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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二辑 第289-300页，已获作者授权，特此致谢！ 将《红楼梦》译成保加利亚文 [保] 韩裴（Petko Hinov）著 李晶 译 译者按：新年开班第一天，惊闻保加利亚汉学家、翻译家韩裴先生因感染新冠病毒与世长辞，无限唏嘘。韩裴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将《红楼梦》翻译成保加利亚文，自建网站推广中国文化，与我国许多专家学者也不乏交流。几年前他撰写的一篇自述《红楼梦》译介甘苦谈的文章由我导师张庆善先生约稿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原文是英文写就，译成中文的工作交给我完成。我译完之后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韩裴先生审校，发表的定稿是遵照他的意见改定的，刊发于《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二辑，译者署名是我做翻译时常用的笔名“北山”。《红楼梦》的早期西方译者往往命运多舛，没想到当今新冠疫情再使新的译者蒙难。译者远行，译著长存。愿韩裴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安好，继续沉浸于他钟爱一生的古老东方文明。  保加利亚汉学家 韩裴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将《红楼梦》译成保加利亚文的一段情事 1991年是我在索菲亚大学中国学系读书的第一年，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天都去光顾一个地方，那就是东方语言文化中心的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每一本中文书都让我爱不释手，很难形容我那种不知餍足的奇妙感觉，只想永不停歇地看下去。直到今天，我对汉字的钟爱仍然是一个自己也难以解释的谜。每一个汉字中都有一种声音，已经锁在字形里几个世纪之久，吸引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它的故事。我对中文的热爱正是源于这种渴望，渴望能够听懂汉字中的声音，并且能用保加利亚文讲述汉字里隐含的故事。现在我的“图书情史”已经忘了个差不多，但有一则小事还记忆犹新。那是在大三或大四的时候，我读了巴金的《家》。那个故事实在太引人入胜了，我简直停不下来，有时候会看到凌晨两三点钟。 我还有一个中文爱好是中国的古诗词。记得有一位保加利亚文的译者叫克鲁姆·阿特瑟夫（Krum Atsev），我从他那儿拿了一本唐诗集，然后辛辛苦苦试着将那里面的一些诗译成了保加利亚文。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复印比较贵，所以我习惯手抄，抄写过许多页的古诗。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自己一本中文书都没有，也买不到保加利亚文的相关译著，唯一能获取中文资料、学习中文知识的途径就是抄写，一页页地从字典、图书中抄下来，特别是抄写诗词。我就是用这种办法积累的，一点点搜集汉字，逐词逐段背诵。纯粹是出于对汉语同义词的热爱，我抄写了《同义词词林》的全部目录，渴望能铭记在心。我还非常好奇地从大汉俄词典中搜查过“心爱的汉字”，并且抄下了带有“氵”、“”、“心”、“日”等偏旁部首的所有字。我不断搜集稀见字和古旧字，那些字里充满古老的传奇与神话故事，有些已经失其本义。我甚至想过要做一名“汉字收集者”，然后恍然大悟：我需要的是一部字典：《字典》倒是一部最丰富的汉字集！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平生第一次发现了曹雪芹的伟大小说。首先是在1987年的文学年鉴《图书世界》（Book World, Книгосвят）中读到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文，其中一小段是专门描述《红楼梦》的，说是“中国人读过无数遍，谙熟于心，还会像吟咏诗词一样大声朗诵”。我了解到，《红楼梦》是“中国唯一的，很可能也是世界文学中绝无仅有的这样一部著作：关于它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专业的学问'红学’（redology, аленознание）；还有一家专门的红学研究所，探究小说中人物角色的生活原型及其家族谱系，以及《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延绵不绝的影响。”