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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后，约在1929年向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购置了五千门自动电话机，把原有的共电式电话全部换装。 但是，直到1937年时，蒋介石还是不习惯自己拨号码打自动电话，需人代打。1938年撤到武汉后，蒋这个不会打自动电话的内情，话务员们才知道了一些底蕴。 据侍从室的蒋孝镇说，蒋介石一拿起话筒就拨号码，可总是打不通。本来，使用自动电话说明上清楚地说，先要听一下有无“蝉鸣声”，如果有，说明线路没空，那就得等一等再拨。 那时，蒋介石住在武昌，凡打到汉口的电话，必须通过过江的“中继线”，如果只拨一个数字就有“拉”声，就说明过江的中继线不空。蒋介石根本就不管这些，连续拨不通时就暴跳如雷。 有一次，蒋介石老是打不通一个电话，立即呼叫副官蒋孝镇，要他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叫来。这一来，吓得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忙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检查在电话上出了什么差错，可查了半天，并未发现什么问题。 黄如祖只好让话务人员把数日内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的通话记录，以及电路情况，列了一份表，带着去见蒋介石。黄到武昌蒋介石官邸，先听了蒋孝镇介绍经过后再见蒋介石，这才了解到原因所在。 黄如祖本来就是电话专家（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他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原由，并拟为蒋介石的自动电话机加以改善，并拨过江专线供其随时使用，不受电路拥塞限制。 但是，哪怕就经过这样周详完备的改进，蒋介石的电话还老是打不通。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武汉电话是5位制，蒋介石往往只拨了4位就不拨了；再就是比较大的数字，如“9”、“8”，他还没有拨到位就放手了。这样打，当然不是打不通，就是打错了。 还有，就是遇到对方正在通话时，蒋介石只要连续几次拨不通，就气恼地把听筒使劲一掼。据蒋孝镇说，蒋介石从没有一次顺顺当当把自动电话打通的……后来，蒋介石索性把办公桌上的自动电话拆除了事。 到了重庆以后，蒋介石在重庆的三处官邸统统装置了长途专线话机(即“西门子”手摇磁式话机)，一律不在他的办公桌上再装自动电话。不论打长途电话，或者打市内电话，均用手摇话机。这一来，对蒋本人来说是方便多了：如果使用自动电话，既要自已拨号，还要自己找人；尤其是许多接电话者听不懂他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不会使用。 装了这部“西门子”后，蒋介石打长途、市内电话均用这部机子。他由专线摇出后，话务员在控制台见蒋发出了“信号灯”，就立即答应。 蒋说“我要何总长”或者“军令部徐部长”，话务员立即为之电话寻找(有专线者就利用专线，无专线者就利用自动电话)，把他所要的接话者找到后，并向对方说明是委员长请你接电话，于是再把蒋的电话叫通，并向其说：“委员长，某某来了。” 这样一来，蒋介石无论打给任何人的电话，长途也好，市内电话也好，都是别人先拿着听筒等他。他一拿起电话就开始说话，非常方便。 此后，蒋介石的这条专线，话务员们都十分小心谨慎，多年从来未发生过差错。 蒋介石打电话，最反对女性为他接线，因为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因女性话务员听不清他的宁波官话，因而总要向他多问几句；再加上有错接和拖延，令蒋介石十分恼火。所以，后来凡在电话中听到有女话务员为之接话时，他立即一句话不说，立即把电话挂断，还命副官打电话查询原因。 有一次在重庆，晚间10时许，蒋介石的专线话务员确因有事暂时离开，请女话务班长代看一下。谁料竟这样巧，专线话务员离开后，蒋介石马上叫接电话，班长当即代接。 班长是重庆姑娘，重庆人开口说话的口头禅就是“啥子吗?” 蒋介石听到这一句就光火，一句话也没说就把电话挂断。随即，蒋孝镇打电话来，叫专线话务员立即到官邸去。话务员向蒋孝镇问明情况后，即请蒋孝镇代向蒋介石报告，刚才离开是因上厕所，并未敢擅离；而且要晚间前往官邸，既无车辆，又无人值班。 不一会，蒋孝镇回电话说:“你不必来了，以后要注意。”总算把这一关过了后，专线三个男话务员轮流值班，片刻也不敢离开了。 这次事故发生以后，专线话务员就和蒋介石的随从副官蒋孝镇、蒋恒祥，以及几个侍卫官约好：凡蒋介石离开办公室时，就随时通知他们。 后来，凡是蒋介石早晨的散步时间、做祷告时间、午睡时间，以及偕同宋美龄出游时间，话务员们都掌握了。甚至蒋介石正在会客，或者马上要换住郊区官邸，出发前的时间，话务员们也掌握了。 这样一来，话务员们就主动多了，可以灵活把握上厕所的时间，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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