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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鸣丨​汲古阁影宋钞本《九僧诗》真伪考辨

 书目文献 2022-01-05

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三辑,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鸿鸣先生授权发布!

附记:在本文写作与修改过程中,蒙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分馆批准阅览原书;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陈红彦副馆长帮助申请国图藏本《九僧诗》书影;北京大学图书馆栾伟平老师、复旦大学石祥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董婧宸老师、中山大学梁健康老师及审稿专家指出本文缺漏,提出了修改建议:以上帮助,作者均无任感荷,谨致谢忱!

汲古阁影宋钞本《九僧诗》真伪考辨

张鸿鸣

摘  要: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长期被著录为虞山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经过对比,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九僧诗》,流传清楚,印鉴可靠,确是虞山毛氏汲古阁钞本。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这部《九僧诗》,前人藏印多出伪作,身世可疑,是仿照国图藏本制作的赝鼎。这两部《九僧诗》都是李盛铎的旧藏,从李盛铎的著录来看,他对于两部《九僧诗》的真伪情况应该是清楚的。李盛铎去世后,其子李滂将伪本《九僧诗》与其他藏书一同售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而真本《九僧诗》则被转卖至琉璃厂,最终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关键词:九僧诗 汲古阁  影宋钞

《九僧诗》是宋代诗僧希昼、保暹、惠崇等九人的诗歌总集,产生于北宋,欧阳修在《诗话》中曾经摘录过九人诗作中的佳句,并提到曾经流传过一部名为《九僧诗》的集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九僧诗》。南宋时,这九位僧人的作品被陈起编为《增广圣宋高僧诗选》的前集。《增广圣宋高僧诗选》与《九僧诗》今皆存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1]其中汲古阁影宋钞本《增广圣宋高僧诗选》经黄丕烈、汪士钟、袁克文、周叔弢等人递藏,今存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据以影印。而汲古阁影宋钞本《九僧诗》,按著录情况,则北大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各藏一部。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九僧诗》,长期以来被著录为虞山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颇被看重。1998年,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收录了馆藏善本的书影,这部钞本《九僧诗》亦在其中。2016年,此书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书影收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2018年12月,为庆祝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120周年,图书馆举办了“翰苑英华——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年珍藏古文献展”。我在展览现场看到这部《九僧诗》,第一感觉是书上的钤印很奇怪,汲古阁诸印水平不高,印色也不好。印章本身与汲古阁常见藏印都对不上。但此书钞写精美,难以遽定其真伪。后与国家图书馆藏另一影宋钞本《九僧诗》(以下简称“国图本”)比对,始知北大藏《九僧诗》(以下简称“北大本”)确系赝鼎。

一、北大藏本与国图藏本之特征

北大图书馆藏本,书号:LSB36,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全书前有袁克文跋,书于笺纸之上,书前有《九僧诗》目录,后录毛扆康熙壬辰(1712)年跋。目录首叶钤“宋本”“希世之珍”“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席鉴之印”“席氏玉照”“北京大学藏”诸印。卷端钤“宋本”“希世之珍”“毛扆之印”“斧季”“席鉴之印”“席氏玉照”“麐嘉馆印”诸印。卷末钤“萸山珍本”“木斋宋元秘籍”二印。毛扆跋落款下钤“毛扆之印”“斧季”二印。由书上钤盖的“麐嘉馆印”和“木斋宋元秘籍”二印可知,此书为李盛铎故物。
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11559,行款、目录、毛扆跋语皆与北大本同。目录首叶钤“宋本”“希世之珍”“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席鉴之印”“席氏玉照”“汪士钟印”“三十五峰园主人”“长洲汪骏昌藏”“李盛铎印”“木斋宋元秘籍”“徐伯郊藏书记”“北京图书馆藏”诸印。卷端钤“宋本”“希世之珍” “毛晋之印”“毛氏子晋” “席鉴之印”“席氏玉照”“雅庭”“木犀轩藏书”“明墀之印”“李氏玉陔”“诗外簃藏书”诸印。卷末钤“卓为霜下杰”“汲古得修绠”“子晋书印”“萸山珍本”“酿华草堂”“李滂”“少微”诸印。毛扆跋落款下钤“毛扆之印”“斧季”二印,跋后钤“东吴毛氏图书”“西河季子之印”“虞山席鉴玉照氏收藏”“桃原衣冠”“墨妙笔精”“平阳汪氏”“惠定宇借观”“小有壶天”“木斋审定善本”“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吴兴徐氏”“伯郊所藏” “北京图书馆藏”诸印。根据钤印可知,国图本亦是李盛铎故物。