（„Книгосвят“, 6/1987, НК, София, с. 286-289） 《红楼梦》的书名当时的保加利亚译文是Блян сред алени чертози (“Blyàn sred àleni chertòzi”)。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引人遐思的译名，它是我爱上曹雪芹此著的第一个原因：这三个单词都是高度诗意的，充满了对某种不可捉摸而又遥不可及，同时美妙得无与伦比的事物的渴望。Blyàn一词在保加利亚文中是“梦想”的意思——不是指“睡眠时出现的图景”，而是更像“缅想、遐想”，一种朝向可爱却不真实，或者难以企及的事物的渴求。Àlen指代“红”，是保加利亚文中一个诗情画意又带点民俗色彩的词汇；而chertòg（chertozi是复数形式）形容的是“宫殿”、“富贵厅堂”，主要用于诗歌、教会赞美诗和童话故事里。后来我自己着手翻译这部小说时，将блян改换成了сън（梦），后一词特指不现实的图景，梦幻中折射出的现实。与блян相比，这个词语更接近哲学与宗教，блян只有一层诗意的味道。我也把堂皇正大的чертози一词替换成了покои，这个复数形式的词语用来描述的是富贵人家的内室，一般是未嫁之女的住处。 就这样，从书名开始，我就成了曹雪芹这部小说的热忱读者。从第一回起，我就沉迷于小说中优美得无与伦比的语言——“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其中每一个字都闪耀着诗意的精致光芒，使我目不转睛。此处我得坦承：小时候吸引我走向文学（保加利亚文学）的首要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保加利亚文的语言之美；从我青年时期开始，诗歌又是我最钟爱的读物——诗歌之美堪比神之甘露，涓涓滴滴从整个宇宙汇聚而来，无论人间天上，天地人寰。 1992年，我向中文教授刘广徽[1]坦言，我有个梦想，要将《红楼梦》译成保加利亚文，这一定吓了她一跳，我当时才是中文课程一年级的学生。二十年后的2012年，这个梦想成真；但是直到当时，若没有敬爱的古汉语老师索菲亚·卡塔洛娃博士（Dr. Sofia Katarova）鼓励，我还未敢承担这样一项任务。她告诉我：“我相信你。如果保加利亚有人能翻译这部小说，那个人就是你。” 2012年初，我在佛山石门实验学校任教，认识了柳本·科扎雷夫（Lyuben Kozarev）先生，他是一位很有毅力的保加利亚出版商。那之前我对他的“东西方”出版社已经略知一二，主要出一些只有他才敢于出版的稀见书与学术书。索菲亚·卡塔洛娃博士介绍我和他认识，将我作为一位中文学者和文学家推荐给他；就这样打开了我们文学合作与友情的大门。得到他们两位的支持之后，我就立即动手翻译这部小说了。2015年，第一卷《红楼梦》译文在保加利亚出版。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保加利亚文学界与读者的亲切相待（他们全心全意地欢迎《红楼梦》在保加利亚文中的这个首译本），我从青春年华开始的这场“梦”也许不会实现，仍然遥不可及。这部译本的诞生带着厚重的关爱——任何人将它拿在手上都能立即体会到这种爱！它是我们的爱儿——既是我的，也是“东西方”出版社的孩子！ 将《红楼梦》译成保加利亚文：体验与特点 我在一次文学翻译的研讨班上将翻译的艺术比拟为渡河，那条河从两种不同文化的河岸间流过。形象地讲，译者渡河时选择踏上这块或那块石头，都是在定义自己的翻译方式和方法。就《红楼梦》而言，我认为，也深深感觉到，曹雪芹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一位热切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深具学者与心理学家之洞见的中国社会与生活的观察者。因此，我翻译的基础是对曹雪芹的世界的理解，他那个世界是美、爱与怀旧的诗意展示。 任何文学翻译都要经历一段适应过程，去适应原著作者的世界。此处我得承认，前五回于我而言最为艰难。这是一场全新的体验，我得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研究那些字词、短语和典故的意义，常常要耗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翻译一部巨著之初，译者总要经历一个阶段，去慢慢把握原作者的风格与技巧，学着把这些运用到自己的语言中去。一旦习惯了原作者的思考态势，译者就可以逐渐自我调整，与原著文本达成妥协，某种程度上顺着原作者的思想去走，这样建立起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一种密切关联。