当地民团虽是乌合之众，但他们熟悉民情地形，威胁也最大，打掉民团是首选之计。为此，他经常采用出其不意的形式击败敌人，有一次巴山游击队途经岩房坪的石人山时，发现一处幽深的涧谷，山路成半环形沿着山岩向两边伸去，是一个设伏的好地形。于是，便布下伏兵，诱敌上钩。敌人果然上当，当一支300多的敌人人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轻重武器员时开火，一举歼灭这股敌人，缴获甚多，被称为“石人山大捷”。  同时，游击队经常袭击敌人的驻地，有一次，游击队情报获悉勉县、褒城、南郑三县民团有数百人驻扎在一个镇上，刘子才派两名游击队战士，巧妙化装进入敌营地，趁敌人换哨之机，把围墙弄个洞，夜半三更，游击队战士钻进去，搞掉了哨兵。然后瓮中捉鳖，消灭了全部的敌人。花板桥夜袭（又称魁星楼战斗）的胜利，缴获了大量的武装装备和军用物资，为游队的更大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司令员刘子才雕像 老林是营房，茅草盖身上。石头当枕头，睡呀睡得香。野菜和雪煮，口苦心明亮。跟着共产党，翻身求解放。”这是流传至今的《巴山游击队队歌》。一首队歌，真实再现了巴山游击队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体现了游击队战士们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游击队凭借这一带的山区，活跃在川陕交界地的茫茫林海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时声名大振。当时，许世友等人说要来这里打游击的时间，正是这支游击队最鼎盛时期。 打游击的地方大巴山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支活跃于大巴山的红军游击队，剑指汉中，威胁重庆，使后来在陪都的国民党反动派如芒刺背，如坐针毡，于是，调集川陕两省正规部队南北夹击清剿游击队。巴山游击队依靠群众的支持，依托深山老林和悬崖峭壁的有利地形，先后击溃胡宗南新编第九师和川军杨晒轩师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 然而，进入1939年冬，敌人又一次派出近万人的部队围攻游击队，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为巴中人李子猷，由于他熟悉巴山地形，采取釜底抽薪手段，将游击区的农户强迫迁走，制造“无人区”，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粮食、武器、情报来源。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游击队员吃草根树皮充饥，穿的裤子膝盖以下全被荆棘撕成了烂巾巾，日夜行走于冰天雪地，与敌人顽强战斗。 紧接着进入数九寒天，游击队战士还身穿夏天的单衣抵抗零下十多度的严寒。饿了啃树皮，渴了吃把雪，困了雪地上睡。大部分游击队战士不是与敌人交战而牺牲，而是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冻饿而死。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巴山游击队直属连连长管青山又叛变投敌，充当敌人的鹰犬，因为他全部掌握了巴山游击队秘密宿营地和行动规律，游击队走到哪敌人跟着哪，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除赵明恩、刘子才等极少数几个人突围脱险外，近千名游击队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大巴山上。 司令员刘子才突围下山后，经钢溪河到陕西沔县，再到汉中八里铺，由于他小时候做过此事，在那里买了几十斤棉花，化名陈花匠，以弹棉花为掩护，再次回到南江长赤，联络失散队员，欲重振游击队，通过做手艺刘子才很快便联络到30多个失散的巴山游击队员，准备重振旗鼓，再举起红旗打击敌人。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派出去联系武器事宜的人员，被一个原先游击队的叛徒认了出来，狡猾的敌人并没有立即抓捕他，而且通过跟踪的方式要顺藤摸瓜，带人不露声色地跟踪，轻而易举地抓获正在弹棉花的司令员刘子才。 接着，敌人所谓的公审处决，行刑这天正逢赶集，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赶来为刘子才送行，真可谓人山人海，把整个刑场围得水泄不通，刘子才毫无惧色地向老百姓进行慷慨激昂演讲：“乡亲们，别看反动派的气烟暂时嚣张，但迟早是要灭亡的。请大家相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人群里不少人失声痛哭。 司令员刘子才用过的弹棉花的篮子 司令员刘子才英勇就义，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的尸体偷出来，安葬在后山脚下的一棵大树脚下。至此，历时五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但巴山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却在这一带世代传颂，他们光辉战斗业绩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司令员刘子才的英魂，如巍巍大巴山，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 刘子才画像 顺便一提的是，血腥镇压巴山游击队的巴中人李子猷，在解放后竟然混进了川北行署，堂而皇之间当上了处长。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他在人民群众检举揭发下，1952年8月，李子猷被抓捕归案，他在认罪书上自供：“……在国共合作抗日，国难当头之时，我以北上抗日为名，欺骗游击队，而并不到前线去抗日，把枪口对准了巴山游击队，刘子才不愿投降，我把他们杀害了……”最终被就地正法。 烈士墙上的刘子才名字 更让后人感叹的是，幸亏当年许世友等人没有到这里来投奔刘子才的巴山游击队，要不然的话，他们这么多人，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星，那损失会是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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