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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湘20余年教育回顾:合作更胜竞争,放手反而成就

 skysun000001 2022-01-04

全文字数丨9461字

阅读时间丨9分钟(高效速读,可选1分钟精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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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老师:李泽湘,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XbotPark机器人部落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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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整个大湾区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诞生了一批企业。然而我们的制造业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要解决大湾区制造业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必须打造自己的火车头——在C端做出一批国际、国内的品牌。

然而,怎么打造?

在近二十年的教育路上,李泽湘教授跌跌撞撞,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他把问题的本质,指向了教育和创业生态。

1991年加入港科大以后,李泽湘教授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做研究、教课、带学生、写书,主要是在探索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课程,在中国如何落地的问题。这期间,他深刻体会到“放手让学生自主折腾”的力量;

2004年去了哈工大,即便还没有创业的概念,但他也想让学生们去探索,做产品,做公司,清楚认识了“让学生懂得合作”的重要性,并在“机器人大赛”上找到了那块把教育做成实践所需要的关键拼图;

基于他意识到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2014年,李泽湘教授开启了自己另一条探索之路——松山湖机器人部落,以及科创学院。

针对当下教育的知识碎片化、实验虚拟化、毕设形式化、专业细分化四大问题之下,李泽湘教授从内在动力着手,改变现有的教育框架,设计了一整套全新的科创教学模式:

大学时期到科创训练营了解和熟悉概念验证的过程。然后在基地进行毕业设计,与同学们一起发现问题,整合资源,到了研究生阶段,与学校一起联合培养。

先把问题找到,然后再整合数学、科学基础的研究,把专业和人文的东西糅合在一块。等有了初步的结果,再用创业去把它落。

如今,李泽湘教授发起的东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已成功孵化了60多个科技公司,从近年业界翘楚云鲸智能到李群自动化、逸动科技,其中15%已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

这是李泽湘教授实验的路,也是他心中未来新工科教育的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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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0年来,整个大湾区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大家有目共睹。

从代工时代到山寨时代,再到转型时代,诞生了一批企业。这一类草根派创业有几个特点:非常勤奋、市场敏感、资源整合能力,这些都没话说。

但其实,我们的制造业主要围绕着国外的品牌,产品创新能力(尤其C端)不足。如此一来,留给B端产业的利润空间就有限。哪怕是华为,IOT产品或C端都是跟着苹果的步伐。做一个市场上前所未有的产品很难。

苹果,因为主动创新、定义了智能手机,利润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行业里其他人基本只吃到一点骨头。家电的情况也一样,格力、美的、 TCL都是上一代的企业家,以跟随为主,技术上有一些创新,但是整体产品的创新不在他们的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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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解决大湾区制造业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必须打造自己的火车头——在C端做出一批国际、国内的品牌;然后围绕着它,拉动我们的芯片材料、核心部件、装备工厂,构成自己的体系。

举个例子,大疆做无人机的时候,因为图传需要长距离,呼唤出了新的芯片,两个团队凑在一块,不止成就了新一代的无人机,也成就了新一代的芯片企业。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而今天,我们确实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我们有约三四亿快速大规模崛起的中产阶级,同时有国际国内两个赛道、两个战场可以做。我们经常讲,卖水泥都能成中国首富,没道理不会出来一批成功的产品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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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提问:国内市场是否存在存量问题?

中国人均GDP还有很大的空间。但不要过分关注大公司现在在做什么,而是去看各个行业在做什么、有什么需求痛点;年轻人掌握思维方法以后,会创造他们的风口。去碾压现有市场不是他们做的,他们要做的是创造市场。

另一方面,大湾区的供应链优势也非常明显。

到CES参展的企业中,中国C端产品的数量并不少,其中大湾区占了60%。在大湾区之外即便众筹成功,也不能保证成功率,成功率只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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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场、有供应链,剩下的关键是抓住市场的需求、痛点,围绕它们把技术、资源高质量地整合起来。

但根本的问题,还是回到教育。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大学生群体,800~900万,研究生接近100万,但现有的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干不好这些活,有需无供。这些年在政府的推动下,大学生创业比例增长了约3%。但它们都落到了教培、零售、媒体、通讯、金融、证券、艺术、娱乐等领域,不包括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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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摸索,最近我们在深圳创立了科创学院。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制造业的认识与期望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