译者会支持这种关联，并能预感到作者的叙事中即将出现哪些东西。 《红楼梦》的另一个突出特质是它在文体上的丰富多样。举例来讲，第五回中出现了三十八首诗，形成了一个小诗集。我每天都伏案工作的情况下，这一回的翻译仍然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就这样，每逢诗词特别多的章回，翻译起来都要比那些充满对话及生活场景的平实描写的章回花费时间长得多。 译稿我一般会经手三遍。第一遍翻译最耗时间；这一遍翻译目的在于尽可能精确地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这个阶段，我会强迫自己不顾在文字表达方面的“文体”和“审美”偏好。这个层面最关键的在于，译者要防止表达的优美妨碍译文的忠实。在这一点上，文体的完美与精确是达不到的，为了忠于原作，译者不得不容忍各种衔接不畅，以及偶尔出现的“含含糊糊”。 我有个原则是绝不在第一遍翻译时留下模棱两可的地方，这也是我在每个阶段都一直向曹雪芹的研究者等专家学者咨询的原因。为此我已经买了数十种研究专著，还下载了数百种电子书和扫描文章，务必了解《红楼梦》文本中各种可能性的趣味。原著每一回中有问题的字词与短语，我都建立了一个独立文件夹来保存，有时候为了一个字或一个短语，或是文化层面上需要阐释清楚的某个点，我都要阅读不止一篇文章，才能在保加利亚文中恰切地表达出来。我用的基础原著是程乙本，带有裴效维所作的精彩注释，虽然如此，程乙本里缺失了其它版本的一些内容，我有时会从脂砚斋的《石头记》中选取相关部分填补到译文中来。脂砚斋是一位机智而风趣的学者，脂本中有他的许多评批。显然他与曹雪芹关系很近——根据某些学者的说法，脂砚斋是曹雪芹的遗孀，另有一些学者说，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在生活中的原型。 虽然裴教授为《红楼梦》里的每一首诗都注上了详细解释，我还是另外研究了小说中的那些诗词，参考过蔡义江著《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刘耕路著《红楼梦诗词解析》，王士超编纂《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等等。我深信，中国文化的译者应该谦虚地跟随中国学者专家的足迹，向这些母语文化中的渊博人士学习。他们的特点在于无与伦比的事业和难以企及的博学，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中国文化诞生于这样一种恢弘的社会与学术传统中：崇尚文学，尤其崇尚诗词，崇尚语言之美与心智的学养。 我一度偏爱将诗词从叙事文字中摘出来另外翻译，不仅是《红楼梦》当中的，还有其他古典中文小说里的诗词。我翻完文本主体之后，就将诗词单独拿出，不过是带有上下文的，在每一卷最后翻译这部分，然后再将诗词译文放回小说中各章回原处去。翻译中文诗词之前，我常常不再阅读其他作品，专心读诗——都是精心挑选的保加利亚作者写下的经典诗歌——藉此自我调整，力求进入翻译诗词需要的那种特殊状态中去。 我相信，中国古典诗词最有趣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阅读及翻译永远难以确定，其内涵也永难穷尽。阅读任何一部古典中国文学作品基本都要在一系列因素下进行，其中首要的一点是读者的文化准备。某种意义上讲，译者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提供一种译文，而是要创造出文本之外的更多空间，这样读者才有更多的自由，去拓展出对于作品意义的独立阅读。这就是阐释性注释的功能。我相信，尽职尽责的译者总会避免横亘在原作者与读者之间，而是会努力化身为一道桥梁。走在桥上，大家不会想脚下究竟是什么，只会想前路通往何方。在我的《红楼梦》译文中，我一直倾向于传达出中国研究者与文本专家们对原著的理解，如果这种理解不可能整合到译文的遣词中去，我就会添加到注释里。 《红楼梦》的语言 《红楼梦》的语言我是作为重中之重来考虑的。原著语言丰富而多样，有时散文中鸣响着诗词，有时散体文又与诗词混为一体，有时出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中活生生的口语，有时又是典雅、古老而精炼的语言；原著中的语言时而高度文学化，时而又伴随着直接出自中国平民百姓口中的方言俗语，甚至是粗话。有时语言活泼跳荡如山间小溪，有时又沉缓如深河大江中的水流。 翻译《红楼梦》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曹雪芹小说中蕴含的极大丰富的文化知识，犹如百科全书一般。有时候书中对于人物服饰的精描细绘让我不耐烦；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所有这些描绘又都含有丰富的寓意：每一位角色身上，作者都不仅投射了艺术家式的观察，还有种种象征，留待好奇的读者去揭晓。