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561年，倭寇问题依然是明朝东南海疆上的心腹之患。由于绝对的权威人物汪直，已被当局以并不服众的方式处死，让大部分中小海盗集团都失去了协调纽带，也不远像先前那般愿意忍耐。为此，他们开始按家乡地域做重新划分，并且对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的防务造成严重冲击。比如发生在当年的台州之战，便是此类现象的集中表现。 然而，人们过去总是单纯将台州之战看成新建戚家军的轻松获胜，容易忽略掉期间的不少细节。事实上，这场堪称倭寇最强反扑的对攻行动，更像是一场波及半个浙江省的大规模起义。 没有意义的不断胜利 明朝自建立之日起 便对沿海的商品经济带有本能敌视 早在公元14世纪，建立不久的明朝便对沿海各地施以严厉海禁。不仅是要杜绝外逃政敌的物资供给，也是希望从根本上扼杀区域内的非农本经济。其中，浙江因距离都城南京所在的南直隶省最近，故沦为重点监管对象。先后被设置有16卫、35所军事机构，下辖兵户数量的规模更是高达297000多人。在布防密度与武备等级方面，都胜过了更依赖海洋经济的福建和广东。 即便如此，以沿海渔夫、小商贩和破产农民组成的各类走私团体，依旧没法被高压态势所彻底根除。无论是定期遭袭的卫所驻军，还是碰巧路过的朝鲜士大夫，都有在报告或笔记中描绘出这些早期倭寇的活动身影。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地方士绅也为经济利益而加盟灰色产业链，并屡屡以贿赂手段将体制内军户给拉下水。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是维系地方经济不至于彻底崩盘的必要手段。甚至连许多军事定居点的扩张维持，都离不开他们的偷偷输血。  坐船出游的嘉靖皇帝 当然，上述平衡皆因大明朝廷的内部纷争而遭遇挑战。从1521年起，本无根基的嘉靖皇帝突然入主紫禁城，并立即掀起一场持续到自己驾崩为止的整肃风潮。虽然君主本人对这些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没太多恶意，却乐于将其作为自己操作洗牌的合理借口。于是便经常派遣钦差前往浙江督战，不惜以损害经济收益为代价，将暮气已深的原班人马剔除到次要位置。从而将剩余资源都紧握在手，并为自己从儒生阶层中那里赢得阵阵叫彩。 可惜，倭寇问题并没有因朝廷的强力执行而有所缓解。相反，在每一次堪称大捷的胜利之后，都会马上引起规模更甚的自然反弹。比如向舟山月港发起毁灭性突袭，就导致各路倭寇的集中抱团，直接成就了汪直集团的声势浩大。随后又是针对汪直本人的偷袭捕杀，让刚刚趋于缓和的官民矛盾重新激化。所以，即便不断从外地调兵遣将进行弹压，也无法靠连续胜利取得真正效果。至于本就留在沿海村舍的普通民众，更是因连续不断的冲突而损失极其惨重。  明朝中期的杭州湾地图 史无前例的大反扑 在浙江沿海水系中穿行的走私商贩小船 到了1561年春季，原先从属于汪直麾下的嫡系人马再度集结，准备对明军的浙东海防体系展开军事报复。虽然不再有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同盟协助，却还是依靠当地民众支持，勉强拼凑出总计20000人+50艘船的武装规模。考虑到当时最大的福船也不过能运载百人，那么有不少参与起义的所谓倭寇，都应该是来自附近沿海甚至是内陆山区。至少在比例上，远多于从日本平户岛等地杀回的海路部分。 在策略方面，倭寇依然将宁波作为自己攻坚的首选目标。因为自唐朝中后期以来，那里就是江浙海岸的最重要港口。即便在严守贸易管制措施的明朝，也是接纳日本朝贡使团的市舶司驻地，与各类走私商贩的利益都存在密切联系。许多与官军的发生早期冲突，也基本是以改港为中心展开。当然，为了尽可能分散守军注意力，倭寇们还是计划对南面的台州策动佯攻。特别是挡在县城与海岸之间的3处卫所，早已被成为众人心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因此，这场全面攻击将以兵分四路的方式同步展开。  明朝在浙江的朝贡贸易和海防体系 都以宁波府为绝对核心 另一方面，明朝官方也在1558年的岑港之战后，逐步升级浙江沿海的防务水平。首先是因为抗倭战线的极具拉长，让原本以广西狼兵为主的机动部队出现严重不足。因而批准戚继光的额外募兵请求，用浙西的义乌矿工编练出3000新式戚家军。其次就是重振衰落的水师舰队，前后添置了44艘新造战船，专门用于在陆上交战爆发时抄倭寇后路。