我稍微回顾了一路走到今天的过程,先是从清水湾开始;然后逐步走出去,跟深圳进行一些互动;接着再走入更边缘的地方,比如松山湖;最后拓展到整个大湾区。在整个过程中,我慢慢也摸清了很多年轻人和创业者的特点。

一、清水湾与港科大

香港科技大学(清水湾,1991)使命已达,光辉常在

过去,香港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大学,基本都是不做研究的,仅有的一点研究都是老师教课之余自己干点东西。

后来港科大引入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虽然是抄袭美国的路,但至少它把山寨做到了一定的层次,尤其前瞻地提出了深港湾区乃至于今天的大湾区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早期的港科大师生一直都在探索:大湾区的本质、优势到底在哪里?

今天很多人说:香港没落了、港科大被清华超越了,但无疑,它完成了自己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贡献了约1/3的半导体领域的人物;激发了香港其他高校引进人才开始做学术研究;孕育了很多前沿科技公司。

今天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等创办了起来,未来也非常可期,但说实话,离当年吴家玮创办港科大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还有一段距离。

3126实验室(ATC,1991)放手,有时比照顾更利于茁长

我加入港科大以后,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那时我做研究、教课、带学生、写书,主要是在探索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课程,在中国如何落地的问题。

今年,在内陆、香港、美国各地的学生举办了30周年庆,进行了一个总结:在这待过的硕士、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全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个。

其中,进入职场工作的、创业的、到学术界当老师的各占1/3左右,创办的公司达到28家。尤其让我欣慰甚至有点小骄傲的是,在这28家公司当中,除了固高、大疆,其他公司尽管大家也许不熟悉,但它们在技术、从产品方面,比起国际上相关领域的公司也是毫不逊色。

当然,大学生创立公司在美国是很普遍的事。但很多情况如果是由老师在领头,最后往往只能出来两三家公司,毕竟创立一家公司已经不容易,能出现1/3的概率,当中还是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这个难得的现象,实际上是发生在汪滔创立大疆之后;在那之后,这实验室里10个学生有9个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但当时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没有太多时间跟学生互动,因为人在深圳,一边忙固高,另一边搞哈工大的教育改革(往后再到南科大)。早期的学生,我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非常多,但很多都去了美国、去了学校,反倒是给了他们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折腾,结果一个两个都走了出来。

二、从清水湾到深圳湾

深港产学研基地 & 固高公司(1999)大胆的顶层设计,造就了深圳

过去我一直说,深圳产业要转型升级,没有大学、没有研究所,怎么转型升级?

北大的任阳生党委书记、港科大的吴家玮、深圳市长李子彬特别了不起,想出了一个招,在深圳建立一个产学研基地,让两个学校的师生来到这里跟企业合作做研究,期望借此走出来一两家公司。

朱经武曾经说,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今天得感谢一个人,李国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今天也得感谢一个人,就是刘应力。当时他从高新办处长任常务副市长,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离开深圳,一直在默默坚持推动这件事。

很多时候书记、市长都有很好的mission,但碍于在位不久,而中间没有人去坚持不懈地把它落地、迭代,最后不了了之。

昨天去广州粤芯12英寸的芯片厂,我跟他们就特别感慨。它虽然是2018年才建好,但早在那之前,深圳其实就成立了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办公室。这种事情真的需要顶层大胆地去布局、去推动、去迭代,一定程度上压上自己的乌纱帽,就像当时的李国鼎,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台积电。

所以回想起来,这几十年来,尤其过去20年,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在一些卡脖子的产业进行布局,但是我们错过了,把力气放在了一些较为短平快的产业上。

今天,固高有幸成为了中国在运动控制领域最重要的公司,支撑了60多个行业、几千家企业。大湾区的装备产业,后面很多都涉及固高的技术支撑。规模虽然不大,但总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没去炒房地产、没去搞金融,但专一地把几个零部件做好了。

哈工大深研院(2004-2009)学习更贵合作,而不在竞争。

做固高的过程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学生一毕业,甚至还没毕业就迫不及待去了美国,没人愿意来深圳做贸易行业。

