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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告诫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一个君王如果真的如此，可称得上明君了。但真正的君德恐怕不是仅此一点：有远大志向和坚韧毅力；知人善任，以人为本；创业守成，居安思危；抑淫克暴，察纳雅言。如果把几者结合起来，从思想、能力、修养、胸怀上做到统一或许是个合格的帝王。俱往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知能有几人具备？ 【经文】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 【译释】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迭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天下和谐，互不伤害。 【经文】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译释】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御、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用人。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法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所以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罚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罚暴力而亡国的就是秦了。 【经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垄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羔，龙飞凤翔，故能拨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枭将画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代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情，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卮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众动，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众，和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译释】 有人问：“王霸之道早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曹植说：“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威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聋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后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至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光武帝刘秀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构成了他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的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安邦定国的大计制定后，能胜券在握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每次进军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每次战争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唐尧虞舜一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留心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寻常；认尊贵，他们的事迹非同凡响；论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假疵；论品行，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传说，汉光武帝应比汉高祖更伟大。 【经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江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译释】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厚为本，以清静恬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戾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使国家耳目一新。比起秦始皇来更是伟大。至于骄奢淫逸，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经文】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先，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邵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悟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译释】 从前周王年少登基，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就发生了燕王、盖长公主和上官桀谋反的事。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廷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教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然后他才顿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格，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像武王一亲仁德，母亲“拳夫人”钩戈不像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桀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做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生在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柜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经文】 夏少康、汉光帝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中平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译释】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两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位君主凶残的性格所致，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他也够幸运的了。” 【经文】 自炎精不竞，寓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 “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头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译释】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字玄德）凭蜀地险要，孙权（字仲谋）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三人谁优谁劣？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无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彧；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邵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圭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琰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人长跪不起，我就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不讲仁德，只用刑戮，可见他暴虐极了。然而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实际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邵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经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鞫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 【译释】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测疑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好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不是对手了。” 【经文】 或曰：“晋景、文兄弟敦贤？” 虞南曰：“何晏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纂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彦，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译释】 有人问：“西晋前期的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何晏认为：'惟有深邃，才能领悟有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字太初）就是这样的人；惟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来。在司马懿诛灭曹操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的叛乱；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不失时机地部署军政大事，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的人、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经文】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佇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维已紊，礼教斯亡，□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译释】 隋文帝杨坚起自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字文邑）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帝，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统一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太平。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事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宫，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自取灭亡，岂不是天意？” 【经文】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殁而作谥，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 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物。’其神为五帝纬。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暤配木，炎帝配火，少暤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从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公孙臣贾谊以为汉土德，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疱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译释】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谋略，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经书上回答说：“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的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声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所以太□配木，炎帝配火，少□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 夏代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崇尚红色。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疱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 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唐.赵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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