最后还有地方卫所的自我强化，至少是能在突发袭击中拱卫一方。 正因如此，当大股倭寇即将进攻宁波的消息传来，戚继光也得以将计就计的推出针对措施。自己亲率机动力量赶往当地支援抗敌，同时还能放心将台州城内的驻军都分配到沿海卫所待命。然而，戚家军的前锋还未踏足宁海，自己的调度情况已被尚舟山的倭寇船队获悉。后者也立刻调整方略，把主攻方向调整到南面的台州。希望借机错开明军精锐，并将这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皮控制下来。甚至还有少量部属去往温州，制造出史无前例的巨大压迫感。  沿海倭寇的集中发难 成就了戚继光的个人事业高峰 从后来的战局发展来看，倭寇的战略大体上达到了预想效果。戚家军主力被成功吸引到宁波附近，只留下战力较差的卫所兵防御台州。一直到整场战役的半程过后，才匆匆由北线赶回南路增援。水师船队更是全程“隐身”，在持续数日的交锋中都没什么存在感可言。 当然，倭寇也自带许多不能克服的缺陷。譬如虽能在规模上做到气势宏大，却没有与之相配的指挥协调机制，更没有更胜一筹的基层战术体系。换言之，一旦各路人马分头行动，便几乎不再有调整空间。因为广东与福建盟军的缺席，他们的船只和武器技术层面也略居下风，无法对据城死守的明军形成局部优势。更重要的是，直接套用长期对抗腐朽卫所兵的经验，没有在心理上做好迎击强敌的必要准备。  集团性质 决定了倭寇的作战组织度相对较低 全面出击失败 正在登陆的倭寇船队 公元1561年4月19日，首批倭寇船队从舟山的几个外岛起航，并顺利在宁波南部象山港集结。附近明军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一行人已顺着峡湾进抵奉化，堂而皇之的在西凤岭安营扎寨。虽然没能攻克任何重要城镇，却成功将位于南面宁海的戚家军和北面宁波主城的水师舰队都吸引过来。因为当时的整个明朝前线指挥层，都基于经验断定倭寇主攻宁波，甚至将部分台州的本地驻军都派往北线。 然而，倭寇还是错估了新编戚家军的机动作战能力。这支参照广西狼兵逐渐的募兵队伍，几乎复刻了原版所具备的所有特征属性。在最初的兵源选择上，就专挑同样有多山环境的浙西义乌。成批雇来的矿工兵丁，又在入伍前就具备较成熟的自我管理体系，非常适合进行军事化改造。因而只要饷银口粮管够，就会卖力行军、勇猛作战，并且不容易像沿海同僚那般与倭寇存在黑箱联系。戚继光也正是依靠这样的3000名精兵，逐步在浙东战场上显露出头角。  训练中的戚家军士兵 4月22日，台州之战的烽火首先在宁波被点燃。因为倭寇已将大部分兵力调往南方，所以仅有2000多人在与明军直接对垒。但依靠先前积累的欺骗成果，还是成功将作为主力的戚家军拖延数日之久。直到自己的侧后方也受到水师威胁，才选择匆匆登船脱离接触。 同时，其他各分队已成功抵达台州，分别对设在桃渚、健跳与新河的3座卫所堡垒展开围攻，并伺机向更靠内陆的主城方向挺进。驻守各头的明军虽拼死抵抗，却还是被这突然且方向不明的袭击给死死压制。特别是在兵丁缺口很大的新河，只能将大批军户家属都动员上城头，用布置更多旌旗和集体呐喊等办法拖延时间。  倭寇成员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轻装士兵 此时，倭寇缺乏攻坚能力的弱点也迅速暴露出来。由于大都是自沿海外岛或日本平户返回的浙东私人武装，他们无法像福建同行那样配备弗朗机等大型火器，连普通火绳枪的装备率也赶不广东倭寇。包括本地接应者在内的大多数成员，皆缺乏铠甲等防护设备，唯有少量入伙的日本浪人才有头盔或轻质护具。加之队伍里的弓箭手比例也较为低下，几乎很难对严阵以待的城池保持火力压制。结果就是将突袭带来的时间差给白白消耗掉，自己往往只能在周围困守到局势生变。 果然，在驱散宁海一带的小股倭寇后，戚继光重新将手里的机动部队调往南线。首先便是的就近替边上的健跳卫所解困，用里应外合的老办法将千名倭寇驱赶下海。接着又水陆并进到更靠主城区的桃渚，同样是将包围要塞的对手迅速驱散。最后才将整支戚家军给一分为二，分头增援台州与新河卫所。此外，还有偏将唐尧臣率领的普通卫所驻军，更早一步就抵达了新河分战场。 大部分倭寇使用的船只也比较偏小 4月26日，围困新河的倭寇已失去先前的锐气，开始为解决后勤问题而向周遭分散兵力。唐尧臣麾下的2000名卫所兵却突然出现在城市以南，迅速解决掉那些留在岸边的船只与看守人员，并迫使对方迅速将余下的1000人集中到城南寺的前桥附近。 为尽快将困在堡垒中的家眷救出，这支主要由台州本地军户为主的卫所部队，竟不等戚家军主力赶到就直接开干。他们在少数来自江北的海门援兵协助下，迅速布置好前后两线阵列，以较为密集的盾墙迎接对手反扑。