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保全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边疆治理研究。 摘 要：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国家，疆域格局呈现同心圆形态； 而由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国家政权，疆域格局则呈现“板块”样式。这两种疆域类型中的不同圈层或不同板块具有不同属性，呈现突出的异质性特征。与此相适应，王朝国家的边疆形态不仅是异质性的也是碎片化的。在“核心—边缘”的二分范式中，边疆的碎片化特征表现为：边疆在王朝版图中易于盈缩和流变，边疆和内陆之间存在深刻的二元性区隔。不仅如此，处于不同文明板块中的边疆区域以及“内边疆”和“外边疆”之间，在政治生态、经济生业、社会结群和文化形态上也存在多样性差异。 关键词：王朝国家； 疆域； 边疆； 边疆治理； 文明板块 中国自秦朝建立之日起便进入了王朝国家时代，这样的历史进程一直延续到清的灭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国家发展史遵循着王朝兴亡更替的演变轨迹和基本逻辑。其中，既有国家疆域的统一，又有国家版图的分裂；既有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又有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国家政权；既有中原王朝强盛时期的开疆拓土，也有实力衰落时期疆域的萎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王朝国家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疆域和边疆的演变史。在历时两千余年的王朝国家时代，中国的疆域格局并非是浑然一体的，而是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异质性，疆域的不同部分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王朝国家为了有效地控制和治理这样一个异质性的地理空间，通常会根据民族分布和文化差异将边缘性部分单独划分出来，并采取特殊的方式加以治理，于是便有了“核心—边缘”的区分。在这样的疆域构造中，边疆的形态不仅是异质性、多样性的，还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格局不仅表现为边疆与内陆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而且表现为不同的边疆地区之间也形态各异、互不相同。 一、两种疆域类型及其异质性格局 总体来看，整个王朝国家时代的疆域格局是异质性的，与之相适应的边疆形态则是多样性和碎片化的。尽管“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历代王朝，并形成了“天下”“四海”“中国”等极具感召力的疆域称谓，但是这并不是国家疆域的真实情况。可以认为，中国的疆域在王朝国家时代从未真正实现过均质化和一体化，不同区域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差序性的疆域格局。具体来看，王朝国家的这种异质性疆域，又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国家统治下的疆域。在这种类型的疆域中，中央王朝往往以“京畿”之地为核心，按照文化的标准，分层式地向外划分与推衍疆域范围。这样的疆域格局，是以若干个同心圆的形式分布的，不同圈层的疆域特质及其对于中央王朝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此，许倬云曾提出，王朝国家时代的中国疆域实际上由核心区、中间区与边陲区三个层次构成，其中“核心区人多地狭，可是文化发展居领导地位，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边陲区则人少地广，又往往必须与民族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居混处”；“在核心区与边陲区之间，另有一中间区”此外，李大龙也将唐朝的疆域分为“九州”“海内”“海外”三个层次。美国学者费正清也有类似认识，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他提出了“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三个传统中国的基本圈层结构。当然，这样的疆域格局并非是一种纯自然地理空间的客观存在，而是王朝国家主观构建的产物。这是因为，这类疆域构造并不一定是以地理空间的远近为参照，而是更多地依据对文化要素的考量。在这种建构起来的空间格局中，地理上远近不同的疆域部分可能被视为处在同一个圈层之中。 二是，边疆少数民族通过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国家而整合起来的疆域，以元朝和清朝最为典型。此时的疆域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华夷之辨的文化色彩，但仍旧是异质性的，甚至有时候这种异质性更为突出。以清王朝来看，其疆域架构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作为满清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第二，传统的汉族聚居、统治的中原地区；第三，南部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域——土司地带；第四，西部、北部、西北边疆地区——藩部；第五，依靠朝贡体制而维系的周边属国。