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80%以上的作家、批评家、编辑不懂文学，尽管他们占据着位置

李浩：文学教授与全民写作

作者简介

李浩，男，1971年生于中国河北，当过八年小社员。一向耽于幻想与虚构，耽于无用，学习过美术和写作，资质平平，一直在狂妄的自信和深度自卑间摆荡。

书虫。曾反复引用博尔赫斯的两句话：“天堂，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没有图书存在的天堂在他那里永远获得不了信任；“我经历的很少，但我的阅历很多。”从古人和同时代人的智慧中，他以为可以获得精神、经验上的丰厚和富足，可以补充部分在经历上的缺陷，当然，是部分地。

一个对智慧和技艺有着迷恋的人，一个坚定而深切的怀疑论者。一个，弱者，一个自我的敌人；一个坚持把自己的写作努力变为智慧之书、不惮“写给无限的少数”的作家，一个保持着傲慢和偏见并始终尽量修正自己的傲慢和偏见的人，一个，“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固执的个人立场”，未随时间和命运变化而变化的人。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长篇小说《如归旅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孙犁文学奖等等。

来源：花城（微信公号）

文学是否可以教授？在我看来它不应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没有疑问感：文学可以教授，并且的确需要教授。没有谁天生就是作家，就是大师。如果这点没有疑问那文学技艺可以传授就不应有任何疑问，所有的成功都有一个学习过程，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讨论却是有心的，有益的。因为这一常识并不是能为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接受，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度，把一切模糊化、不可知化、玄学化是一种固执的现象，深入人心。在西方人那里，一到一万之间至少有一万个格，而一格到二格之间还可以更加细分，它需要追究，这个点，到底处在一和一万之间的那个位置，如何更为确切；而在我们东方，一和一万是可以模糊的，互换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是如此……两种方式当然各有利弊，说这样的话并非对什么什么进行谄媚；但落实到文学创作的教授上，我可能更倾向于西方的方式。

应当把文学的写作开成一门专门的课，从写作的诸多面入手，譬如如何用词，如何做到陌生，譬如如何讲述故事，把故事讲得生动美妙，譬如如何设计人物，让每个人物如何发生关系，并成为牵动的线，譬如……说实话，我不知道说文学技艺不能传授、作家不需要“培养”的说法从何而来，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据，但作为作家，编辑，我看到的更多的却是这一“理论”可怕的后果。太多从事创作的写作者（尤其是基层写作者）因为缺少文学技能的培训用几十年的努力也没有进入到文学中，尽管他们的文字里有时也不乏烁亮的点；太多的作家基本功太弱，只会讲述通俗故事，而且存在太多疏漏，那样的文字真的是如同嚼蜡；太多的文学批评家不懂文学技艺，缺乏文学审美能力，他们夸夸其谈的不过是被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嚼过一万遍之后的口香糖，不能和文本贴进，不能指引阅读，并且了无趣味。我说过一句过于苛刻的话，那就是，在现在，至少有80%以上的作家、批评家、编辑不懂文学，尽管他们有着或大或小的名气，占据着位置。何以至此？因为我们缺少教授文学技艺、提高文学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准的课。

当然，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也深感缺少“这一课”的诸多缺憾，我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努力、体味去尝试理解在前人那里已成规律的东西，有时，我就像王小波笔下的那个有些弱智的表姐，多次自鸣得意地宣称：我懂得了一项很不错的技术！我会订扣！却不知道，我这个费了巨大心力得到的技艺在别人那里尤其是大作家那里已经是旧识，不值一提。如果有“这一课”，我根本不需要走那么多的弯路，根本不需要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这些精力本可抽出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在《北京文学》工作期间我曾和朋友们编辑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栏目：“文本典藏”，请一些作家学者就他以为最好的短篇小说进行推荐，说出推荐理由并做眉批——阅读这些眉批让我感慨良多，有时，会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阅读中的错过是多么巨大，重新注意到它，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我枕边，还有一本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这是他在美国大学里教授文学时的一部讲稿，他让我重新认识那些甚至已读过多次的文学巨著：《包法利夫人》，《变形记》……当然，我并不认同他对这些名著的所有理解，对文学的所有理解，但就技艺的熟捻，但就如何完成个人的“风格和结构”，如何用“处在两块肩胛骨之间的那块骨骼”去感受震颤，领略文学文字的美妙，纳博科夫给予我太多的教益。并且，也带给我巨大的懊悔：如果我在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的时候读到这本书，能聆听像纳博科夫“文学讲稿”这样的文学课，我的写作肯定会更完美得多，我的某些已经固定下来的错谬和短板也许就能得到纠正和弥补。

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科学”，特别是结构，故事设计，特别是一些新颖的技法运用，特别是上世纪“文学爆炸”以来诸多作家令人目眩的文体实践……米兰·昆德拉在强调作家独创性、“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的同时，还曾提示我们“一部作品，应当是前人文学经验的一个综合”，做到这一点儿，当然首先是要阅读大量的图书，而有一“文学课”的指引、辨析则一定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少些偏见和错谬，少些夜郎自大的固执。

我说文学创作的教授不应是什么问题，这不只是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其实在中国，在我们的古代，也是一直这样做的。我猜测，说文学创作不可教授，大约是出于艺术类的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不可复制性的认识——音乐，美术，中国书法，这些艺术也都有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不可复制性，而且中国用来书写的毛笔、宣纸，因材料的特殊性就已注定自我复制的艰难，任何一个书法家画家都不太可能更将已有的作品一模一样地复制一遍——可我们的书法、绘画最强调的是什么？首先是临摹，临贴，首先是，看你笔墨的出处。为什么到了文学，同处在艺术范畴内的文学，却变得不可教授了呢？要知道书画对艺术个性的强调更为严苛啊！我想知道，哪位作家能不学习、体味前人经验就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如果有，请你告诉我，我请你吃满汉全席。白纸黑字。

著名诗人、俄罗斯女作家阿赫玛托娃曾如此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匠人，我懂得技艺。她有的肯定不只是技艺，但，这个强调却实在富有启示。何况，文学创作课，也不会只教你如何技术而不学习审美和面对世界、人类的可能态度。

当然，“这一课”的教授实在是具有难度，对教师的要求实在是高，可因此就不做，可因此，我们大学的“学术”就僵硬板结地像一块木头，则更为有害。

至于说有了这一课，全民就都能成为作家，都能写出大作巨作，我以为又是一个相当的谬误，这里面，似乎有一点“大跃进”的味道。我不反对全民写作，多读点书，多想些问题，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写出来，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作家”其实是有门坎的，而且随着时间已变得越来越高——有些过去的所谓作家，现在看起来可能算不上是什么作家，最多是通俗作家而已。有了这一课，毫无疑问，会提高民众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水平，会使一些民众懂得审美，也会使一些作家有更高的艺术水准，这个提高可以是普遍的——但，我们也必须清楚，“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并不能全民普适，这点儿，永远不能。就像，不是所有人学了数学，化学，就都会成为数学家，化学家，科学家，能够成为某某家的永远是一个少数，美国有文学创作课并且相当普及也不是所有的聆听者都成了作家，且不说大作家。但，有了“这一课”，作家肯定会出得多些，民众的欣赏水准肯定也会高些，不至于，让我们总是在平庸和低端上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