倭寇则因队伍成分的良莠不齐而草率出战，虽能在开打前还勉强派出一字长蛇阵，却无法在三五成群的梯次冲锋中维持正面齐整。以至于付出巨大伤亡而丝毫动摇不了明军阵脚，反倒让自己的有生力量遭逐个击破。 明朝普通沿海卫所兵装束 这场鏖战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太阳下班，终于以倭寇方面的主动西逃而宣告完结。但他们在失去海船接应的情况下，还是靠本地支持者的协助突围，让不少成员分头从西南两个方向顺利脱身。等到1500名戚家军精兵抵达新河，唐尧臣的偏师已基本解决了全部战斗。 4月27日，另外半数戚家军也加速赶到距台州主城区仅数里的花街，让规模近8000人的倭寇全都大吃一惊。戚继光本人更是亲自登场督战，并派人让城内的军户和民兵协助自己堵截对方退路。随后从容布置自己苦心琢磨的三才阵队列，坐等遭包抄态势的顽敌主动向自己发起进攻。倭寇一边虽在账面上有绝对的规模优势，但半数以上皆为拖家带口赶来相应的地方村夫，真正有能力迎战的不过3000绝对骨干。他们照旧排出传统的一字长蛇阵，并向武器完全占优的戚家军发动猛攻。结果成批倒在由火铳、狼筅等冷热兵器构成的严密火力网前，很快就折损了308名成员。余部迅速向西面的内陆山区遁走，只留下5000名老弱病残以“被掳人口”的名义被重新收编。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花街之战的交锋，也是戚家军同倭寇对手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 台州之战中的两军机动部署 余波转向内陆戚家军的山地兵源构成 让他们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机动 在4月27日的花街交锋之后，倭寇对台州的多面强攻已基本宣告失败。他们的船队要么被突袭明军毁于滩头锚地，要么因不堪重负而直接入海遁逃。过于劣质的武备水平，是其无力攻破任何一处堡垒的根本所在。 然而，部分被堵截掉退路的登陆倭寇，依然没有放弃抵抗意志与求生希望。其中就有2000多人重新聚集起来，在5月初携家带口的逃向浙西山城--丽水。但已屡次获胜的戚继光也肯定不愿放过他们，继续率3000名嫡系部队前去堵截。 倭寇散兵与使用三才阵的戚家军对战 戚家军的兵源优势，也在连续的雨夜急行军中被进一步放大。自小就生活在山区的义务矿工们，几乎没有停歇的穿越多条小路，成功赶在对方之前就登上了临海东北的上峰岭。等到倭寇全然不知的从峡谷通过，便毫无意外的因伏击而再度崩溃。其中的半数人在这次上峰岭之战中被击杀，余下妇孺再度以“被掳人口”的名义遭俘获。 此后，还有先前仰攻宁波的2000名倭寇，搭乘18艘船在5月17日转进温州北部的长沙扎营。对他们而言，再往南撤就将被迫远离故土。而两座大城之际的中间区域，无疑是争取本土根据地的最后机会。但戚家军还是登上浙江总兵卢镗提供的水师船只，在4天后的19日追击而至。先是以正面的三才阵吸引对手主力，随后派奇兵迂回到岸边焚毁船只。经过整整一天的多层部署，顺利将倭寇全部赶入海中击杀。至此，这场规模浩大而牵涉众多的台州之战，便以明朝官军的完胜而告终。 在温州的长沙被俘虏的倭寇 相比过去的数次抗倭交锋，台州之战无疑在多个层面具有特殊性。此前的倭寇尽管也是成分复杂、形散神聚，却从未拥有这样等级的单次出动规模。显然，无是滞留日本平户的亡命之徒，还是隐藏于舟山外岛潜在危险份子，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起这么多人口。 倒是获胜明军多次提及有俘虏数量可观的“被掳人口”，成为帮后人理解诡异现象的解密钥匙。考虑到自汪直遭捕杀前后，明朝官方就不断致力于强化固有的海禁国策，那么台州之战的地方起义性质便愈发显著。何况倭寇若在区域内没有足量的同情者，也就根本无法对官军的调度如此清楚，更没有可能选择向远离海岸的山区遁走。 倭寇进攻的区域 都是卫所军户社区 最后，悉数倭寇在行动中屡次攻打的战略目标，都是有明军筑城布防的卫所辖区。尽管其中不乏生活着大批妇女儿童，但以当时的社会身份性质而言，也全为朝廷在册记录的军籍范畴。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社区，执行着有违一方利益的霸道政策，故而是同原有的土著完全割裂。此类间隙在明朝中前期尚能被文治武功粉饰过去，到后来的清军入关之际则将变得非常致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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