尽管在汉族建立的某些王朝国家中，也大体存在着这些地理空间部分，但是这些结构却往往按照文化标准进行重新排列组合，由此主观建构起来的疆域格局仍表现为“无远弗届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花，推向未开化”。与此不同的是，同样是基于这种疆域结构，蒙元、满清这样的中原王朝，由于较少持有华夏中心主义，所以更加倾向于从“因俗而治”的角度看待不同的疆域部分。因此，这种类型的疆域格局并非以“华夏”为中心同心圆、放射状的形态，而是呈现出不同“板块”的样式。 面对这样规模庞大，而又充满异质性的疆域，中原王朝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就不得不对占有的地理空间进行合理地划分，以便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管辖和治理。当然，就一般逻辑而言，王朝国家完全可以依照疆域格局中不同“圈层”或不同“板块”的分布进行区域划分，并实施“因俗而治”的地方治理。然而，这样一来不仅会加重国家的治理成本，还可能加剧国家疆域的多元化、破碎化，甚至导致国家共同体的分裂。因此，这种将国家疆域细分为若干部分，并分别实施不同统治方式的情况在王朝国家时代并不常见。相比之下，区别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做法在王朝国家疆域划分和疆域治理中的应用更为普遍。在汉民族（或华夏族）建立的王朝国家中，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按照文化范式将边疆和内陆区分开来。但是，在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中，情况却较为复杂。在入主中原并建立王朝之后，原来作为其“龙兴之地”的边疆区域就同时具备了双重属性：一是地理空间中的边缘属性，二是政治心理上的核心属性。但是，随着在中原地区政权统治的延续和不断巩固，以及受到内陆文化影响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些少数民族的王朝统治者会逐渐超越自身的种族认同，转而以国家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整体视角来看待疆域的空间构造。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曾作为民族发祥地的区域，在疆域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会越发退化，相反作为国家疆域边缘部分的边疆属性则会愈来愈突出。 因此，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王朝国家中，虽然疆域格局和疆域治理逻辑有很大差异，但是“核心—边缘”或“内陆—边疆”的二分法，一直都是划分中国疆域格局的基本范式。在这种空间结构下，疆域内部的异质性特征便主要体现为边疆与内陆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内陆与边疆之间存在着先天性的自然差异，这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时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王朝中央对于二者采取的不同统治方式，也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差异性。这样的客观现实，就为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形态和边疆治理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理解历史上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离不开对这一宏观背景的认知；乃至对今天中国的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做出合理阐释，也需要从这种历史主线中去寻求依据。 二、边疆在王朝版图中的存废盈缩 在“核心—边缘”的疆域格局中，王朝国家边疆形态一个突出特征就表现为边疆在王朝国家版图中经常呈现出“时来时往”的流变态势。与现代的国家领土不同，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空间并不存在明晰而稳定的外围界线。英国学者吉登斯所描述的“有边陲而无国界”，正是这种疆域和边疆形态的现实写照。在天下疆域观中，王朝国家时代形成的“四海”“中国”等有关疆域的地理概念，所指代的空间范围都是不确定的，有时含糊地指向“普天之下”，既包括中原地带也包括“夷狄之地”；有时又单指“华夏诸国”，即仅包括核心区。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古代的国土观以带向心性的文化取向为特征，本土基本不变，外沿则可因边境异族的或主支'变夏’，或被征服，或入侵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变夏’等诸多原因而扩展”。同样的原理，“天下”的范围也时常因王朝实际影响力的衰减，而出现向内陆方向收缩的现象。 在王朝国家构建之初，秦代的疆域面积较为有限，现在所谓的边疆区域大部分都尚未纳入到国家统治范围之内。尽管如此，秦朝奠定的疆域空间为后世王朝的统一和疆域拓展，奠定了一个主体与核心。在此后的国家演变历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有盈缩。”汉代以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华夏范围——核心区——在生态地理范围已然达到了极限，王朝国家的版图盈缩主要就体现在边疆空间范围的历史流变。