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文稿赏阅（二） |《中国工业的发轫》

东经121°29′0.02″，北纬31°14′20.38″，是钟楼旗杆的位置。这座曾经的“亚洲第一大钟”，仍是今日上海标志性的象征。

建于汉口路外滩的海关大楼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它历经了四代变迁。

与这座海关大楼一样有名的人是罗伯特·赫德。这张刊登在124年前英国老牌杂志《名利场》封面上的画像，精准刻画了此人的特别之处：内穿西式礼服，外着中式汉服。

赫德出生在北爱尔兰。1854年大学毕业，来到中国时只有19岁，在宁波、广州等地领事馆做了5年翻译。

也是在1854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迫使上海道台吴健彰签订《江海关组织协定》，规定上海海关由外国人管理。这与上海的租界一样，都是那个年代的标志性事件。

1861年，赫德到中国九年，他做了上海代理总税务司兼江海关税务司，两年后正式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到1908年回国休假离职，他执掌中国海关47年。正式卸任则是在3年后他去世的时候。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皇帝倒了。

一个外国人掌控一个国家的海关，长达半个世纪，今天似乎不可想象，但在当时别无他法。

从签订《南京条约》以后的多少年里，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个真正通洋文的人；海关有其名，没有海关管理制度之实，腐败成风。

这些都是《总税务司通令》，从1861年，大致有七千五百件，它涉及了海关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在里边。

这本1869年的《总税务司通令》中，有份《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这是一份影响了近代中国海关走向的文献。

在赫德执掌中国海关的半个世纪里，他移植了英国的财务制度和轮岗回避制度；他把行政组织、人事管理以及征税规范都置于一个严格、统一的系统内。

1936年编印的《中国海关人事管理制度》是赫德创立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延续。涵盖了关员录用、升迁晋级、考核考绩等方面的内容。

背靠着深厚的长江流域，有南北海岸线的拱卫，从1864年有统计数据开始，上海已是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心。而这时一个廉洁高效的海关对于衰朽的大清王朝，意义不言自明。到1899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海关税收。

但少有人知道总税收的15%已被留作海关经费。一个多世纪以来赫德的名字总是让中国人五味杂陈，这个名字总是笼罩着近代中国的屈辱阴影。然而真正可悲的是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海关税收，不是拿来做战争赔款就是作清廷借款赊账的抵押。

上海交通大学当年是由李鸿章授意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如今这些老建筑已是文物了。其实学校门前的这条华山路两边的任何一幢老建筑里都刻着上海的历史。华山路当年不仅由李鸿章批准建造，还有不少他的地产。著名的丁香花园原来就是他的府邸，复旦中学则是盛宣怀当年为他建的李公祠。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由科举入仕途，28岁做了翰林院编修。当太平军兴起，他一改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的积习”，练兵打仗。据说他看见长江上疾驶的机器小火轮惊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天纲：中国今天遇到了大麻烦，这都要做改革。这个改革不是老的方法，龚自珍讲的那个“药方只贩古时丹”，就是说：治理中国只是用古代的方法就能解决了吗？那已经完全不行了。因为李鸿章根据冯桂芬、王韬还有一大批的像马建忠、马相伯，改良思想家的他们的认识，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今天的中国，清朝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1862年到上海。之前的两年里，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占领杭州，威胁到了上海。

清廷已无兵可用，只得起用汉人地方武装——湘军和淮军。李鸿章由此率淮军沿江从安庆到了上海。他在十六铺码头上岸。这次他看到的已不是长江上的小火轮，而是黄浦江上停泊着的军舰，那是两年前烧了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的舰队。

上海守军是3000洋人的“万国商团”和3000中国人组成的“常胜军”，上海士绅和商人出钱，为他们装备了来复枪和榴弹炮。李鸿章亲见他们打胜了太平军。

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鸿章《上曾相》

李天纲：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格局，和以前都不一样了，当时大家以为就是太平天国是长毛造反，就好像是另外一次的农民起义，把它镇压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吗。但是在上海你看到的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

李鸿章为淮军购买了一万支来复枪和多门使用26磅炸弹的大炮，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队。但“自强”的代价高昂：一发英国12磅普通榴弹被索价30两白银；还被要求在租界以外获得更多特权。

