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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祖:人是站在废墟中的神

 浮生偷闲 2022-01-04

多年前,我曾撰文批评当下文风的粗鄙化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网络文学、影视作品上,而且那些名家,如莫言、贾平凹等,都有此病,似乎不说一些脏话,不把文字弄脏,就不过瘾似的。当然,他们是小说家,偶尔有作品中的一二人物说一些脏话,也未尝不可;但是,散文就不可以了,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为粗鄙辩护。其实,还是因为当代作家普遍学养浅薄,高雅难乎哉!文字的典雅,需要深厚的学养和从小习得的教养。我们读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散文,就可以感知这一点。就此而言,当代文学中,相对于小说、诗歌,散文是最弱的。

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网上意外地看到了一篇《启大爷》,认真读完后,很是感慨。我喜欢启功先生的书法,也钦佩他的为人。以前也读过不少写他的文章,但是,这篇读后,感觉很是不一样。作者不仅写出了一位学养丰厚的启功先生,而且,文字非常干净,雅致,暗通民国文脉,与当下的文风差异很大。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就是:高贵。

读完了《启大爷》,我就记住了作者——俞宁,一位以前根本没听说过的学人。然后,就到处搜他的作品,一篇一篇地读完了。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吾爱吾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我马上购买了一册,也同时买了《启功论诗绝句忆注》。把《吾爱吾师》中的文章仔细重读一遍,不禁感慨:文字真是干净、儒雅,甚至有点固执、迂腐,比如称呼师辈都用他们的字,而不直呼其名。这当然是老传统了,在今日,已是很少见到了。又如,以第三人称称呼师辈时,都用“怹”。我还是从俞宁先生这里认识这个字的。

图片《吾爱吾师》

俞 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

十多年来,我很喜欢阅读书信,尤其民国学人的信笺。那种来往之中的礼节,措辞的讲究,文字的温润,很让我感动。即便犀利尖刻如鲁迅,他和长者的信笺,也是极其谦卑,一点都不张狂,只有和几位关系很亲密的弟子,才放言无忌,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启功是一位真正的高人,通达,睿智。看他的一些对话,调皮,幽默,但又有自己的坚守,真是一代贤人。他是著名书法家,却从不以此自傲。他评点古人,一两个字,或一二句话,胜却别人多少文字。俞宁回忆说,启功先生学八大,用功颇勤,有一次对他感叹道:“能学其巧,但无力学其拙。”初听此语,不禁一愣,后来一想,真是妙悟,非一般浅人所能道出。《启大爷》一文,写到启功与唐长孺、李孟东的交往,还有与作者的对白,让人只能想到那句古诗:“温声何穆穆,因风动馨香。”此外,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环顾当下学界,只能感慨斯文已逝。《曼倩不归花落尽——发现元白先生墨宝一件》,通过四十年后发现的启功当年书写的两首唐诗,写尽了启功对妻子的深情,是一篇很有韵味和余情的散文。

启功深通禅慧,修行极深,学养极厚,所以,言谈之间,颇有蕴藉、诙谐之风。《元白先生说“不”的艺术》一文的细节,都特别有趣。比如,启功不喜欢《离骚》,曾撰诗曰:“一卷《离骚》吾未读,《九歌》微听楚人香。”他不喜欢《离骚》,却绕着说没有读过。学院商量课程安排,他说,让我讲哪一段都可以,就是先秦别安排我讲。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离骚》里的字,好多我不认识。这就是诙谐,也是蕴藉。俞宁认为,启功先生不喜欢《离骚》,可能是不喜欢其中的激烈情绪。他对香山脚下的所谓曹雪芹故居不信服,撰《南乡子》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并不直接说。这就是涵养。当然,含蓄、委婉,不意味着乡愿。启功先生是有自己的定见、独见的;如果读懂了,还会发现,他还很犀利呢。俞宁在《启功论诗绝句忆注》中说:“这正显露出先生性格中淘气的一面:批评和赞扬混为一体,都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气说出来,使人如对禅宗机锋,难以确定其含义。得到先生真传的学生们,会在这确定与不确定之间认识到自己乃至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温和,更加独立思考。”

“文革”期间,俞宁的母亲下放湖北十堰市,哥哥姐姐到山西插队,父亲劳动改造。因此,他只好住在启功先生家;用他的话说,是“天天泡在元白先生家”,而跟父亲反倒是一个月才能见一两次。这样的日子,大概有五六年。这样“泡”出来的功夫,一般人岂能企及?所以,俞宁的散文,深得启功先生妙法。这在当代作家或学人中,是很罕见的了。天意乎?

图片

俞宁与启功先生(摄于1999年11月

《迟来的谢意——怀念李长之先生》,通过丰富而生动的细节,刻画了一位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评论家形象,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当时十四五岁的作者,和年近暮年的李长之,在劳动改造场见面,调皮、聪明的“我”,与傲气、被类风湿折磨得手都变形的李长之,两人之间的对话,真是极其精彩。李长之告诉“我”:“选择最恰当的细节下笔,就是最好的文采。”可以说,俞宁得其真传了。尤其是他给李长之送芝麻酱那部分文字,真是摇曳多姿,一波三折,让人为之三笑,但笑中有泪。李长之接受了他的芝麻酱,觉得应该回送一个礼物,就从包里拿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我”翻开书页,见“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连翻了十几页,都是如此”,不禁感慨“书的主人在这上面下过多少功夫”!