从钤印情况来看,国图本藏印反映出的藏家较多,北大本藏印涉及到的藏家较少,且都包含在国图本藏印反映出的藏家中。二本除收藏印之外,行款一致。国图本字体略瘦,北大本笔道略肥。另外,国图本目录叶版心鱼尾下有“九僧诗目录”五字,正文版心鱼尾下有“九僧诗”三字,卷末毛扆跋版心有“九僧诗跋”四字,而北大本版心对应位置无字。总体来看,除了收藏印外,二本相似度很高,且钞写都极尽工致。

二、国图藏本《九僧诗》递藏清楚,北大藏本递藏关系缺环严重

因北大本钤印较少,事实上只涉及三家藏书家,即汲古阁毛氏、酿华草堂席氏与近代的木斋李氏。而这三家,都出现在国图藏本的递藏中,因此这里重点叙述国图藏本的递藏情况。与国图藏本对照,北大藏本藏印体现出的递藏关系缺环严重。
国图藏本,目录首页“宋本”“希世之珍”“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诸印,卷端“宋本”“希世之珍” “毛晋之印”“毛氏子晋”诸印,卷末“卓为霜下杰”“汲古得修绠”“子晋书印”诸印,毛扆跋落款下“毛扆之印”“斧季”二印,跋后“东吴毛氏图书”“西河季子之印”诸印,皆为虞山毛氏汲古阁所有。又《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九僧集》一本,影宋板精钞,一两。”则汲古阁确实制作过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试验国图藏本卷端诸印,与其他可靠汲古阁藏书上的印章,若合符契。如下图:

1国图藏本目录首叶“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三印
2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元钞本《方是闲居士小藳》卷端毛晋三印[2]
3中科院图书馆藏汲古阁精钞本《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卷九首叶毛晋三印[3]汲古阁其他诸印亦确然可征,不具于此。通过对比可知,国图藏本确出汲古阁影钞。
《九僧诗》卷末有毛扆跋,落款时间为康熙壬辰,即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毛扆去世前一年。但是《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仅著录了《九僧集》一种。《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毛扆为了售书给潘耒而拟定的一份书目。潘耒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则《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成书不晚于康熙四十七年。但《九僧诗》卷末有毛扆康熙五十一年跋,可知此本至康熙五十一年仍在汲古阁中。这就有两种可能。根据近人潘天祯的考证,《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虽然是拟给潘耒的书单,但最后议价未谐,未能出售给潘耒,而是散入各家,[4]《九僧诗》可能恰在未出售的部分中,至康熙五十一年毛扆仍然得以作跋。另一种可能是,《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著录的《九僧集》已经卖出,因汲古阁影钞的《九僧诗》不止一部,因而至康熙五十一年,毛扆仍可以为《九僧诗》作跋。因为没有更多的证据,尚无法判断哪一种猜测得以成立。
在汲古阁毛氏之后,此书入席鉴之手,书中钤盖的“席鉴之印”“席氏玉照”“萸山珍本”“酿华草堂”“虞山席鉴玉照氏收藏”“桃原衣冠”“墨妙笔精”诸印为席氏所有。席鉴亦虞山人,好藏书,精鉴别。黄丕烈曾见顾广圻有影宋钞本《东家杂记》一部,上有席鉴手跋:“往闻何义门太史得宋椠本《东家杂记》二卷,毛省庵先辈从之影写一本,余于丙申仲夏得之汲古阁中。”[5丙申,当康熙五十五(1716)年。毛扆去世于康熙五十二年。由此可知,毛扆去世后,席鉴直接从汲古阁购买过书籍。[6]这部《九僧诗》,应该就是席鉴直接得于汲古阁的。国图藏本卷端有席鉴“席鉴之印”“席氏玉照”二印,卷末有“酿华草堂”印,与席鉴酿华草堂影宋钞本《新加九经字样》所钤相同。如下图:

左:国图本《九僧诗》所钤
右:席氏酿华草堂影宋钞本《新加九经字样》所钤[7]
席鉴去世之后,藏书散出,毛钞《九僧诗》归于书商钱时霁,钱氏又将《九僧诗》售与滋兰堂朱氏。钱氏在毛钞原书上没有留下印记。但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石韫玉刻本《九僧诗》卷末,有一通落款为“听默霁”的跋文,钱时霁字景开,号听默,[8]则“听默霁”当即钱氏其人。跋文中说:“汲古阁影宋写《九僧诗》,余从虞山席玉照家购得,归于滋兰堂朱氏。此本乃余萧客从滋兰本抄出者。”[9]可知此通跋文是钱氏书写在余萧客钞本上的,且记录了钱氏曾买得毛钞原本,又售与滋兰堂朱氏。钱氏跋文署“癸卯送春日”,按罗继祖所说,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此时毛钞《九僧诗》已归滋兰堂朱氏。滋兰堂朱氏指朱奂。朱奂是乾隆间吴县藏书家,与惠栋(定宇)、余萧客有交往,余萧客即从朱奂手中假得《九僧诗》抄录。黄丕烈说:“朱(奂)与惠徵君栋为莫逆交。”[10]卷末的“惠定宇借观”的印章,可能就是书属于朱奂时钤盖的。

道光十六年石韫玉刻本《九僧诗》卷末钱时霁跋[11]

朱奂之后,《九僧诗》又归周锡瓒。石韫玉刻本《九僧诗》卷末有朱邦衡跋,云:“汲古阁影宋钞《九僧诗》,余从文游季父滋兰堂所藏本。季父从席玉照家购得,为世名书。比年因家道中落,宋元版、佳钞秘本诸书悉归漪堂周氏,是书亦随之去。”朱邦衡是朱奂的侄子,此跋当可信,则朱奂之后,此书归周锡瓒。周锡瓒,字仲涟,号漪塘,号香严居士,黄丕烈等人口中的周香严,即其人也。朱邦衡跋时间为乾隆丁未,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此时《九僧诗》已归周锡瓒之手。
周锡瓒之后,此本《九僧诗》又归长洲汪氏。长洲汪氏藏书,自汪文琛始。汪文琛,字厚斋。汪文琛之子即藏书史上有名的汪士钟。书中“平阳汪氏”“三十五峰园主人”“汪士钟印”即属汪氏父子。汪文琛有“三十五峰园汪厚斋家藏”一印,推测“三十五峰园主人”可能为汪文琛所有。但这种园林、斋号名,往往父子相承,所以这方“三十五峰园主人”也有可能是汪士钟的印章。汪文琛生卒年不详,但他的夫人程云是一位诗人,阮元编《淮海英灵集》记载她卒于乾隆庚寅,即乾隆三十五(1770)年,[12]则汪文琛主要活动于乾隆年间应无大错。此书乾隆末归周锡瓒,周锡瓒卒于嘉庆二十四年。以情理推之,周锡瓒身后藏书散出,《九僧诗》于此时归于汪士钟之手可能性最大。潘祖荫序《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云:“嘉庆时,以黄荛圃百宋一廛、周(原注:锡瓒)香严书屋、袁寿阶五砚楼、顾抱冲小读书堆为最,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原注:士钟)。”潘祖荫的姑母嫁给了汪士钟之子,潘氏所说,当出耳闻目睹,可信程度较高。可以推测,毛钞《九僧诗》从周锡瓒手中,又归汪士钟艺芸书舍。汪骏昌,其人无考,但其藏印明言“长洲汪骏昌”,则与汪文琛、汪士钟同里,当是汪氏族人。又以时间考之,或是汪士钟子侄辈。今传宋刊《陶渊明集》有汪骏昌道光二十八年跋,[13]则其活动时间大致在道光末。汪士钟活动时间大致在嘉庆、道光间,则此部《九僧诗》在长洲汪氏族中流转过一段时间,是可以肯定的。国图藏本所钤“汪士钟印”、“三十五峰园主人”等印,亦历历可征。
在长洲汪氏之后,此书又流入德化李氏之手。书中所钤“明墀之印”“李氏玉陔”二印,说明此书曾入李明墀之手。李明墀即李盛铎之父。李明墀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于光绪十二年(1886),他的活动时间正好大致可以与汪骏昌活动时间相接。可以推测,此部《九僧诗》从长洲汪氏手中流出后,辗转归于李明墀之手,后又传与李盛铎,李盛铎传给十子李滂(字少微),后经徐森玉之子徐伯郊(诗外簃)手,归北京图书馆藏。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了此部《九僧诗》,则至迟在五十年代,此书已归北图所有。
与国图藏本相比,北大藏本上的藏书印鉴体现出的递藏关系简单得多。北大藏本上的藏书印鉴只体现出了上述递藏关系中的汲古阁毛氏、席鉴、李盛铎三家,而席鉴至李盛铎中间的递藏关系则付阙如。这样来看,国图藏本的递藏清楚,来路可靠,而北大藏本的递藏则颇有疑点。