2004年,我在哈工大深圳研究院承包了一个自动控制与学科部,按港科大的模式,希望能培养一点学生,在未来的关键时刻顶上用场。后来,他们也还真顶上了用场,在大疆重建的时候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主力部队。

当时在哈工大还没有创业的概念,但我们都想探索一下,让这些研究生创业。我们做的第一款产品今天想起来还很牛,就是半导体封装设备的焊线机,光刻机。十几个学生无知无畏,第一个把它做了起来。

但在关键时刻,团队吵架,十几个人活活把一家公司给吵没了。

所以后来我深刻意识到,我们的教育从来都不鼓励同学之间去团队合作,而是从一年级开始就把小孩放到一个以考试排名为目标的竞争氛围中。

过程里也没有团队project这么一说。这样的元素如果在早期教育里没有,后面再想要有就很艰难了,但协作能力实际上是今天最核心的能力之一。一些学生来我们这里上课,常常会挑熟悉的人组队,但我们都会鼓励学生多和兴趣不同、不熟悉的人搭档。在学校学会团队协作,以后出去打仗才可能少点翻车。

所幸,这些学生倒下去以后,又一步步爬了起来,如今创办了8家公司。但这个过程确实也不轻易,几个学生长时间都振作不起来。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2004-现在)

一个机器人,把教育里多年的“顽疾”药到病除。

当时港科大建立的时候,课程体系、教材完全是照搬美国伯克利、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地方。以科学主导工程,就是让学生先学各种数学、物理以及专业知识,最后到了毕业设计再把所有知识一次性整合起来。

这个模式其实也没错。上一代的学生更相信知识的力量,把知识学好了未来一定用得上,所以能坚持先学。

但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对课程、教材不感兴趣,立刻就没什么耐心。所以我平时授课也费劲,必须尽量把课说得有趣不枯燥。但即便如此,常常还是会面对这样的情况:第一个星期100个学生、期中考试50个,到期末25个。

后来我的解决方法也有点偶然性,就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大赛一来,学生马上就兴奋了,一些原来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比如它很自然地就把跨学科、跨年级的学生的隔阂给消融掉,把他们都拉到一块儿沟通、协作。

另外,学生对系统设计、制作、迭代的整套流程也很容易熟悉起来,而且到处买零部件的过程中,对供应链也积累了认知和经验。从机器人比赛出来的学生,对这些事都得心应手。

其中有个学生很有意思,他性格爱玩,成绩一般,申请国外的研究生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去了MIT、斯坦福,他一个offer也没拿到。我给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朋友打了通电话举荐他,当时他说,他们一般在中国招的学生都是同龄前三名,最终看在我面子上录取了。

但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他收过的最好的学生。因为他三两下就把那些博士生长期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了。最后他没毕业就被召回来做了港科大最年轻的教授,现在在大疆带着一个几百人的自动驾驶团队。

总的来说,很多学生后来都反馈自己从这个比赛学到了比大学4年还要多的东西。

DJI大疆(2006-现在)

好的研究,没有基础科学与应用之分。

有次,我们去大疆的总部,他们连个椅子都自己折腾、自己设计。

我们在这里一直强调怎么用第一性原理、用基础科学和技术做产品。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工作中、在生活上都比较积极动手,善于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尤其是把技术、供应链整合起来去实现自己的想法,确确实实不比国外差。

打个比方,在长沙现在有一个智慧公交、自动泊车的应用,项目16、17年启动,我87年时候的博士论文就是做这个,那时候这都还是一些异想天开的东西,但它背后的数学模型、算法其实在80年代末就已经有了。

一个好的基础研究虽然有时感觉离应用很远,但只是在等实际的社会环境及技术成熟,以及某个人开始行动。

我们经常会把研究分成基础科学和应用,但这个区分方式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差别不在于基础科学或应用,而在于高质量的研究或随性的研究。真正高质量的研究,没有基础与应用之分,应用是迟早的事。

三、从深圳湾到松山湖

机器人部落(2014-2020)