文章结尾写道,在老舍的葬礼上,见到李长之被儿子背着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李礼,仿佛身上背着个大孩子。等他走近了,我才看出,那不是孩子,而是长之先生。严重的类风湿,使他身体缩小了很多,且抽搐成一堆,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俞宁纯用白描,不直接抒情,但情已很深。这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

美国文学家爱默生说:“人是站在废墟中的神。”俞宁说:“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被改造成一片废墟。而我有幸在那片废墟里遇到了许多神一般的学者,他们的榜样引导我走出废墟,使我的精神逐渐与他们的血肉相连。”俞宁笔下的这些学人,真的都是废墟中的神。尤其是李长之,我很喜欢他的才情。予生也晚,恨不相识,但通过俞宁的这篇散文,我似乎触摸到了李先生的精魂。

俞宁的父亲俞敏先生,是陆宗达的弟子,算章黄弟子了,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精通汉藏比较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俞宁不想在父辈的荫蔽下做学问,欲另辟蹊径。他1978年考入英文系,1986年出国留学,1993年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然后,一直在美国一所州立大学,专讲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论。他说:“由于专业所限,从1986年到2016年这三十年,我非但没用汉字写过什么文章,甚至日常不敢用汉语思维,直到夜有所梦时都以英语作为媒介。”其实,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件好事,让他躲开了当下的汉语写作的影响。当他2016年暑假开始用汉字书写对父辈的回忆时,文字自是别有面目。古人说,复古,就是创新。他从父辈那里接续的是真正的中国传统。

《三十年无改于父之道——和父亲的约法三章》,这篇文章,读得让人难受。俞宁先生天赋颇高,可惜早年被迫失学,虽然在父亲和启功等先生的教育下,相比于同龄人,是很优秀了,但由于父亲要求太高、太严,他的压力极大。面对父亲和启功那山一样的存在,他自惭形秽,没有一点自信心;用他的话说:“让老二位吓怕了,巨人身影之下,不敢久留。”所以,他才逃到了外国文学,后来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集中到英美文学。临行之际,父亲知道没有办法了,但还是意有不安,给他约法三章:一是出国学习英美文学,多难,都要坚持,绝不能转行去学汉学,“那样做就等于宣布我和你启大爷教不了你汉学,而那些中国话说不利落的洋人汉学家却能教你。我们丢不起这个脸”;二是不能转行去学什么“中西比较文学”;三是你既然选择了英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把人家的东西学深、学透。

如今,再读这个约法三章,还是很感慨。老一辈学者多么有学术尊严,他们也有这个能力和资格。鲁迅当年就很瞧不起那些在国外讲中国学问,到中国讲欧美学问的人。还是华罗庚说得好:“弄斧就要到班门。”

《吾师“周公”》是一篇妙文,读之让人解颐。文章主要以“猴三儿”“我”与“浊世之翩翩佳公子”周珏良的对话展开,凸显了顽皮的“我”和“周公”之间的有趣交往。周珏良是世家子弟,父亲周叔弢,哥哥周一良,都是学养丰厚的学者、视野开阔的文化人。俞宁考硕士研究生时,启功和父亲还是希望他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但他态度坚决,继续读英国文学专业。在周騄良的引介下,俞宁拜访了周珏良,然后,就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面试”——周珏良问他《史记》读的是哪个本子,他说是日本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说起《汉书》,他是点过一遍句读的;问他毛笔字用什么帖,他说一直在学欧字,于是,周先生拿出自己写的小行楷,让他看……文章的有趣之处,不仅是这种富有家学的对话,更是顽皮的“我”的心理刻画,真是妙趣横生。“我”的自信、反抗、不服气,和那种淘气,都流露无遗。他觉得周先生可能不要他,所以,才会问自己这些中国的学问,所以,心里的失落是明显的。但他骨子里的那股傲气,让他不愿意认输。回到家中,却越想越觉得周先生是自己最好的导师了。“我”虽然想学英文专业,但也不愿意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血脉。

至于后面描写“我”和周公的学习交流,也是极其有趣。“我”的平等心理,和周公的循循善诱,让人感佩。周先生拿着线装版的郭茂倩《乐府诗集》,给“我”讲学,以至三十多年后,“我”仍然“记得书中传来的淡淡墨香,记得手指翻书传来的那种柔软绵涩的质感”。“我”不禁感叹:“在一个博学儒雅、和蔼可亲的名师指导下读书,应该是幸福榜上排名很高的一种。”是呀,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的幸福了。读此文,乃至读此书,我每每羡慕俞宁先生的绝佳学习环境——有那么多的高人在他周围,为他答疑解惑,熏陶滋润着他。有时,我甚至想,为了独立,为了逃出父辈的荫蔽,他跑到美国去学英美文学,然后在国外教授英美文学,是否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呢?如果他留在国内,而且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的造诣、影响,会如何呢?但一切皆有天定,很多事情也是假设不得的。

