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相 | No.31 热干面

苇杭工作室 202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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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武汉疫情，两个月来陆续有跟热干面相关的歌曲与文章推出，最早听得我眼窝一热的是歌手“趙老師”弹唱的《WUHAN》：“等疫情过去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吃热干面和豆皮，去光谷看人来人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场景，也终成为可望不可即的一道彩虹。

如今疫情结束了，很多人以吃一碗热干面来庆贺劫后余生。热干面，这个原本只属于湖北人个体的记忆，终成为集体标签。朋友圈某群里，大家因为知道我是湖北人，而问我一些与热干面有关的话题，比如，是只有武汉人爱吃热干面，还是湖北各地都爱吃？热干面是否可以自己在家做？那个芝麻酱跟吃火锅用的有啥不同？一个地方百姓普遍爱吃的东西里，是否藏着那个地方人们的灵魂？苇杭你是否应该学一下然后请大家每人吃一碗？

突然之间，我跟热干面被捆绑在一起。我不是吃货，我不爱美食，从不在意与吃有关的东西。但我们随州过早的确也是热干面当家，我是吃着热干面度过青春期的。我告诉群友，我不会做热干面，但却知道热干面的配料之一——辣子面的制作秘笈。

开玩笑，卖关子，笑完却发现有泪，与热干面有关的酸甜苦辣竟瞬间筛涌而来。原来，热干面果然与我密不可分，可以承载起我家两代人的兴叹。

三十年前，每个周六日的早上，我都在睡梦中听父亲敲房门：“燕儿，快起来，吃热干面，怕冷了”。每天他都去小区外面路口专门给我买一碗回来，另加一个天鹅蛋（北京叫麻团），这是我少女时期固定不变的过早样式。可十六七的我哪里叫得醒呢？七点叫，起不来；七点半再叫，起不来；八点叫第三遍，才不情愿地睡眼惺忪地起来，吃那已经不热乎的热干面，兑一点开水，才能搅拌开。

天下父亲对女儿的宠爱，都是一样的。谁家的女儿不是父亲心头的小桃花？他眼中，热干面是最好吃的，就天天颠颠地买给她吃。我眼中，身边一切宠爱与生俱来，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那个做校长时曾让所有学生都害怕的父亲，在女儿面前化成了一滩水。

没经过生离，更没经过死别，娇宠地养在深闺。直到，生离突然来了，死别也突然来了。

母亲脑溢血去世半年后，父亲说他要续弦找老伴了，而且，已经找好了，不是跟我们商量，是决定了。她是国营丝厂的一个武汉籍退休女工，下岗后曾经卖过热干面。

所有人都认为他昏了头。堂堂一个教授，国家干部，竟然要娶一个卖热干面的女人！亲朋无一赞同。人是没有等级的，但社会一直是分阶层折叠的。她的市侩与贪图，已略有耳闻。一时间，父亲千夫所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城市不大，父亲的学生分布各行各业，所有干部都曾受他培训，桃李芬芳，名满古城。

弟弟愤懑至极，拒不接受，认为父亲昏聩至此荒唐至此，以致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我则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理保持沉默，不想支持，也不忍反对。多年后，当我对男女情感有了多维度的理解后，试图从历史、时代、人性和心理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父亲的这次不智之选作客观分析，诠释“存在即合理”。

这个合理，一是基于父亲对武汉的感情。

我跟武汉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瓜葛，但我三岁前的所有照片，都是在武汉照的，背景不是长江大桥就是长江大桥桥头。那是父亲的城市，他全部的青春与骄傲，都留在了汉口。小时候我一哭，奶奶就哄我说下汉口，因为我每天吃的葡萄糖粉，都是汉口带回来的，一顿没有就哭，我一哭就什么都会有，头上的蝴蝶结，身上的红裙子。这惯出来的坏毛病到现在也没改掉，娇养的女孩再也没有人疼爱，再也不会有哭必应，遇到什么坎儿还是先哭一场再说。

历史对于我来说，都是纸上的文字，对于父亲来说，是黑白照片上定格的精神面貌，是安东尼奥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能看到的那种昂扬向上，刚毅坚定，英姿勃发。将黑白还原成彩色的，是母亲的描述：红的背心，印着“武钢”二字，衬着白的皮肤，黑的发角，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地投篮，三分球，一投一个准儿……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边织毛衣边对我讲他们年轻时的故事。其实没有那么多浪漫和理想色彩，却在时过境迁的回忆之中，绽放出异常的光华。因为那时父亲深爱的大学女同学水莲，正因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而精神分裂，成为这段婚姻祭坛上高悬的祭品。

武汉上学和工作期间的父亲，是葆有自我与个性的，是酷酷的硬汉，是我所不认识的。我认识的父亲，没有个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了顾全大局维持家庭完整，他放弃了在武汉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回到家乡随州，他放弃的，还有内心所有的自我和喜好，面子和尊严。他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中年男人，再也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自我。

等到儿女成人成家，再给孙子当牛做马。直到母亲去世，他花甲之年，突然怀念起武汉度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并将这份感情转嫁到一个来自武汉的操着汉腔的女人身上，在黄鹤楼、归元寺、长江大桥和热干面的共同话题中，完成似水年华的青春追忆。