三、北大藏本《九僧诗》汲古阁、席鉴藏印不真

北大藏本上的藏书印只反映出虞山毛氏、常熟席氏和李盛铎麐嘉馆曾经收藏过此书,从席鉴到李盛铎中间的递藏,书上的钤印没有体现出来。如果进一步考察北大藏本上钤盖的藏书印,就会发现,北大藏本上的毛晋父子、席鉴的藏书印章皆不真,且是根据国图藏本摹刻钤盖的。如下图:

左:北大本《九僧诗》目录所钤[14]

中: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元钞本《方是闲居士小藳》卷端所钤

右:国图藏本目录首叶所钤

左:北大本《九僧诗》卷端所钤

中:中科院图书馆藏《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卷末所钤

右:国图藏本卷后毛扆跋语末所钤

左:北大本《九僧诗》卷端所钤

右:国家图书馆藏席氏酿华草堂影宋钞本《新加九经字样》卷端所钤

北大本上钤盖的其他毛氏、席氏印章与上述情况相同,不一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北大藏本《九僧诗》上钤盖的汲古阁诸印,与来路可靠的汲古阁钞本上钤盖的印章有差别。此本钤盖的席鉴印章,亦与席氏钞本上钤盖的印章有差别。从道理上推测,藏书家印文相同、风格相同的印章可以不止一方,随着印章使用磨损,藏书家完全有可能请人重新镌刻印文相同、风格类似的藏书印。因此,不同书上钤盖的藏书印,印文、风格一致,若非同一方印章,不能作为判断其为伪作的充分条件。但是从情理上推测,同一藏书家使用的同一风格、同一文字布局的藏书印,不应出现明显的模仿痕迹,更不应有很大的水平差异。反观北大藏本《九僧诗》上的毛氏、席氏诸印,可以看出,这些印章线条软弱,笔画失真,都是在描摹真印,却远不及真印刻制之精。且印色暗淡,钤盖模糊,系伪印无疑。且与国图藏本相比,北大藏本少了一些关键的印章。如汲古阁钞书,卷末应当钤印,但北大藏本卷末只有伪刻的席氏“萸山珍本”与李盛铎“木斋宋元秘籍”二印。国图本卷末有席氏“萸山珍本”“酿华草堂”二印,或由于作伪者不知此二印皆属于席氏,故而只摹刻了“萸山珍本”一印。经过对比,北大藏本的诸藏印,只有李盛铎的藏印确系原印。