《只缘身在此山中——怀念傅璇琮先生》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作者在岳父家三十多年,经常和一位他叫叔叔的先生见面,却不知道他就是著名学者傅璇琮。看来,当年的俞宁专心英国文学,真的是心无旁骛。2010年左右,他开始觉得要还债了,父辈的古典文学教育不能浪费,应该为中国古典文学做点什么。这时候,他在写作时,读到了傅璇琮的著作,深为倾倒。这里,他和妻子的对话,很有趣——

(我)由衷地对妻子感叹,说:“有位叫傅璇琮的学者,真是让人佩服。他的材料,翔实可靠,使用起来让人特别放心!以后有机会的话,回国时去拜见人家一次,好好地感谢人家。”妻听了这番话,神情怪怪地盯着我看了半天,说:“这个学者呀,你叫叔叔都叫了三十多年了!你这个呆子!”说完还狠狠地踩了我脚背一下。


后面写他回国后去拜见傅先生,向先生致歉,他们的对话,都写得很好。这些文字,写出了他的呆、妻子的疼爱,以及傅先生的厚爱。

《两位师傅》写的是作者十八九岁当瓦工时的两位师傅——曹师傅和董师傅,通过对话,把两位技艺精湛的工人师傅刻画得栩栩如生。我父亲是建筑工人、木匠,后来担任县建筑公司四建的经理。我从初三开始,就跟父亲在县城上学,经常和工人在一起。我喜欢工厂里朴素的风气,憨厚、单纯的工人们。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那些工人。《柴青峰先生出北平记》《柴青峰先生逃婚记》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亲历,而是通过材料编撰而成,但也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无奈,尤其是“逃婚记”,写到柴青峰先生包办婚姻的妻子郦小娟,孤独一生,无爱无性。俞宁说:“君怜天下父母心,我悲天下女儿苦!”此文读毕,心里很是难受。

《月光皎洁只读书》回忆鸟类学家包老伯,一位生物系的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都有着精深的研究,是俞宁青年失学时期重要的导师。他可以熟背四书五经、唐诗,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渗透到血液中去了”。而他在鸟类学上的杰出成果,由于时代的荒唐,无法发表,竟至于永远错过了。这又是一代优秀学人的悲哀。

《吾爱吾师》中也有不那么精彩的篇什。毕竟不是自己熟悉的人物,作者刻画起来就有点隔膜,如《怀念吴谷茗老师》。还有两篇,感觉是用论文来写散文了,论文味太浓了,比如《元白先生的人格与风格》,文章虽然是好文章,但毕竟学问压倒了才情。苏轼、黄庭坚的一些小品,也在讨论学问,但文字不沉重,还是散文的笔法。俞宁在《启功论诗绝句忆注》引论中说:“我在美国多年读学术论文、写学术论文,养成了严格的逻辑思维,行文一本正经,丝丝入扣,渐趋呆板。”看来这种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已经成了一种无意识。不过,毕竟是启功先生熏陶出来的,大多数散文还是才情灿然,文笔飞动。

学术史上,有些学者学问很深厚,但就是不会写文章;而有些人的文笔不错,却学问不够。不过,真正把文章写得极好的,没有一个是学问不好的。比如鲁迅、周作人兄弟,文章好,学问也好,都是一流的。俞宁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所以,他的散文,颇有学者气。他把学识揉入文字里,让文章有了底蕴,这是优点。但有时候又过于讲究准确,加括号,强调措辞的准确,于是,生动形象就有歉焉。这是应该避免的。比如,《吾师“周公”》的开头:

题目中的“师”字可以是名词。如此,题意为我的老师“周公”。

题目中的“师”也可以是动词。如此,题意为我以“周公”为师。


这样的开头,就显得有点笨重,灵动不够。作为学术文章,如此表述,可能是必要的,但作为散文,就感觉不好。《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文纪念傅璇琮先生,开头是:“我认识傅璇琮'叔叔’已经四十年了。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才四年。”这开头就很好,抓人,给人悬念,逼迫读者不得不读下去。

其实,《启功论诗绝句忆注》也是很好的“学术散文”。他把欧美优秀散文传统,如蒙田、约翰逊、梭罗等,融入到汉语写作之中,使他的文字,儒雅之中充满着睿智、从容和宽和。此书第一篇,谈论诗绝句这个传统文体,通过对启功讲解的回忆,中西打通,文字舒缓,读来真是余味无穷。他的结论是:论诗绝句不求全面,只求观点鲜明独特。这是自然而然的结论,却让读者茅塞顿开。没有深厚的学力,这是无法做到的。限于篇幅,关于此书的文学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绝对不会失望。

《吾爱吾师》是近年难得的一册好散文集,不仅文字洗练,典雅,而且接续上了濒临断绝的中国文化传统。

2021年9月6日,改定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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