再到后面,我离开南科大、哈工大,刚好汪洋搞创新团队计划,就被忽悠过去折腾了几年。

后来我们意识到整个制造业进入转型升级的阶段,成本越来越高,于是跟东莞市政府进行了一场讨论:能不能做个平台,从零开始孵化企业,这样至少能发展出一定的体系跟规模。以前东莞虽然成功转型升级,但很大程度是搭了深圳的顺风车,这种机遇不常有。

当时的市长袁宝成对高科技有很好的认识,对机制建设也非常用心,果断地支持了我们干这件事。一般而言,政府只跟国内的高校合作建立研究所,跟老师建立一个研究所是头一遭,这对一个主政方来讲挺不容易,尤其那时候大疆刚起步,没有什么track record让地方政府来担这个风险。

后来,我们一点一点从香港、内陆、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到处找有想法的学生。转化效率不高,不过现在出了60多个公司,80%还活着,而其中5家已经成了独角兽,估值超过300亿。我觉得未来还陆续有,至少10家。

而且关键在于,它们都是产品公司,都在这一两年快速浮出水面。搞互联网的创业,很多时候是靠资本撑起来,最后商业模式落不了地。但它们不一样,每个都完成了每个产品的MVP,验证了商业模式,闭环之后再scale up。

这几个例子有些大家都熟悉,云鲸智能、希迪自驾、海柔物流等。虽然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总结起来,它们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找准了用户的需求跟痛点。

云鲸智能最初说要做扫地机器人,我们也有点惊讶,因为那时候国外有iRobot、戴森,国内有科沃斯、小米,还不包括周遭一大堆代工山寨的产品,看上去已经是片红海。

但他研究了很多市场上扫地机器人的用户。第一,这个市场已经被教育了一通;第二,现有的扫地机器人只能扫地,而且都是针对国外的地毯、地面进行干扫,但国内是瓷砖、木地板,有抹地的强烈需求。有些产品勉强吊了一块拖布,但老要洗拖布很麻烦。

所以当他说要做一款扫拖一体的机器人,我们也支持了他折腾。但中间很多技术性的东西,真的还是靠一步一步慢慢解决的。

一般而言,资本的眼光都放在北京、上海,差一点的也是深圳南山区,从来不在松山湖这种乡下小地方。但第一次双11销售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资本愿意跟它对接了。

不过当中涉及一个对赌协议,挺麻烦的,尤其过去我们在对赌上输得一塌糊涂。最后我们决定:但凡有对赌条款的资本都不接。因为做硬件创新,对赌就像一把剑悬在你头上,心很难静下来去打磨产品。

最后一步步走下来,终于拨开云雾,脱颖而出。现在云鲸智能的产品以小米双倍的价格都卖得非常好。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希迪自驾,今年刚好4周年。

在长沙,公交是个麻烦事,大家都不愿意用,政府每年要花十几个亿来补贴公交的亏损。我们组织了一个由政府、公安、交警、公交组成的团队,一块做市场调研,发现最大的痛点是不准时。

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公交专用的车道,但是占了大量的交通资源。所以我们说,中国做智能网联不应该只有聪明的车,还应该有聪明的路,这两者结合起来。

所以政府最后用了几个亿改造了十几条公交线的路灯,从一条开始,最后把车、路通讯建立起来;坐的人多,优先度就高。最后准点率提高了30%多,而高峰期坐车的人提升了50%,路也不堵了,大家的用户体验也好了。改造的成本也都不大,连原来的亏损补贴也都少了很多。

现在在碳达峰下,天津、重庆好多城市也都往这方向去进行。

所以这一代创业者跟之前的创业者对的区别在于,敏锐发现市场的需求、痛点,自己定义产品的形式,再把技术、资源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自己这样的产品,他们即便面对国外的竞争对手也特别自信。

在这里,戴森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英国制造业本身一般,戴森不是第一个吹头发的产品,但为什么它能做到那么有竞争力?我花了很长时间拜访它们的总部、实验室,有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用年轻人去定义产品,然后再用有经验的资深人员协助把产品落地”。

我们有句不成文的规矩,对于投资也许可以借鉴,30岁以下不投to B、30岁以上的不投to C——当然,我个人是以40岁为界。

机器人部落 2.0(2021-现在)