一是，同一边疆区域在不同王朝国家时期出现“归属与分离”的变动。如历史上被称为西域的边疆地区，曾在西汉时期因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而成为中原王朝的疆域组成部分。但是在东汉以后，这一区域对历代王朝的归属出现了时断时续的变迁，其归属的空间范围也不尽相同。明朝时期曾一度完全退出对这一区域的统治，直到清朝时期才再度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二是，同一王朝统治下的不同阶段，边疆范围的盈缩变动也十分明显。仍以西域为例，汉王朝在王莽之后曾放弃对此区域的统治，其后在东汉一朝中又出现了对都护府的多次撤销和复置。类似这样的情况在王朝时代屡屡上演，由此也引发了一幕幕有关边疆存废的历史分合大剧。 历史上，王朝国家的边疆范围通过上述两种方式不断发生着嬗变。这不仅凸显了边疆的碎片化特征，也使得这种碎片化的存在形式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得到延续和强化。在这样的流变过程中，既有因王朝国家实力不济而被迫丧失边疆的情况，也有王朝统治者主动放弃边疆的情况。纵观整个王朝时代，国家的统一是主流，国家的分裂是支流。但是，具体到每部分边疆地区归属于中原王朝的时间，与分离于中原王朝的时间相比，并不算长甚至较短。如果将当代中国的所有边疆区域作为考察对象，其全部归属于中原王朝的时间更加短暂，葛剑雄认为这样的统一实际上只有81年。如，蒙古高原是在唐朝时期才部分内附于中原政权的，并且这个时间不算太长。此后，直到元朝建立才再次被纳入王朝版图，而在整个明朝时期又一次与中原王朝分离，直至清初才重新为中国统一。诸如这样的边疆地区，实际上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都保持着独立的政权体系。因此，边疆在王朝国家时代的流变，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边疆地区长期处于一种分离或分治状态，从而保持了自身独特的政治生态，并由此形成了极强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这种状况既是碎片化边疆的一种存在形式，也是碎片化的边疆现象产生和反复重现的深层原因。 综合来看，这样的一种疆域和边疆现实是由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一是，中国王朝国家处于前主权时代，国家主权领土体制远未形成。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疆域形态是非领土性的，无论是王朝外部还是王朝内部都缺少保障疆域稳固的有效机制。二是，王朝国家普遍持有以华夏文明和核心区利益为中心的疆域文化，对于内陆和边疆治理存在着厚此薄彼和重本轻末的价值取向，再加上王朝国家整体实力的消长无常，使得中央政权不能长期实现对边疆区域连续而严密的控制。三是，在“家天下”的国体之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缺少捍卫家园、维护疆土的坚定信念和持久动力，边疆在国家疆域中的构成和存续也远不如内陆那样稳固；四是，边疆地区自身独特的治理生态，给王朝力量在这一区域的深入和渗透带来困难，面对高额的治理成本和微弱的政治收益，多数王朝只能是“望疆兴叹”。五是，王朝国家所拥有的国家能力和政治技术，也不足以保障与支持经久不变的边疆整合活动。 三、边疆与内陆间的二元性区隔 在王朝国家的疆域版图中，边疆和内陆并不是均质的，也不构成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产生了内外分际的二元性关系。在漫长的王朝国家时代，通过历代诸朝的持续治理，边疆区域也经历了缓慢内陆化的演化过程，这一点在边疆临近内陆的部分表现的尤为明显。尽管如此，边疆与内陆之间的始终存在着一条相对稳定的过渡地带，而过渡地带的两侧仍旧是差异性和二元性十分明显的两类疆域结构。 第一，地理生态结构的差异。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边疆与内陆之间的二元化差异首先是由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唐代名臣狄仁杰的描述很能反应这样的现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在这样的地理生态结构下，以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为物质基础的内陆空间，在向周遭区域，尤其是向北部边疆的扩散过程中，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事实上，由于这种自然因素的制约，使得整个王朝国家时代，内陆范围和边疆范围之间的界线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此，王明珂曾洞见到：“到了汉代，华夏在亚洲的扩张已达到其农业与社会文明所能存在的生态地理极限。从此，华夏边缘大致确立，华夏也从此努力维持这个华夏边缘。” 第二，社会形态的差异。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边疆与内陆间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习俗和宗教文化，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文明和社会形态。与此同时，整个王朝国家时代也缺乏足够的人口迁移动力和机制，使得边疆同内陆之间人口分布呈现相对固化的状态，这又阻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当然，在边疆与内陆之间也存在一定空间尺度的交叉地带，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就是内陆与边疆之间的“贮存地”，并在此区域产生了沟通不同文化的“混合文化”。