李鸿章觉察，以洋人的特权和势力，“难保无他日占据上海”的可能。自负于和太平军周旋的战绩，更因为上海的税收是湘军和淮军的命脉，李鸿章决定“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他平生第一次用了“自强”这个词。

为“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李“虚心忍辱”。1863年，他委托洋人在松江城外的一座庙宇里，建“上海洋炮局”。最初50名工人完全手工操作，每天生产炮弹百余发。后来“上海洋炮局”一部随淮军由苏州而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那是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洋务成果。

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以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能加意于此，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唯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鸿章《上曾相》信1863年

戴鞍钢：学习西方在当时不是一个很体面的事情，李鸿章还是一个拿来就用的人，他认为洋枪洋炮有用，那当然我应该用洋枪洋炮。

李鸿章要引进机器发展军工，但没有人掌握机器背后复杂的知识和技术。于是就在这一年，他奏请朝廷改科举制度，为专攻技术的人才设立科目；奏请设“上海同文馆”，招收14岁以下幼童学习外语和近代自然科学。也许那时他还没想到，真实的科举改革还要等上35年；但“同文馆”获准，李鸿章命冯桂芬担任监院，办学经费由江海关支付。这是上海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后改名“广方言馆”，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精通西文西学的学生。

戴鞍钢：国门被打开，这个是一个非常茫然的局面，因为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然后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面对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中国应该走向何方。你讲得早一点比如讲林则徐，比如讲魏源这些人，就是我们过去历史学界就是睁眼看世界。但是他们是比较肤浅的，他们看到的主要就是坚船利炮。

冯桂芬曾师从林则徐，林称之为“百年以来仅见”的人才。1860年在苏州，他与太平军一战而败。流落到上海，被李鸿章招为幕僚。这位晚清的思想家在上海不仅办了学馆，还急切得写出了“汰冗员”、“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采西学”、“制洋器”等47篇文章，成为系统阐述洋务思想的“总纲”。

为“制洋器”，1865年李鸿章在虹口创办江南制造局。虹口划为美国租界后，它迁到上海城南滨临黄浦江的高昌庙一带。今天的制造局路就是因它而得名的。江南制造局占地400亩，工人2000多，机器多为容闳从美国采办。

张忠民：江南制造局是近代中国，也是近代上海第一家大型的机器制造工厂，它是最早的军工企业，它是最早的重工业企业。

江南制造局是“官办”，开支庞大、效率低下，所需的煤、铁、木材等都仰赖进口。最初靠购进洋枪洋炮，“逐件拆开，仿照配制”。当它1868年成功生产出一种来复枪时，竟已过时了。李鸿章下决心招徕人才，自办煤矿、铁矿，修建铁路。

要“制洋器”，还需“采西学”。制造局创办3年后，设立翻译馆，先后聘请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传教士，还有近代中国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徐寿、徐建寅父子等，翻译西方书籍，总计159种，1075卷。翻译馆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869年，同文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1898年又设立工艺学堂，培养工艺技术人才。

历史似乎已遥远。那时的中国虽没有大学和科研机构，但这家为“自强”而生的企业就是在一百多年前诞生了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艘机动轮船、第一门钢炮、第一炉钢，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了第一艘万吨轮、第一批巡洋舰、第一架舰载飞机。

在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入海处的长兴岛上，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脉着江南制造总局的历史。150年多年过去了，中国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走到了今天。

 

淮军到上海，李鸿章还担着一件关乎清帝国安稳的大事——漕运。但他陷入了和前任一样的尴尬：黄河淤塞、传统沙船日显落后，加上沿途官吏盘剥，从江南到直隶的漕粮运输已成困局；靠走私鸦片发财的美商旗昌洋行开辟的上海到汉口的轮船航线，坐地起价，每吨货物运价25两，往返一次就可买船一条；怡和、宝顺、太古等洋行与旗昌几番角逐，也站稳脚跟，他们包揽了中国沿海、长江乃至远洋的航线。李鸿章又一次想到自强。