对于毛钞本来说,汲古阁印鉴是鉴定真伪的一个重要特征。北大本毛氏印鉴皆伪,席氏印章亦出摹刻,只有李盛铎藏印不伪,则此本非毛钞原本,当系后人作伪。值得注意的是,北大藏本上毛晋父子、席鉴印章钤盖的位置,与国图藏本几乎相同。藏印不真,钤盖位置又有意模仿真书,则北大藏本系以国图真本为蓝本制作的伪本,当是事实。

左:国图藏本卷端    右:北大藏本卷端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北大藏本虽系赝鼎,但书前袁克文跋却为真迹。北大藏本书前装有袁克文跋一通,写在笺纸上,内容如下:

九僧诗即高僧诗选前集,木老夫子藏毛钞本精隽动人,假得影写一过,当与箧中毛钞高僧诗选合装珍之。乙卯(1915)夏日,袁克文谨识。

袁克文买毛钞《圣宋高僧诗选》,事在1915年五月。七月初三,袁克文日记中记:“假木师藏毛钞《九僧诗》一卷,付胥影写装成,与《高僧诗》并藏箧中。”[15]日记中所记,与北大本卷前跋语相合,则袁克文确有向李盛铎借《九僧诗》并影钞一事。但北大这部《九僧诗》,并非袁氏影写的那部。若只是为了与毛钞《圣宋高僧诗选》合装,则没有必要伪刻印章。且北大藏本上,近人藏家只有李盛铎的藏印,并无袁克文印。可以推测,北大本并非袁克文影写的那部《九僧诗》。且袁克文跋写在笺纸上,不能确定是北大本原有的,也许是袁跋本为国图藏本题,李氏后人售书与北大时,才将袁跋装入北大本书内。总之,袁克文跋虽是真迹,但北大本《九僧诗》却是比着毛钞原本制作的赝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北大本是根据国图本制作的,但是两本之间文字也有细微的不同。如第二叶甲面“唯闻坏陵柏”,国图本作“栢”,北大本钞作“柏”;同叶第七行诗题中“承旨”,“旨”字上半部分,国图本作“上”,北大本此字上部作“二”;第七叶甲面第五行“竺卿”的“竺”字,国图本作“笁”。这些应当视作钞写中产生的细微不同,并不能动摇北大本是根据国图本制作的结论。另外,第五叶第一行中诗僧的名字“保暹”,“暹”字上方的“曰”,国图本作“羽”,北大本一开始写作“羽”,后贴纸改为“曰”,可见北大本在钞写的时候对国图本也有有意识的更正。但是北大本用贴纸的方式更改,并不符合汲古阁影钞本改字的习惯。汲古阁影钞本如果需要改字,一般是用白粉涂掉重写。

四、李盛铎的著录与《九僧诗》入藏北大图书馆的前后

北大本系伪作,那这本作伪的《九僧诗》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呢?这要从李盛铎收藏《九僧诗》说起。北大本与国图本皆有李盛铎藏书印,说明此二本都是木犀轩故物。对此,李盛铎自己亦有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李盛铎稿本《李盛铎藏书书目提要》,[16]其中第七册集部著录了两部“影宋钞本”《九僧诗》:

《九僧诗》一卷,影钞宋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

《九僧诗》不分卷,影钞宋本,末有毛斧季跋,半叶十行,行十八字。

这两条正好写在前后两页上。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凡例》中说:“凡同一书写有两篇书录,而内容又完全相同者只收其一。”[17]张玉范整理的时候认为李盛铎只藏有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即北大本,故认为两条重复,删除了第一条,只保留了第二条,并且注明“李36”,这正对应北大藏本的索书号“LSD36”。但张玉范没有想到李氏书还有零星卖出者。如前揭所示,李盛铎藏书中其实有两部影宋钞本《九僧诗》,故其稿本《书目提要》有两条影宋钞本《九僧诗》的著录。惟国图本与北大本行款相同,可知第一条的“半叶九行”当是“半叶十行”之讹。