有些象征需要译者有所抉择——是由它们沉默不语，还是让它们自行向读者发言。我通常用两种办法来处理：有些文化用具无法译成保加利亚文，我就音译，另加脚注来解释。《红楼梦》中绝大多数人物角色的姓名都带有象征意义，应该妥善阐释。至于传统中国植物与药材、服装，以及建筑术语、饰物、珠宝等的名称，在保加利亚文中好多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还包括诗词中隐藏的理念，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相关的典故等等，都需要用注释来为读者做出阐释。原著第五回整回都是寓言式的。小说开篇，作者就提到了此书的另一个书名：“风月宝鉴”。这原是警幻仙姑所制的一面魔镜——从正面照看到的是位美人，从背面照则会看到一个骷髅。这面镜子落到浪荡子贾瑞手中后，成了他的殒命之因。这种情节若不做阐释性的脚注，我就要冒无视读者的风险了——他们并不能理解曹雪芹潜藏于小说表层下的象征寓意。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译者不应将自己的解说强加于读者，除非是为了揭晓既定场景中的象征。曹雪芹倾注在《红楼梦》中极大丰富的知识不是都能够用脚注或尾注解释得清的，大量加注也会削弱译本在文本上的协调。无论如何，我尽了全力，希望能让读者获得“品味”的自由，请他们尽可能地尝一尝“中国味道”。 翻译文化习语的两种方式 我所谓的“文化习语”是指某种特定语言与文化的代表性文本中的特定意象，也可以称为“语言学的寓言”。基本上，有两种方法来应对文化习语，都有广泛应用，也同样为大家接受。一种我称之为“协调法”，也即是尽力调和两种不同文化中的意象；另一种我称之为“比喻法”，也即从译入语文化中寻找对应的文化习语来翻译。两种方法我都用过，协调法用得更有把握一些，也更偏好这种方法。举例来讲，汉语中一个形象的说法“公鸭嗓子”，可以用三种方式译成保加利亚文：1）“с глас на паток” [像公鸭子的声音]（这也许过于顺从字面），运用协调法的时候，译者与其说是语言方面的侦探、分析师，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语言的画师；他看到的是形象，而不是习语本身的逻辑，翻译的也是形象，而不是思想内涵；这也是为什么在更依赖逻辑的读者读来，这种翻译似乎有点过于字对字的感觉了。就我而言，艺术家压倒了分析师，因此我的诗化译文也更顺从我的本心。分析师型的译者会更衷心地运用比喻法；寻求从内涵到文化用具中的对应内容，而不是凭借图像与“旋律”，用他母语中的文化习语来翻译原文中的习语。他能够全盘接受的译文会是2）“със сипкав глас” [沙哑粗厉的声音]。不过这两种方法其实可以折衷并用，达到一种戏剧化的类似译文（从对应的文化习语的观点来讲）3）“със сипкав като на паток глас” [公鸭子一样沙哑粗厉的声音]。诚然，协调法并不总能派上用场，因为用在某些例子上会过于拘泥于字句；这种情况下，译者就该依靠自己的内在感受。广泛阅读与精心细读都会让这种感受越来越敏锐的。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貌似潘安”。译成潘安还是阿波罗，这是个问题！要是运用协调法，我会这么处理：“с външност на Пан Ан” [像潘安一样英俊动人]，另外添一条脚注：“西晋（247-300）时期的文人，中国人心目中美男子的代表”。如果用比喻法，我可以简单地译成“像阿波罗一样英俊”，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欧洲读者大可自行去怀想阿波罗是什么人，又是何等样貌。无论哪一种情况下，中国人概念中的俊美都和我们的概念不尽相同，所以要忠实于文化内涵的话，还是让潘安就是潘安吧。用前一种方法，那也是我偏好的方法，译者传达的是形象；用后一种方法，译者就是运用类比来再创作了。 保加利亚文化习语的一个特质 保加利亚文活泼生动，句法灵活多样，文体丰富多彩，易于变化；能够自然真切地传达中国流行小说和白话小说的语言。我相信中文里的对话、方言式词语和表达法、熟语、谚语和固定说法等文化习语，译成保加利亚文会比英文更贴切、更自然。中国人民的语言转换为保加利亚文，也比转换为英文甚至是俄文听起来更从容、更洪亮。我们的母语源自保加利亚的大村小镇，机敏、丰富、圆转自然、活泼、热情洋溢，饱含对生活的热爱，这些特质都与充满文化内涵的中国白话文学格外贴近。 俄国科学院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y Likhachov, 1906-1999）曾经这样描述过保加利亚的语言： 保加利亚在中世纪斯拉夫世界中曾居领袖地位，我希望它能够再度成为领袖。