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鸿章《上罗椒生书》1863年

1864年，李鸿章奏请建造船厂，并允许华商置买洋船。但一等就是8年。

戴鞍钢：李鸿章是受清朝栽培的，所以他想努力地为这个维护清朝的统治尽力。所以李鸿章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他考虑的首先要保住他的位子。其次他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

8年后，也就是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公局”。这是洋务运动中第一个“求富”企业。但事情总要有人来办。最初李鸿章请了一个亦官亦商的沙船巨富来办，但沙船和洋船是两个时代，请来的人既不能招商，也不会经营，更谈不上与洋行竞争，一败涂地。这就逼出李鸿章尝试“官督商办”。

戴鞍钢：李鸿章想有所作为，一方面解决军工企业的资金问题，一方面想解决洋人在中国的利权，越占越多的问题，这样和买办的想法一拍即合，买办他们自认为我们有本领，我们不一定寄人篱下，又可以自立门户，跟洋人抗争。官督商办，也就是说官方主持，民间出钱出力。

李鸿章的这一应对之道，出自幕僚盛宣怀。

此类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惟有商集其资，民鸠其工，官总其成，而利则官与商、民共之。——盛宣怀《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

李鸿章请来当时唯一有能力实现商办的人——洋行里的买办：唐廷枢出任总办（总经理），徐润担任会办（襄理），把“招商公局”也改成了“招商总局”。

有意思的是，唐廷枢、徐润和后来加入的郑观应都是广东香山人。香山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买办。唐家村三圣庙的廊间石碑上，字迹模糊但依然可读——

近年新开上海、汉口、九江、福州等埠各路通商，我乡人在诸埠贸易者指不胜屈……——《重修三庙碑》

唐廷枢就是唐家村人，自小在香港接受“彻底的英华教育”，后在港英政府当翻译，又一步步坐上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的位置。当年的买办尽管风光富有，但也时时忍受洋人对华人的不公。一次，唐廷枢乘坐洋商轮船遇风停泊，发现中国船客的每日饮水量受到船主严格限制，而船载的羊群却可以饱饮。此种经历使他愿意为招商局效力抗衡洋商。

徐润则是另一个英商巨头——宝顺洋行的买办，也是当时最有实力的茶商和房地产商。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时急于筹饷，徐润曾几次出巨资捐官。加入招商局后又一次投入24万两，占总股本的四分之一。

唐、徐二人在筹资和招揽货运方面的经验，当时无人能比。他们先自己投入资金作表率，向国人招股的募股书又明确了资金使用、盈利和回报，结果商人们蜂拥而至，一下就募到商股50万；唐、徐同时制定了具国际视野和商业规范的《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创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

招商局开辟了从上海到汕头的中国第一条沿海航线；从上海到汉口的第一条长江航线；从上海到日本神户的第一条远洋商业航线。很快，中国各通商口岸也被连为一体。

这掀动了其它商船的既得利益。旗昌和太古联手压价，在招商局“轮船预定起航的当天把运费减半”；甚至达成“齐价合同”，将运费降低七八成之多也在所不惜，只为挤垮羽翼未丰的轮船招商局。

但商战中招商局也有优势：首先是经营成本低；其次，中国人揽中国货便于成交；再一个是，每年有20万担的漕粮，不愁无货。

招商局依仗漕运垫底，与洋商打了三年商战。到1876年年底，对手几乎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规模最大的旗昌洋行将16艘轮船和各口的码头仓库卖给了招商局。招商局囊括了“江海生意之大半”。到1877年冬，招商局又迫使太古、怡和签订了“齐价合同”。

盛宣怀曾描述当年招商局与洋行竞争的自信——

英人少获一两，我国商贾即少出一两，故太古盛怒而减，我亦乐得随之而减。——盛宣怀等《招商局始末及扩充办法节略》

招商局航线逐渐覆盖了大半个地球，向东至日本和美国，向西过南洋经苏伊士运河直抵伦敦。纵横交错的航线都连接到一个点——上海。

李天纲：上海是作为一个商务城市起家的，所以我们讲的“以港兴市”嘛。它是港口，所以港口就有贸易。

贸易的发展，使上海成了亚洲第一个金融中心。而贸易多了，信函往来也多了，又催生了中国邮政。

苏州河畔的这幢大楼是远东第一邮政大厅，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最早它叫江海关邮政书信馆，设于1878年；1897 年更名“上海大清邮政局”，后来又叫“上海邮政总局”。由海关印制的龙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邮票，如今是集邮者的珍宝。