但是，在这种混合文化的两侧，依旧是传承迥异文化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基于这种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差异，在王朝国家的疆域文化中普遍将内陆视为首善之区，而将边疆地区视为夷狄之地。 第三，边疆与内陆的差异还表现为二者在国家疆域架构中的悬殊地位。作为中央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内陆是王朝国家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的聚集所在。在王朝时代，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就是王朝利益，而王朝利益又主要是以核心区为空间基础的。因此，在“核心—边缘”的视野下，内陆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内陆沦丧往往被视为亡国的标志，而边疆地区则往往处于附属地位，甚至在必要时扮演“舍卒保车”中“卒”的角色。在王朝国家的治理逻辑中，边疆的管控与开发多因无利可图而被视为是徒劳无益或好大喜功之举。特别是在王朝实力不济，或统治者缺少开疆拓土主动性的时候，边疆与内陆之间的这种地位差别更显突出。 第四，边疆与内陆在政治形态上往往大相径庭。今天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在王朝国家时代多建立过自己独立的民族政权。即便是在被王朝纳入版籍以后，边疆地区的王朝体制外的地方政权依然广泛存在，边疆地方制度仍具有明显的独特性，边疆治理多处于一种高度“自治”的状态，边疆民众的政治生活多在地方政治体系中展开，边疆区域的政治文化多为地域型的，各族民众缺少对王朝国家的感知和认同。因此，在王朝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同内陆相比，边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较为疏松，甚至可以同王朝力量分庭抗礼。在一定条件下，边疆政权还可能脱离王朝国家，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系。 边疆与内陆间这种二元性关系，几乎贯穿于整个王朝国家时代。且不论注重“华夷之辨”的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历代诸朝，就连满清这种由边疆少数民族通过入主中原建立的号称“中外一体”的王朝国家，其边疆与内陆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异质性也十分明显。这集中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内陆和边疆之间存在着民族分布上的内外区隔。满清继承了前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地理空间，这个区域既是国家疆域的核心，也是汉族的传统聚居地；而在广大的边疆地区，则主要生活着少数民族群体。按照清朝的民族政策，边疆与内陆之间不仅保持着地理上的自然隔绝，而且在族际交往上也保持着严格的政治隔离。第二，在地方政治上，内陆和边疆也存在着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清廷在内陆政区继承了自秦以降的郡县体制，统一实施中央集权下的行省建置，中央对地方实施绝对管控；另一方面，在边疆地区则广泛推行多种形式的羁縻制度，中央较少介入地方事务，传统民族政权保留了大量的自治空间。如此看来，被视为“大一统”的清朝疆域其实并未真正突破传统王朝国家的范式，边疆和内陆的二元化格局依旧非常鲜明。 晚清时期形成的“中国本部”与“属部（疆部）”，或“内中国”与“外中国”等概念集中反应了上述边疆现实。学界大多认为这类概念的出现，源于西方人的著述，确切地说是对“China Proper”一词汉语翻译产生的结果。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概念是日本人为侵略、分裂中国边疆而炮制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认可，绝非完全是反华势力恶意炒作的产物，而是因为它体现了传统疆域的异质性格局以及边疆现实的碎片化形态。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大量使用过“腹地”“中原”“海内”“海外”等概念来区分内陆和边疆，因而晚清社会所流行的“本部”“属部”等词汇显然是具有沿承性的。 四、边疆板块间的区域性差异 边疆是国家疆域的一个部分，是以疆域为基础而划定和治理的。总体来看，王朝国家的疆域格局呈现为异质性的特征。在这种异质性的疆域格局中，不仅边疆和内陆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边疆与边疆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甚至有时候后者的异质性程度要高于前者。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王朝国家边疆形态的碎片化特质。归纳起来看，边疆地区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不同边疆文明板块之间的差异性。在王朝国家时代，中国的东北、北部、西北、西南和南部的边疆地区，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明。