国图本与北大本都有落款为毛扆的跋,但李盛铎《书目提要》的著录一揭“末有毛斧季跋”,一则否,其中或有深意。可以推测,李盛铎著录的“毛斧季跋”所指或是毛扆的亲笔跋。而不著录北大本书末的毛扆跋,或是认为此跋非毛扆亲笔,出于过录。李盛铎对于汲古阁印章比较熟悉,有鉴别毛氏影钞本的能力,袁克文写《九僧诗》跋的同年(1915),李盛铎在致袁克文的信中,就指出袁克文新收影宋钞《韵补》上的毛晋印“不确”。[18]考虑到这一层,再玩味李盛铎著录两部影宋钞时措辞的不同,其中深意,可以想见。
李盛铎木犀轩中,有一真一假两部影宋钞《九僧诗》。1937年2月4日,李盛铎去世。1940年,北平伪临时政府买下木犀轩藏书,整体拨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据档案记载,这批木犀轩藏书从5月6日开始点收,至9月底点收完毕。[19]现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尚存一部题为“李氏书目”的目录,首册有手写签条“木犀轩李盛铎书籍”,内文系民国间复写本。此目录不按四部分类,每部分末尾都注明“以上某页某部某种,民国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可知此目是1940年点收木犀轩藏书时的清单。此部目录著录有“九僧诗一卷 毛氏影写宋本  席玉照旧藏  有毛、席各式图记  袁克文题”。《李氏书目》著录的这部《九僧诗》有袁克文题,可知《李氏书目》中著录的《九僧诗》即北大藏本。北大本《九僧诗》是在李盛铎去世后,木犀轩藏书整体转让给北大时,随其他藏书一起归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又此书点收时间为5月9日,应当是最早点收的书籍之一,亦可见此书在归北大的木犀轩藏书中,属于较为珍贵的品种。[20]
但是,北大藏本实非真本。李盛铎后人,在售书时,将书目中著录的《九僧诗》以伪本充之,真本《九僧诗》仍在李氏后人手中。推测这可能与李滂对此书的看重有关。李滂是李盛铎第十子,喜藏书。国图本《九僧诗》上即有“李滂”“少微”二印。李滂曾经以毛钞本《九僧诗》《圣宋高僧诗选》二书校刻本《九僧诗》,后将这部校本送给了周叔弢[21]。这部校本卷端题:“己巳九月十九日校本,李滂记。”卷端有“李滂之印”“少微”二印。观卷中校语,李滂用毛钞《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前集校刻本,校语为墨笔;用毛钞《九僧诗》校刻本,校语为朱笔。从李滂校《九僧诗》可以看出,他对于《九僧诗》是颇为留意的,也许这是在售与北大的书中,以假《九僧诗》充真的动机。
真本毛钞《九僧诗》,也未能在李家后人手中秘藏太久。1943年,这部真本《九僧诗》出现在琉璃厂。雷梦水记录:“1943年,李氏(建吉)与李纯如及修绠堂伙购李盛铎家藏书,多钞校本。其中有汲古阁毛氏钞本《九僧诗》一册,钤有各家收藏章,为毛钞中最精的一种,价一千元,售与上海。”[22]李建吉是书店宝铭堂店主。同年,傅增湘也见到了这部《九僧诗》,《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九僧诗》一卷,汲古阁影宋精钞本……钤有席氏、汪氏、惠定宇各印。(德化李氏旧藏。癸未)”[23]从傅增湘见到的《九僧诗》上有汪氏、惠定宇印章可知,他见到的是国图本,即真毛钞《九僧诗》。癸未即1943年,则傅增湘见到此书,与琉璃厂书贾购买李盛铎家剩下的藏书,当有关系。可能是琉璃厂诸书贾买得此书后,傅增湘得以见到。四十年代,徐森玉之子徐伯郊正在上海,1946年任上海市银行经理,1948年往香港,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则雷梦水所记“售与上海”,当即售与徐伯郊。40、50年代间,此书由徐伯郊转归北京图书馆。
伪本毛钞《九僧诗》进入北大图书馆后,一直被著录为汲古阁影宋钞本。1998年此书著录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著录。2016年,此书进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相比之下,国图所藏真毛钞《九僧诗》,除《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外,很少有人提到。古书之遇与不遇,或不由其本身真假决定,此正与人事相类。