做硬件创新,除了产品定义,供应链是另一个大坑。因为一个产品一般涉及上百个零部件、300家供应商,所以免不了面临一个问题:周边找不找得齐这300家供应商。

但很幸运,我们身在一个全球最范围内最大的制造基地。但不光要找齐,还要找好。

有一次在从旧金山到香港的飞机上,我碰上伯克利一个无人机公司的小伙子,他说听过我在伯克利的课,认出我来。聊下来之后,原来他是要去深圳打样。当时我直接就劝他别搞了。

找零部件供应链,用不了富士康,只能小公司。但按我们的经验,90%的小公司都存在质量问题;今天打样好得很,但明天批量交货的时候问题就冒出来了。面对300个供应商,踩坑几乎是必然。

所以,我们慢慢开始梳理一批高质量的供应链公司。不过300家终究是太多,一天时间再宽裕最多也就谈两家,300家相当于150天,是个巨大的工作。最后我们盯着一些大的供应链公司,这些大的供应商质量好,一家能打点好10家供应商,这样一来就只需要张罗30家。

然后刚好我们新基地建成了,邀请它们入驻到基地,我们的基地就有了办公室、实验室、工厂、餐厅、宿舍,什么设施都在里面,大部分事情楼上楼下都能够搞定。在未来,我们觉得效率还能够提升5倍。

确实,大湾区的供应链跟硅谷比有很多优势。我一直说,这里的迭代速度是硅谷的10倍,而成本仅仅是它的1/10。很多人不信,我们就以几个案例粗略分析一下:云鲸融资700万,试产了3000台;当年Segway融资1.26亿,产了三台。这些数据多了,我们心里也自然更有谱。

另外,一开始这些搞机器人比赛的学生在大学里没学过项目管理、产品开发。常常这一头把问题摁了下去了,另一头问题又冒了出来。

所以后面,我们就找深圳周边产品开发管理做得比较好的公司学习。

一开始大家推荐华为,我们挖了一两个,后来觉得华为的人好像也不太行;最后又追着国际上做得最好的苹果学,经常跑到硅谷去。折腾了几个来回,慢慢把这套体系稍微梳理清楚了。

然后有了后来的科创训练营、科创学院。

四、新制造、新教育,以及新科创生态

我们知道,新制造需要科技产业的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产品经理,更准确来说是硬科技的产品经理。这是今天最稀缺的。

今天在华为,产品经理要先经过培训,在各个部门轮值过一段时间,等到40岁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那么我们就问:能不能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就把他培养成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因为20岁的产品经理跟40岁的产品经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20年的时间对国家整体创造力的提升是关键而巨大的。

当下教育的几个问题,我大致总结了四个:知识碎片化、实验虚拟化、毕设形式化、专业细分化。

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在90年代做了个10年跟踪,发现课上得越多,学生成就反而越差。

我原来在CMU是每学期5门课,40门课大学毕业;第二轮改革把5门改成4门,32-34门课就毕业。这是一个天花板,再多的话,不管是什么金牌课都没用,因为学生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不能让他从早晨忙到晚。课程一多,知识就碎片化,实验就虚拟化。

但在清华,一学期7-8门课,一些学霸可能比这还多。在上海交大是6加X,但这个X也不少。其他大学,不管是浙大、华科、哈工大也面对一样的问题,因为标杆已经被清华定在那了。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问题在教育,而教育的问题在清华,解决方案也在清华。

另外我们的毕业设计,老师往往只是给个题目,走个形式、过场,学生没法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项目。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从苏联的体系过来,专业过于细分化,对创新科技所需要的跨学科交集、融汇是不利的。

所以显然,我们大方向上希望搞双创,但是下面的教育跟它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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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Tony Wagner的创新三要素。一方面,专业知识很重要,但是怎么学、怎么用是关键。另一方面,创新思维,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好奇心、团队合作能力、 联系或集成思维能力、行动力。

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驱动力。没有内在驱动力,产品是很难走出去的。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到位的,是欧林院校。它的标准跟创新人才培养的愿景非常吻合,而且也确实通过它的课程体系这样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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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林的课程体系框架