第二个合理，则是基于平衡。

母亲的强势有目共睹，不然，断不能彻底改造一个男人至此。为了家庭为了儿女，父亲是忍字当头的。他曾经跪在我的祖父母面前哭，想解脱于这份强加于他的包办婚姻，得到的回答是——求全。

在母亲的强势面前唯唯诺诺半生后，他选择了一个弱势的女人，在别人看来，是不堪与不经，在我看来，也许是一种平衡。

他们顶着社会世俗的压力，走到了一起。父亲从政府的住宅大院搬到她家居住生活后，我去看望了一次，那是很破旧的没有物业的小区，穿着一身棉睡衣的父亲，蹲在路边等我，我远远看见鼻子一酸，那个头戴真皮贝雷帽，身穿雪花呢大衣搭配驼色羊绒围巾，裤棱线熨烫的笔直皮鞋擦得锃亮的父亲，哪儿去了？他将自己知识分子的所有体面放弃，融入到下岗工人群体了，跟他们一起抽廉价烟，咳嗽，打廉价的麻将，笑骂。我知道，他高额的退休金已悉数尽入武汉女人囊中。但父亲的脸色是红润的，他为我能去他的“新家”感到莫大的欣慰。“新家”是素朴简陋的，却满满的生活气息。冰箱是满的，屋子是暖的，日子过得像热干面一样，简单却热气腾腾。

她做了拿手的热干面给我吃，辣子颜色不同于平常所见油泼辣子的深红焦糊色，而是鲜艳的嫩红，我问其中奥秘，她告诉我，浇油之前倒入适量的滚烫开水，再浇注热油，颜色就会好看。浇油前加入一些白芝麻，就会更香。我给了她五万块钱，让他们把房子简单装一装。

婚姻如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外人更多在用世俗的尺子丈量，这把尺子就是《荷马史诗》里奥德修斯遇见的那个妖怪的床。人比床长，腿就会被血淋漓锯掉，人比床短，就会被活生生拉长。总之，不是以人为本，受苦的是人，不是尺子。

武汉女人没有不能干的，也没有不精明的。之后两年，她以父亲的名义，以各种理由让我陆续给她汇钱，明知她挟天子以令诸侯，钱最终不会用在父亲身上，只给父亲抽廉价烟，我带去的好烟好酒她也会变卖掉。我尽着愚孝，只想她对父亲好一点，图个心安。我知道有一天，连尽愚孝的机会也不会有。

直到2010年，父亲病危，我赶回老家，每天三分钟的探视，我看到ICU病床上的父亲浑身插满各种管子，呼吸艰难，随时可能撒手人寰。眉毛和胡须老长，六十五岁的父亲，垂垂老矣。

病房外的走廊长椅上，只有我和这个应该称作继母的人。冬夜里，我和她，两个女人，为同一个人，各流各的泪。我哭父亲一生苦，她哭自己身后孤。因为害怕父亲术后成为植物人需要她长期服侍，她在不停诉苦之后委婉地提出离婚。我沉默，一如当初父亲选择她时。

可怜父亲这个书呆子，遇上了一段自以为是的“爱情”。这是他慎微忍让的一生中，难得的一次强硬自主，并为之付出鱼死网破父子反目的代价。只是，俗世里哪有什么爱情。不过是他投之以琼瑶，她报之以木桃，最终不过同林鸟。

2017年，父亲逝去。时值中央巡视组下地方，正常的讣告也没发，任何事到了基层，都会过度解读矫枉过正，连正常的婚丧嫁娶也变得偷偷摸摸，我们不敢告诉任何单位，怕人家为难，只自家亲戚参加追悼会。他的一拨学生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来送了花圈。将将就就，泛泛草草，两袖清风，百年孤独。“七十古稀两世纪，百年跌宕一场梦”。我写了挽联和悼词，在他遗像前，点燃一支中华烟，哀而不伤。

当一缕青烟升起，亲友低头垂泪的那一刻，我抬头看见天空中一刹那的奇妙景象：流云西飞，急速飘移，那是只有用降格才能拍摄出的风云变幻、时光流逝的历史感恢弘画卷！父亲腾空一跃，以他当年在汉口灌篮的姿势，飞向浩渺苍穹，消失的只是肉身皮囊，是被政治和世俗束缚了一生的那个人，此刻，他彻底解脱了。

待青烟散尽，烟雨云朵亦恢复常态，不可思议……灵魂仍在，大化无形。我仰面对着青烟散尽处，挥手道别：再见！父亲。我们会再见的！我会记着给你带一碗热干面。

一个地方百姓普遍爱吃的东西里，是否藏着那个地方人们的灵魂？我想说，是的，不止灵魂，还有青春过往。我曾经反复看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期冀用符号学解读这碗热干面，但我发现，它蕴藏的百感交集不是用符号学能解读的，那依然是共性，不是个性。一千个湖北人，会有一千种热干面。这是罗兰·巴特始料不及的。

父母不在后，很少回老家了。偶尔回去，次日过早时，不用问不必说，弟弟会开车径直带我去热干面做得最好的那家店，心照不宣，要一碗热干面，放在我面前。他会嘱咐老板，碱面捞起来时水要沥得干一点儿，芝麻酱多放点儿，辣椒不要放，我姐姐她吃了容易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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