戴鞍钢：港口是大上海的源头之水。海关的大清邮局，是和海关相联系的，邮局本身倒是和港口没太大关系，但是它和物流有关系。

史料和研究都表明，赫德执掌的海关，洋货进口“值百抽五”，就是100元商品缴关税5元。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但问题还在于这远低于中国商品的税收。到1874年前后，“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两”。对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几乎是灭顶之灾。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 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 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郑观应《盛世危言》

 

李鸿章没看见千万农户的破产和艰辛，却已看见“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看见了日本“机器纺织已有大小三十余厂”，“日本既能仿造，必应劝谕华商，集资购器，设厂自行制造，以敌洋产而保利源”。

戴鞍钢：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其实是深化的一个过程，它一开始就领教的是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他喜爱洋枪洋炮。上海就是一个缩影，在国内战争平息之后洋务运动其实也是有一个工作重心的转移，他从军事工业转到民用工业，民用工业就是经济，经济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1878年，李鸿章请郑观应主持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抵制“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防止中国利权被“一网打尽”。

张忠民：当时上海有四家英国人和美国人开的纱厂，这四家纱厂其实很希望上海织布局开不起来。

戴鞍钢：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他也是想，第一分洋商之利。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外资在中国盈利巨大，所以他要分这个利。第二个利（是）权，他是个中国人，李鸿章他看到了洋人在中国比较跋扈。把中国人看得很低的，从他内心深处来讲他是有点受不了的，不愿意这种局面，长久地继续。

从此中国有了机器的棉纺织厂。它1890年投产，日夜出布600匹，销路顺畅。但仅仅3年，工厂被大火吞噬，火烧了10个小时。织布局派人去租界请英、法、美洋龙队（消防队）救援，被以工厂不在租界内为由拒绝。当时租界里的舆论是这样的——

织布局是属于李鸿章和他的朋友们的。由于他对允许外国人进口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一事，过去曾经设置而且现在仍然设置一切可能的障碍，试图援救他在尽力垄断并严重干扰对外贸易的织布局，那是不可思议的。——《北华捷报》

张忠民：非常可惜，他筹办了十几年，历经很多磨难，最后一把大火把这个工厂全部给毁于一旦。

李鸿章令幕僚盛宣怀立即着手恢复：一定做到“所纺之纱与洋纱同，所纺之布与洋布同，”让“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盛宣怀被李鸿章认为是“于商务洋务尚肯苦志研求”的人。他在原址重建的工厂，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并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分设10厂。

《北华捷报》又发表评论——

这次火灾并没有阻住中国工业的努力建设。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织布局又建起来了……大火之后整整十一个月，棉花已入厂，预计数日即可出纱。旧局有布机五百台，纱锭二万五千枚；新局现有布机一万五千台，纱锭七万枚。——《北华捷报》1894年9月28日 

这就是一个农业古国纺织工业的起步。

李天纲：到上海成为一个贸易港口、市场中心的时候，它要发展自己的产业。所以纺织、烟草、包括一些任何新式的这种行业、产业都在上海首先落地。

整整一个甲子后，“华盛纺织总厂”1931年被荣氏家族收购，成为荣家的申新第九纺织厂。

今天在申新九厂的原址上是中国纺织博物馆。这段历史就保存在这里。

 

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延揽了第三位香山买办,是郑观应。他在洋行浸润了20多年，是老牌英商太古洋行的总买办，相对于洋行按合同办事，守契约法则，他担心“官督”的招商局，“心若辘轳，殊难臆决”。

高速发展了几年，“官督商办”模式的裂痕出现了。徐润曾用“泰山压卵，谁敢异言”来形容“官督”的强势和无力按市场规则抗争的尴尬，但郑观应最终还是踏进了招商局的大门。之后，他与唐廷枢、徐润联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与洋商谈判、签订“齐价合同”，使招商局走入稳步发展的局面。无论如何，洋务创办的近代工业起来了。