五、结论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这两部影宋钞本《九僧诗》,从递藏上看,国图藏本递藏清楚,来路可靠,北大藏本递藏缺环较多;从藏书印鉴上看,国图藏本印鉴与其他毛氏父子、席鉴藏书印能够对的上,确为真印,北大藏本上钤盖的毛氏、席氏印鉴则皆伪;从李盛铎对这两部书的态度来说,李盛铎专门著录今国图藏本“有毛斧季跋”,可以推测,李盛铎对他藏书中的两部《九僧诗》的真伪情况或许有自己的判断;从李盛铎身后李滂卖书的过程来看,李滂将伪《九僧诗》连同其他藏书一起卖给北大,而将真《九僧诗》留下,后卖至琉璃厂,这一过程也是清楚的。综合来看,国图藏本确为真毛钞《九僧诗》,而北大藏本则确为伪作。
两部毛钞《九僧诗》,一真一假,通过上述论述,相信已成为定案。但这一弄假成真的错误,却给图书馆编目、版本鉴定工作提了个醒。古籍上钤盖有某家藏书印,未必证明此书为某家所有。藏书印有伪刻,特别是著名藏书家的印鉴,伪刻则更为严重。像汲古阁这样的藏家,名气太大,作伪者众多,更要慎重对待。在著录著名藏书家的藏印时,必须要与来路清楚、真实可靠的书上钤盖的印章进行对比,谨慎判断真伪。建立藏书家印鉴可靠的参考系,是推动版本鉴定科学化的重要一步。对于无法与可靠标本对应的藏书印鉴,要谨慎处理。特别是钞本的鉴定。对于钞本来说,藏书印有时是能证明钞本身世的唯一证据,对于名家钞本上的藏书印鉴,更应全面对比,谨慎著录。

[1]《九僧诗》未见宋刻本。毛钞《九僧诗》与毛钞《圣宋高僧诗选》前集,版式、行款、缺字皆相同,除汲古阁影钞《九僧诗》时根据他书增补的几首诗外,二书几乎无任何不同,疑皆从南宋书棚本《圣宋高僧诗选》钞出。见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一五。本文为了行文简明,对于这两部《九僧诗》仍旧以“影宋钞本”称之。
[2]引自《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编号:00513。
[3]此书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
[4]潘天祯:《<秘本书目>收录书的归属问题(下)》,《图书馆杂志》1986年第2期,第57页。
[5]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1页。又《题跋集》所录席鑑题跋有脱误,国家图书馆藏有此部《东家杂记》的影钞本(索书号:07407),此处所录跋语据国图藏本订正。
[6]北京师范大学董婧宸老师赐告,南京图书馆藏赵均钞本《六书正讹》上有席鉴跋语,述及毛扆晚年贫病,出售书籍与席鉴,则席鉴从汲古阁买书在毛扆生前就开始了。
[7]图片引自《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8]罗继祖:《枫窗脞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6页。又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有钱时霁一首。
[9]此本为余萧客钞本,后归罗振玉,罗继祖《枫窗脞语》著录并钞录此跋文,字句有小异。
[10]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04页。
[11]天津图书馆藏本,索书号:P15647。
[12](清)阮元辑:《淮海英灵集》壬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13]汪骏昌所跋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8368。
[14]本文所引北大藏本《九僧诗》图像,皆来自于《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编号:00676。
[15]袁克文:《寒云日记——收古籍善本摘抄》,载《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二册,附录,142页。
[1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SB/018.18/4058。
[17]李盛铎撰,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页。
[18]李小文:《李盛铎致袁克文论书尺牍》,第三通,《文献》2008年10月第4期,第84页。
[19]栾伟平:《木犀轩藏书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前后后》,《中国文化》第四十五期,第97页。
[20]北大藏本《九僧诗》的典藏号为LSB36,可见是北大馆接受李盛铎藏书的第36号。
[21]李国庆编:《弢翁藏书题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84、85页。
[22]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载《书林琐记》第41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
[2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4页。

【作者简介】

张鸿鸣,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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