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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早晨，收到陈徒手微信：昨晚部门聚餐，正式退休，开始自由的日子。 我猛然意味到，陈徒手先生已经60岁了。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人。1977年，他16岁，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学生之一。他的退休，标志着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陆陆续续全都告别了工作岗位。一页历史结束了。 时光的流逝，让人悲凉。对陈徒手来说，退休却是等待以久的幸事。 几年前，他就和我说过，想抽身而退，专心从事研究。手中积累了大量独家史料，在职期间，忙于公务，想从事著述，分身乏术，内心纠结。现在终于退休，他可以专心致志地著述了。我真为他高兴。 陈徒手原来的角色是一个报人，只能在《北京青年报》繁忙编辑工作之余，进行学术研究。但他的学术成就，域中大多专业学者，望尘莫及。 他为人谦逊，从不以著名学者自居。几年前我去华东师大参加史学讨论会。他以本名陈国华参会，一些年轻学者看他提交的论文如此出色，以为又冒出一个新秀。后来知道他就是《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作者陈徒手，马上肃然起敬。 两年前，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朋友丁文，和我们议论科研选题。我说，不妨系列采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开风气之先的学者。丁文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她先采访了严家炎先生。严家炎1980年代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当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王瑶一起担任钱理群的导师，自然是本学科开风气之先的人。 接着采访了阎纲先生。从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阎纲供职于《文艺报》，执掌过《文论报》、《中国文化报》、《小说选刊》，创办了《评论选刊》，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 第三个采访的就是陈徒手。一家学术杂志发表了对严、阎两先生的采访，但对陈徒手的采访却一直没发出来。 其实，陈徒手虽然比严、阎两位先生年轻三十岁左右，但说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但开风气不为师”，却一点不为过。证据就是他2000年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 此书是考察赵树理、沈从文、老舍、浩然、汪曾祺、俞平伯、丁玲、郭小川命运的文章结集。这些作家，以前已经有无数人研究过，到陈徒手笔下，仍让人耳目一新。前人研究作家，多从作品入手。作家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家都可以看，所以，不少学者呕心沥血写出作家专论，也引不起读者共鸣。陈徒手在1980年代末在中国作协供职，亲眼目睹了著名作家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奈与无措，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于是，他开始研究作品背后的真实作家。他搜集档案、日记、检查、交待、采访当事人，采访与作家有直接交往的人，视角从文本转向人本，用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还原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里沉浮，漩涡里挣扎。他们的悲欢离合、升沉荣辱，都打着时代的烙印。呈现出这些作家有血有肉的本来面貌。 差不多同时，李辉围绕周扬进行口述采访，出版了《是是非非话周扬》。陈为人写《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我建议他参考陈徒手的方法，大为成功。可以说，李辉、陈徒手、陈为人在新世纪之初，共同开创了一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新路径和新风气，后来的效仿者很多。 陈徒手为人低调，治学非常勤奋。他在采访历史当事人和查阅档案资料两个方面，都下了苦功。 档案法公布之初，档案一度比较开放，他就一头扎进档案馆。浩繁的卷宗，一一细读，每天手工笔录上万字。他称之为“打通关”。围绕好几个专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有一家杂志请他开辟专栏，促成了《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的问世。 这本书，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学者，其中的马寅初、陈垣、汤用彤、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冯友兰、冯定、蔡旭，不是大学校长，就是著名教授。他不是着眼于这些教授的学术成果，而是着眼于他们在政治压力下的心灵扭曲与命运沉浮。他不是从已经出版的文献出发，进行分析、解读、归纳、提炼，而是通过钩沉档案中不曾进入公共领域的稀见史料，展示独家细节。如果说，一般人研究学术史多是盘点存量信息，而陈徒手则提供了增量信息。他的办法是怀着同情之理解，贴着写档案写，一些历史当事人亲属看了，觉得十分鲜活，真正进入了先人的内心世界。 此书初版九年来，一直受到学界和读者好评，多次再版。 他还在《随笔》等杂志开辟专栏，发表“微观北京文革”系列文章。我知道，他手里保存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抄件，还有很多尚待梳理。如果全部呈现出来，可以形成多本有份量的著作。 我和陈徒手相识于1999年。那年，郭小川诞辰8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河北丰宁召开。郭小林、郭小惠兄妹邀我参加，说陈徒手也要赴会，我十分高兴。当时刚读过他的文章，很想与他相识。谁知他因报社发稿走不开，失之交臂，颇感遗憾。会后小林、小惠请陈徒手到我家小聚。当时我住三不老胡同一号院。他一来就说，这儿我太熟了，结婚以前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两年。他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致公党中央工作，单位分配的单身宿舍就是这个院里的一间平房。后来妻子分了宿舍，这间小平房就成了他的书库。里面存着上千本书，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美学、心理、历史、政治、宗教、美术、音乐等社会、人文方面的学术著作。看到这些书，我便能感受到他1980年代买书之勤，涉猎之广。当时我和小群从太原回到北京，小群单位还没分房，住房商品化大潮还未开启。我们一家人挤在母亲的两居室里，有书也放不开。陈徒手将他的小房钥匙给了我，容我们放书，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别看小房只有十几平米，一下子让我们的活动空间扩大了许多，心情也舒展了许多。 以后和陈徒手成为朋友，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见面。他多次约我和小群为《北京青年报》撰稿。我为《社会科学论坛》策划，向他约稿。小群为《信睿》主持口述史栏目，他提供了对刘庆棠的访谈。我在《炎黄春秋》担任编辑期间，也发过他的稿子。 我们还一起到福建永泰庄寨旅游。他在元旦微信中还说,“终于获得自由身，以后有机会想跟着您们一直出游。”但愿疫情的阴影早日散去，我们有共同出行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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