在生产力低下、交通通讯闭塞、人口流动受限以及王朝“因俗而治”和“羁縻治策”的综合作用下，这些文明分别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和相对独立的传承，从而逐步固化称为不同的文明板块。总体来看，这样的文明板块大致可划分为“大漠游牧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海洋文明板块”等几种基本类型。地处不同板块的区域，由于受到各自宏观文明环境的制约而产生了形态各异，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边疆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强烈的一体化倾向不同，中国的传统王朝国家并不需要强制性的国家整合。国家疆域维系与国家共同体集结的模式，对于多样性甚至多元性的边疆文明板块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中原王朝通过“守中治边”的治理取向、羁縻性的治理制度和“统而不治”的间接性治理方式，基本能够实现有效的疆域整合。在这种疆域整合模式下，多元性的边疆文明板块及其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得以保留和延续，并且以松散的结构形式镶嵌于王朝控制的政治地理空间之中。 二是，“内边疆”与“外边疆”间的差异性。“内边疆”与“外边疆”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长城的起源：理论与实践中的边疆概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和草原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安全缓冲带——“贮存地”，贮存地临近己方（即“内贮存地”）与临近彼方的部分（即“外贮存地”）分别就是王朝国家的“内边疆”和“外边疆”。与此同时，“内、外边疆”也是基于“已治”和“未治”标尺来划分的。中国王朝国家的边疆形态在现实中也确实普遍存在着这种内外分际式的层次划分，甚至有学者坚称双重属性是古代中国边疆形态的一种基本特征。先秦时期，“五服”或“九服”的“服事观”就带有这种层次区分的意味，后世的王朝国家又对此进行了继承和进一步发挥。西汉年间，人们就将同为边疆的南粤和长沙区分为“蛮夷”地区和“半蛮夷”地区。唐朝时，表现为用“九州”指代核心区，用“海内”指受管辖的“四夷之地”，同时用“海外”指更为疏远的藩国。宋朝时期，这种边疆的层次观念更加细化，其中“极边”（又分为“外边”与“内边”）、“次边”等概念的广泛使用就反应了这种情况。明清两代，则流传着“化内”“化外”，“内藩”“外藩”以及“熟番”“生番”的区域划分，也正是反应了边疆的二重属性。质言之，双重边疆的划分主要就是依据边疆的内陆化标准和受中央政权控制的程度。因而，“内边疆”与“外边疆”虽同属与核心区相区分的边缘性区域，但二者间实际上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又进一步凸显了边疆的碎片化形态。 可以认为，无论是不同文明板块下的边疆，还是内外有别的边疆，它们彼此之间都不是均质化的，而是充满了异质性的。综合比较，不同边疆区域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生态的差异，即不同边疆地区在政治体系、政治权威、政治文化以及边疆地方与中央政权间的关系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特征；第二，经济生业的差异，即各个边疆地区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以及边疆与内陆间的经济往来等方面都有所差异；第三，社会结群的差异，即不同的边疆地区之间，其群体认同，阶级构成，社会的组织、形态、结构、演变规律，以及人口密度和分布、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各有特点；第四，文化形态的差异，即不同边疆社会在语言、文字、艺术、风俗、道德、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性。 五、余 论 历史上王朝国家的疆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格局，无论是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皆是如此。在这种疆域格局之下，边疆的流变十分频繁，边疆与内陆之间、边疆与边疆之间的差异性不但突出而且具有刚性特征，这便是王朝国家时代的碎片化的边疆形态。异质性的疆域结构与碎片化的边疆形态，是中国王朝国家的基本空间样貌，也是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近代以后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种异质性和碎片化，从而把整个国土空间整合起来。而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边疆地区的认同整合、族际整合、社会整合、文化整合，本质上都属于国家疆域整合和边疆整合的范畴。因此，阐释今天中国的边疆现象、边疆问题和边疆实践，都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特别是只有从王朝时代的疆域和边疆的特质出发，才能得出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和判断。 【注】文章原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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