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丘山曲会与昆曲传承 在昆曲最为盛行的明清时期，每年八月十五日，在苏州的千石山上都会有一场蔚为壮观的群众性赛曲大会。民间昆曲爱好者们在这一天盛装云集于虎丘山，远远望去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①他们或来献歌一曲，或来击掌叫好，其参与的热情并不亚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超级女生”追捧。这就是昆曲在她的故乡——苏州一年一度的盛况，虎丘山曲会。 曲家张岱对此的记载颇为详切：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伎戏婆、民间少妇好女、葸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山、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瞑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② 能令各行各业的各阶层人士对其如此垂青，可见那时昆曲艺术广泛的群众基础。诚然，那时昆曲作为戏曲样式之一，她的表演艺术并没有后世的“乱弹”戏那么光彩夺目。在昆曲的表演中，唱功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其他表演的要素。但一个剧种的唱腔如能广为流播，那么她就会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她的艺术之花就会生生不息。 如此大规模地进行普及，昆曲的演唱艺术必然会相应地提高。“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萧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③如此寂廖的夜晚，只一位歌者，当然或许是演唱水平最为高超的那一位，“不萧不拍”，就打破了此刻的沉寂。歌者“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真是声声落玉盘，字字见珠玑。可见，演唱与观听水平之高了。这样看来，虎丘山曲会为昆曲培养了大量的观众和演唱人才。这样的普及方式以及规模在后世的花部乱弹的传承中都是罕见的。 如果说普及带来了昆曲艺术的提高，那么另一方面，提高又反过来带动了昆曲艺术的更为广泛的普及。明人徐树丕在《识小录》里提到的，所谓“四方歌曲必宗吴门”，正是昆山腔流布全国的最好印证。随着昆曲的影响力的渐渐扩大，许多地方戏曲也将昆腔纳入到自己的唱腔体系当中，比如京剧里的京昆、川剧里的川昆、滇剧里的滇昆等等。总而言之，昆曲至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已经唱遍了大江南北。如上所述，昆曲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步入了普及——提高——再普及这样一种良性的发展轨迹，遂使其能够雄霸剧坛二百年之久。但需要指出的是，昆曲在传承中一直保存有两种模式，并且两种模式是并存的。即，以演剧与舞台为中心的“剧曲”与以演唱为中心的“清曲”两种模式。前面引述的虎丘山曲会就是以“清曲”为主的演唱比赛，演出的比重很小。昆曲清唱的历史由来已久。在魏良辅改革昆腔、梁辰鱼创作《浣纱记》之前，昆山腔只用来清唱。“昆曲清唱活动，论历史之长和影响之广远远超过舞台搬演。昆腔创建之初，在实践上只具有清唱的规模。”④即使在以昆腔演故事，昆曲变成了昆剧之后，由于表演艺术还不甚完善，那时清唱对于昆曲的传承和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昆曲与京剧不同，昆曲没有京剧那样的科班。它培养新生代的方式最初主要以清唱，即“拍曲子”为主。“学曲叫做“拍曲”，唱曲叫做“度曲”，拍和度恰好点出了昆曲一字数腔、曼声徐引的特色以及技法上的种种要求。清曲家以唱曲为专业，他们的研究心得，日积月累，构成了一整套从识字正音、强调板眼到种种口法的唱曲技巧”。⑤昆曲名小生俞振飞高超的演唱艺术或许就得益于早年严格地“拍曲”训练吧。清唱的方式早就了一大批清曲家，而这些清曲家确实也为昆曲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清代的叶堂。《画舫录》卷十一中说：“近时以叶广平唱口为最著，《纳书楹曲谱》为世所宗，其馀无足数也。”叶派唱口几乎成为每一习曲者最高的准则。可见他的艺术造诣之高，无与伦比。清曲家们到了后来昆曲衰败的时候，排除了先前认为彩唱低贱的偏见，积极参与彩串的演出，希望以此来振兴昆曲，培养人才，这当是难能可贵的。 虎丘山中秋曲会作为一种奇观，已经载入戏曲史册。所以，要正视昆曲的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矛盾。那就是昆曲的雅与俗的辩证发展问题。如果不是昆曲在那时民间群众之中保有适当的通俗性民间性的话，虎丘山曲会是无法吸引如此多的民间爱好者乃至贩夫走卒、各色人等的。在当年形成那样一种现象也是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昆曲的表演艺术的发展确实还不够完善，因而演唱艺术在表演艺术中的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其次，无论是京剧的票友还是昆曲的曲友，他们由于传统戏曲做工、把子功的过于繁难，都自觉地选择以演唱为参与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还有一点也很关键，那就是当时社会对于演员、优伶的歧视，他们把以清唱和演剧看得泾渭分明，认为清唱无损文人的高贵形象。然而无论是出于主观的意愿还是客观的现实，虎丘山曲会的举行，清曲演唱的独立成长对于昆曲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图片网络，文章转自天下奇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