其中很核心的一部分,是教学生怎么去找到好问题,再围绕这问题把数学、科学、工程、手动技能等各种专业与人文的东西整合起来。

因为唯有学生通过自己去发现问题,他才有真正由内而发的动力。如果是老师给的问题,他就只是为了完成学分和学位。回过头来,汪滔之后的10个学生我没管,让他们自己去折腾问题,确实反而成就了他们。

但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里要去改,确实很难。

像是我们一直在港科大实行334学制,但是改一点就改不动了;后面搞了个“综合性系统与设计”4年制学位课程(ISD),放在工学院来改,但很快又改不动了。做粤港机器人学院也折腾了好多年,改了1/3,后面也寸步难行。

所以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在外部做科创学院,再跟现有的体制发生横向的互动,希望这样做更容易一些。

科创学院整体培养流程和思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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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或四年级的大学生来到科创训练营,提早了解和熟悉概念验证的过程。

保研的时候,我们跟学校建立一些合作,影响学校朝着一个考研成绩之外的新的标准共同努力。然后毕业设计,学生可以来我们的基地,我们帮助他去发现问题,然后把资源技术整合起来。

到了研究生阶段,我们一起联合培养。比如第一个学期,在学生完成了学校的必修课程以后,第二个学期就可以科创学院,这里有一整套不同阶段的课程,以及一个新的环境、一群相同思维的人一起努力。等他出来以后,再回到学校答辩,并顺利拿到学位。

然后创业就可以开始了。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magic formula,不是学了这些东西马上就能打造一个产品。它就是一套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按照这个东西自己反反复复去试、去悟。

最重要一点,就是围绕客户。同理心、市场调研、客户调研,怎么在调研过程中,看到不只是客户的问题,尤其是客户都看不到的这些问题,然后把这些数据梳理。

我们经常把它形容成登珠峰。它有些工具、有些方法、有些框架、有个Coach,能够帮助你更快上手,但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现在科创学院的同学主要是在读的研究生、已经毕业的研究生,以及一些三四年级的本科生。我们也正在通过科创学院这个平台,跟一些高校建立未来技术学院、机器人学院以及各种新工科10年班。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基地就把新工科教育跟供应链把它协同起来,做成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包括大学联盟、企业联盟,给年轻人创业提出支撑。

以后高山书院的年会,特别欢迎你们来这里。

结语

现在各省市都希望从基础研究开始,一步一步走出创新产品规模化。但这条路非常艰难,走出去的基本上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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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新的模式应该是从中间入手。先把问题找到,然后再来整合这些数学、科学基础的研究,把这些专业和人文的东西糅合在一块。等有了初步的结果,再用创业去把它落地,因为创业比大公司要快10倍。

在这里面,科创学院跟松山湖基地扮演着这体系的两个面,互相支撑。

未来,我希望科创学院会对新制造的一端、新工科教育的另一端,以及两端之间整体的科创生态,留下一笔重要的资产。

互动问答

Q

教育的时间很长,您觉得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更快速?

李泽湘:这是一个大问题,比较有效的可能还是顶层设计,但下面也需要同时进行好的探索。

Q

哪些学生的特质是比较吸引你的?

李泽湘: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很重要,现在的小朋友很能说,给他个小事情让他做一做,有行动有反馈能举一反三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

Q

科创学院/训练营的男女学生比例怎么样?

李泽湘:我们希望至少1:1。因为我们做的是满足人需求的C端产品,而生活中做C端产品购买决定的都是女性。女性其实有很多优势,比如团队合作、同理心,女生理解人的需求更细腻。

但现阶段男女比例是我们的痛点,我们也在不断反思,怎么吸引非理工科的女生,跟科技的创业结合起来。

Q

这些学生都非常优秀、聪明,创业的过程中,你是怎么帮助他们做管理、做市场等?

李泽湘:公司的运营管理过程,原来的师生学长分享,老师课程中也会嵌入进去,我们也有创业者俱乐部分享。

我很欣赏欧林工学院,他们强调学生学的所有东西都要去服务社会,我们也特别希望培养一批学生是想做一些产品改变世界,不是技术、能力,而是他创造的产品有没有改变一些人的生活。

整理丨邱施运

编辑丨朱珍、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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