洋务所办之实业业绩向好，社会投资热情随即高涨，三千年未有的工业化运动，为官僚、地主、士绅买办、传统的行商坐贾进入新式企业提供了尝试的道路和转身的机会。一时间争相开矿办厂、一哄而上。只要有“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地价飞涨，上海第一家仿效西方的证券交易所——平准股票公司开张了。无论是否投产、是否有效益，许多人将全副身家投入股市和房地产。这已不是办企业而是为了挣三千年未有的“快钱”。香山的买办们甚至挪用公款，将平时的稳重谨慎都抛在了脑后。

这样的疯狂持续了一年。1883年中法打仗，银根收紧，外资银行拒绝办理短期信用贷款，金融倒帐风潮接踵而来，商号、钱庄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闭。冬天，上海78家大钱庄只剩10家，

唐廷枢、徐润的投资全打了水漂，还因挪用招商局资金，被革职出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也严重亏空，郑观应背负巨额债务。他说：“一端不谨，万事瓦解”。金融风潮过后，刚走上轨道的中国近代工业犹如昙花一现，止步了。

招商局的船只十年没有增长，洋商太古、怡和迅速反超。盛宣怀在金融风潮后全面执掌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

 

盛宣怀出身官宦世家，但他没把科举视为正途而致力于“有用之学”。26岁入李鸿章幕府，深得信任。29岁在上海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此后他集官、商于一身。但他提出把“顾商情”置于首要地位。

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盛宣怀《上傅相轮船章程》1873年

1901年，轮船招商局在它早先收购的旗昌洋行的临江花园里建了一栋新楼。这是国人在外滩建的第一栋大楼。从1882年到1909年的28年间，招商局向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学堂等几乎所有的洋务领域投资20项。主持者是盛宣怀。

这样的业绩中有郑观应的一份功劳。他是在金融风潮10年后，被盛宣怀请回来的。

这个为李鸿章经营过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洋务老将，这时已伤痕累累。经历了金融风潮后，他“家惟千卷书，囊空无一钱”。

郑观应17岁因贫困离开家乡香山到上海，进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22岁当上了买办。26岁自立门户当了茶商，并涉足航运业、盐业。郑观应曾总结：“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戴鞍钢：商战也是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它是和买办有直接的关系，在和洋人的交往过程中间，他们实际上慢慢掌握了经商的本领，郑观应讲了这一句非常贴切的话，可以反映这一批人的心路历程，他们觉得外国到中国而来是谋利而来的，他们并不是为中国的富强而来的，所以中国的富强还是要靠自己。

在华洋杂处的上海，郑观应30出头已是见多识广、富甲一方。但与其他人买办不同，他31岁时写了《救世揭要》，38岁时，又写下《易言》。“其言之易者，其心之苦也”，他提出了“借法列强”。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坚船利炮的不足和“师夷长技”的片面。

戴鞍钢：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是把对国家的考虑，置身于他的个人的考虑之上的。

周武：因为在上海，所以他比内陆的很多知识人，比内陆的很多师生他更了解西方，更了解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也更了解这种局势底下中国更迫切需要掌握的，需要了解的一种知识、制度。

又经过20多年实践思考，最终他重订《易言》，写成了《盛世危言》。那一年他52岁。

郑观应反思洋务运动提出，要振工商自强致富——

“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盛世危言》

他明确提出了“工商立国”、“富强救国”主张，那是一个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案。

更可贵的，是他的思考有纠心于民间疾苦的情愫。

上海图书馆：到了第二年1895年……他又加了一篇，再印了一次。这一稿印好以后，安徽巡抚邓华熙把这部《盛世危言》呈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看了以后，命令衙门专门印了两千部分发各省各部的大臣们，要他们阅读。可想而知，这本书对当时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但来不及了。书刊印行的当年，甲午战争爆发了。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把洋务运动30多年垒起来的老本打没了。

中国太苦了。《盛世危言》没有改变中国。郑观应经历了庚子之变，清王朝垮台，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议会贿选，他不齿于袁世凯的败坏，议员的卑污，军阀置民生国计于不顾。他将生命最后的岁月全部投在了教育上。继“工商立国”、“富强救国”后，他明确地说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他对道德培育的呼吁和重视，折射了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现实。1921年6月14日，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里去世，终年80岁。

