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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载当了宰相之后，他大权独揽。揽权之后，元载担心上奏论事的人揭露他私揽大权，就奏请道：“百官如果有所论奏，应当先告诉有关部门的长官，再由各长官报告宰相，然后再奏报陛下。（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元载还以皇帝的名义告诉百官说：“近来各有关部门上奏论事繁多，所说的多是谗言和诋毁之词，所以应由诸长官、宰相先确定所说的事是否可以上奏。（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刑部尚书颜真卿反对，他上疏说：“郎官和御史都是陛下的耳目。如今让上奏论事的人事事都要先向宰相报告，那就是陛下自己堵塞自己的耳目。陛下如果害怕大臣进谗言，为什么不观察他们所言的真假！假如所言如果是假，那就应该将他们处死；如果是真，那就应当奖赏他们。如果陛下不能做到这一步，就会使天下人说陛下对听览臣下的奏章感到厌烦，所以以此为借口，堵塞臣下劝谏争辩的途径，我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所著《门司式》说：'那些没有出入宫门凭证的人，如有急事上奏，都命令掌管宫门的人和执掌仪仗宿卫的人引导上奏，不许阻挠。’这是为了避免雍塞蒙蔽。天宝以后，李林甫担任宰相，他非常讨厌上奏论事的人，人们对此敢怒而不敢言。致使皇上的意图不能向下传达，而下面的情况皇上不能了解。皇上被蒙蔽，臣下缄口不言，终于酿成玄宗逃奔蜀地的大祸。国家衰败到今天这种地步，有它深远的根源。皇上大开直言不讳之路，大臣尚且不敢完全讲话，更何况让宰相大臣先行裁决和压制，那么陛下所能听到和看到的人不过几个了。天下的有识之士从此沉默不语，陛下看到无人再上奏论事，就会认为天下没有可论的事情，这真像李林甫在今天又复活了似的！过去李林甫虽然大权独揽，大臣中仍有不征求宰相意见而上奏论事的，对此，李林甫仅能借口其他事，暗中伤害他们，尚且不敢明目张胆地下令各有关部门上奏论事都必须先告诉宰相。陛下倘若不及早醒悟，就会逐渐孤立，过后虽然心中懊悔，也来不及了！（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不务为此，而使天下谓陛下厌听览之烦，托此为辞以塞谏争之路，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著《门司式》云：'其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门司与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宝以后，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喑呜，卒成幸蜀之祸。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从来者渐矣。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群臣犹莫敢尽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于今日也！昔林甫虽擅权，群臣有不谘宰相辄奏事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伤之，犹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元载得知颜真卿上疏很不满，于是奏称颜真卿诽谤。乙未（初九），代宗将颜真卿贬为峡州别驾。 秋八月，国子监修复完毕。丁亥（初四），在国子监行释奠礼。鱼朝恩手执《易经》，坐于高座，宣讲《易经》中的“鼎覆”，以此来讽刺宰相。王缙听后十分气愤，而元载却和颜悦色，十分坦然。鱼朝恩说：“遇到这样的事，发怒是人之常情，而能依然微笑的人则是不可揣测的。（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广开言路，不仅仅是为了征求意见本身，更是消灭权臣产生的土壤。言路一开，信息就公开透明，所有的事情就都是台面上的，就不容易被蒙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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