保加利亚的文学语言在斯拉夫语系中首屈一指，不仅出现得早，还具有杰出的美妙与庄重。斯拉夫语系中再无其他语言可以媲美。别的语言也很多，丰富多彩，但再没有哪一种像保加利亚文一样庄严、优美，堪比巴赫的音乐！如果将语言比为作曲家，（斯拉夫语系）各族语言中，唯有保加利亚文出类拔萃，可以比作巴赫！ 另一方面，将《红楼梦》中的“贵族”层面译成保加利亚文格外困难：自从我们的保加利亚古都大特尔诺沃（Turnovgrad）陷落，生活于斯的贵族与文人阶层随之终结之后，我们的语言已经失却了这个层面。这也是我翻译曹雪芹小说过程中的首要困难——我们已经失去了中世纪语言的那个高层，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崇高与高度的诗意、王公贵族般的华美与岁月沧桑的风味。保加利亚沦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之后，原来那种文学性的保加利亚语言不再使用；后来保加利亚复兴至今，语言又受到来自土耳其语、希腊语、俄语及其他西方语言的冲击与影响，这些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学与文化传统都是不利的。 每当我想把《红楼梦》中华贵的语言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时候，我都需要从古典（经典）保加利亚文的文学宝库中寻求资源。这个宝库我是通过教会斯拉夫语以及用这种语言撰写的书籍来深入掌握的，该语言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依然至关重要。教会里这种金子般的语言极大地保存了我们的望族文化，珍藏着那种文化里的光辉与荣耀。《红楼梦》中文言风格的那一层面的光耀只有用我们古典保加利亚文翻译才能等量齐观。这种光耀能够雄踞汉语文学巅峰，恰恰是由于一般读者难以掌握它的高妙。我认为，要将这种贵族的高度“民主化”是错误的，曹雪芹并未写给中国人看的风格，我们在翻译中也不应当采纳。诚然，这种坚持会非常困难，但是没有这一点的话，就会削弱、破坏《红楼梦》的超拔与璀璨，这可是整部中国文学史上内涵最丰富的最好的小说。 结语 《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用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微妙方式讲授着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读者如同跨越时空，移居到中国古代一个富贵大家庭中生活好几年，成为一个隐身的目击者，作者所思所想、所见所写的大千世界都能尽收眼底。这样一部小说需要读者耐下心来，慢慢品读，慢慢享受。有朝一日要和这场“梦”道别时，读者将会有种结束一段漫长的时空之旅的感觉，途中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知识（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文化产生了洞见与多重了解，这些是任何教科书或研究无法给予的。学术知识很难这样深入地触及心灵，或者说，从未有过这种能力，能像文学作品那样，让读者直接参与到某种现实中去，那是作者发挥绝佳的思维重新建构的一片天地。 注释 [1]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进修学院副教授，自1959年至今一直从事语言教学工作。1959年至1973年曾从事俄语和英语的教学工作。1973年至1995年在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基础系从事对外汉语基础课的教学，期间曾赴菲律宾师范大学、拉刹大学和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1994年至今一直为澳门公务员普通话培训班、中外汉语教师进修班和香港教师进修班开设普通话语音教学课及粤普对比课。 作者简介： 韩裴（Petko Hinov），自由职业翻译家和作家，东西方出版社东方语言编辑部编辑和顾问，外研社驻保国“中国主题编辑部”主任编辑及顾问 译者简介： 李晶，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研究馆员 －END－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编辑：王钰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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