 

淮海中路的这座花园洋房，早年是盛宣怀在上海最大的一处别墅。

1900年6月战事起，八国联军进入北京。逃亡中的慈禧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谈判。李到盛家大宅与盛宣怀谈了两天。烛火灯影间，盛宣怀看到李鸿章老了。

临别，李鸿章留下六个字：“和议成，我必死。”

戴鞍钢：这个是传说，但是这个《辛丑条约》的谈判是心力交瘁这是事实。《辛丑条约》之所以谈了几个月，不是和中方在谈，是列强之间就分赃问题在谈，所以这个对李鸿章这样一个好强好胜的一个人，好面子的一个人，你可想而知，他的沮丧。等谈完了他基本上也就去世了。去世之前讲的一些话，这个是有案可查的，他就是一个“裱糊匠”，清政府就是一个纸房子，从我的角度来讲只能多补一个窟窿，总比没补要好。他也只能这样。

封建官僚的洋务运动虽然自我标榜为“自强新政”，但始终不能表现为自强的事实；他们在对外事务上，总的说来，实行的只能是迁就、妥协、投降的方针。……他们希望牢牢地维持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只加上一点从外国买来的新式武器，就能达到他们所谓“自强”的目的，当然只能是个梦想。——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签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象征国耻的条约——《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真的死了，死在京郊的一座寺庙里。

李鸿章去世后，盛宣怀被清廷委以重任。1911年，面对民间集资修筑铁路风潮，他依旧 “官督”，将铁路收归国有，这成为压垮清王朝最后一根稻草：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顾此失彼，武昌首义的几声枪炮竟让几百年的王朝坍塌了。盛宣怀由此被清廷视为“误国首恶”。

今天这里保存着一份中国规模最大的个人档案——17.5万件盛宣怀的遗稿、信札、账册。

这些就是我们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这就是档案的主人，盛宣怀先生。

盛宣怀就像他的老师李鸿章一样，也是面目复杂，充满悖论。他杜绝任用私人，却又塞人进招商局和徐润结怨；他开创了晚清实业、金融、轮船、铁路、纺织、钢铁各行业的格局，又被视为“误国首恶”；他是一名大官，但却带着“中国商父”“中国实业之父”之冠；他为洋务“亏苦太甚”，但盛家又富可敌国。

 

中国的工业再度有起色是在甲午海战、庚子之变两次大灾难之后。

周武：甲午战争之前对民间私人资本投资现代工业是限制的。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开始逐步逐步地开放民间私人资本投资现代工业，到后来走向了奖励。就是鼓励大家来创办这个现在的工业。民间私人资本可以进入实业的领域。这个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变迁。

 “官督商办”的时代已过去，这一次是荣氏兄弟来与日资争“利权”了。

1913年，荣氏兄弟创办了福新面粉厂，这是荣家在上海的第一家工厂。8年后，扩展到了8家。1915年荣氏又创办申新棉纺织厂，到1931年“华盛纺织”被荣家收购，兄弟俩也构建了一个可以和日资纱厂匹敌的申新系。1932年，申新棉纱产量占全国的18.4%，福新面粉则占中国面粉总产量的29%。当年，荣氏福新面粉袋出现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厨房里。

上海档案馆收藏的这本纪念册，荣宗敬表达的初衷竟与李鸿章异曲同工——

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不禁兴起创办实业思想，维时吾国商办事业无多，而洋粉洋纱运销与吾国者，为数至巨，窃思衣食为人生要需，解决衣食问题，莫如多办面粉厂与纺织厂。——《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1929年

荣宗敬与荣德生两兄弟，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在这张合影中，荣宗敬双手紧扣，霸气凛然；比他小两岁的弟弟荣德生则双手搁膝，显得平和内敛。

荣氏家族的理财之道，只有一个字——“俭”。荣德生的这本书开篇道，“立国贵有精神，崇俭其一也。”

不过，企业决胜的秘诀，荣宗敬的总结四个字——“快”，“新”，“足”，“多”。

中国民族企业家是在夹缝中，在列强的包围中杀出来的。纵观历史，就资本而言，洋人最强，官僚资本其次，民族资本最弱。但就是最弱的他们，为办实业，殚精竭虑，坚忍不拔。

张济顺：当时日本人在企业方面是无孔不入。……刺激了民族工业在这方面这么发展，后来包括刺激了化工厂，刺激了吴蕴初，所以他，吴蕴初是味精大王，实际上他最重要的业绩是在化工方面。

虞洽卿、穆藕初、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他们也是筚路蓝缕，以独特的面貌和精神气质开启山林，在他们之后，上海形成了面粉、纺织、造纸、卷烟、火柴、肥皂、皮革、橡胶等八大支柱产业，写下上海工商业的传奇。

穆藕初生于1876年，在他同时诞生的还有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后来淞沪铁路被拆了，但穆藕初长大成人了。他受过传统的启蒙教育，13岁后因贫外出做工。他20岁那一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他“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言语形容者”。为救国图强，他立下求学之志。然当能够赴美留学时，没有读过新式学堂的他已经34岁了。他在三所大学苦读5年，修了农科、纺织、企业管理，获农学硕士学位。回国前，他向世界“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提出把已经译成意、法、德、俄、日及荷兰和西班牙文的《学理管理法》译成中文，泰罗欣喜接受，赠送他多本著作。

1914年回国后，他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创办了德大、厚生、豫丰三家纱厂以及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中国劝工银行等实业。

他在中国第一次将各种办实业的资源要素归纳为人才、母经、原料、机器、用工、管理、交通、市场、金融等9个方面，他在中国最早实施泰罗科学管理法，但了不起的是他的创造性运用。他经过观察计算发现，两个女工管理400枚纱锭可以由一个女工管理，但就是推不下去。他不理解，实地观察明明是可能的，为什么失败呢？他终于明白，一个女工是可以管400枚纱锭，但许多女工将因此而失业。他改变了自己。以减少废花的多少来酌加工资，奖励勤慎。结果工人没有减少，棉花损耗降低了，盈利比别人都好。世人评说，穆先生实业救国为的是人。

 

刘鸿生出生于上海一个买办之家。他17岁入圣约翰大学。21岁进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当煤炭推销员。

从跑街先生做起，刘鸿生往返于老虎灶等销煤小户中间；还向宜兴的烧窑业兜售煤炭；后来他把销煤网络延伸到长江下游工业稠密地区，每推销一吨煤赚银4两至5两。

刘鸿生年销煤炭最多时达200万吨，这就需要建立自己的码头堆栈。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黄浦江中心地段71%的岸线码头，攥在英、美、日三国洋商手中。刘鸿生只能将目光投向浦东。7年间，他分别在董家渡、白莲泾、周家渡建造了4个堆栈码头，组成“中华码头公司”。

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摇头。——刘鸿生《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

煤码头上有煤屑，刘鸿生创办了中华煤球厂。煤多了，他又创办上海水泥厂。看见“洋火”家家户户都要用，他就办火柴厂。自己下苦功研究火柴生产的全部过程，不惜代价解决火柴药头化学配方的关键，不到两年，产品行销全国。

但瑞典和日本的企业很大很强，在他们的倾销下，很多国产火柴厂连年亏本，处境艰难。刘鸿生就和他们通过合并形成规模，改进设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结果当年全国销量就达到22.25%。自立自强。

刘鸿生的一生还创办了华丰搪瓷厂（1928年）、章华毛绒纺织厂（1930年）、大华保险公司（1927年）、中国企业银行（1931年 ）

外商享有低关税的特权，可是他们的中国同业，却完全处于海关的外籍官员的虐待之下。华商因为缺乏对等的权利，在外商竞争之下而处于绝望。这就说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无力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关税问题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刘鸿生《中国工业预防外商贸易的一些实际问题》1927年

刘鸿生创业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灾难。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持续了4年；危机还未过去，1932年淞沪抗战又爆发了。

刘鸿生1956年逝世。去世前半个月他说：“在过去半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中，我曾被人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业大王’……能使中国变为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五十年的梦想。”

1933年元旦，58岁的穆藕初应《东方杂志》邀请，为未来中国做“新年的梦想”——

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1933年）

《大上海》第二集 

 10月4日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