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志愿军第9兵团在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中缺乏御寒衣物、广大将士受冻严重的话题，老覃此前已写过了多篇文章来展开讨论了。 而在上周发布的《宋时轮在长津湖战后称自己“已经尽力了”，他真的“尽力”了吗？》一文中，老覃也明确指出，对于9兵团的冬衣的问题，早在1950年9月7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召开9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时，就要求9兵团各部首长在“物质上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了。 但是，直到10月30日，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才找华东军区后勤部讨论棉衣的问题。 7日之后，9兵团的王牌主力军20军已经越过了鸭绿江；12日之后，另一个王牌军27军也已经越过了鸭绿江。 这短短的几天、十几天时间，要给十多万人完成换装，难度系数实在太大了。  可见，在第9兵团换装这一问题上，宋时轮是有一定责任的。 但话又说回来，第9兵团没能在入朝前完成全体换装，事体兹大，肯定不单单是宋时轮一个人的责任，其中牵涉到各军区之间的协调、各级负责人的交接，以及方方面面主客观的原因，比如棉衣制作、棉衣清点、货物交接、交通运输等等。 总之，原因有很多，涉及面很广，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陈毅在1950年9月7日就指示9兵团各部首长要在“物质上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而宋时轮直到10月30日才找华东军区后勤部讨论棉衣的问题呢？ 难道，宋时轮真的粗心大意得从9月中旬到10月底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完全忘了冬天即将来临？完全不知道朝鲜半岛的气候比华东地区冷？ 绝不可能。 这里面肯定还有原因。 其实，老覃在《宋时轮在长津湖战后称自己“已经尽力了”，他真的“尽力”了吗？》一文中也提到了，在1950年的8月26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东北、华北、东北后勤部、华北后勤部、中南后勤部都领取了制作棉衣、棉裤、棉鞋、棉帽、棉手套、棉袜子的任务，而华东后勤部只领到做40万件绒裤，3万双棉皮鞋的任务。 显然，在为9兵团官兵准备冬装的问题上，总后勤部要求的是全国各大军区通力合作，协力解决，并不是把问题全部推给华东军区。 也正是这个原因，宋时轮才没有把这个问题全部揽起来——实际上，他也揽不起来。 在宋时轮看来，总后勤部是会有周密而妥善的安排的。 因此，他在冬装准备的这个问题上，思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懈怠。 那么，总后勤部是怎么安排的呢？ 当时的总后勤部长为贺诚、副部长为张令彬。 副部长张令彬在9兵团的换装问题上操作出现失误了。 1950年8月26日，张令彬在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提出：如果南方部队北调，一定要加厚棉衣，但部队尚在南方，一旦马上加厚，“若部队不北调时穿着太热”；而且，部队到底调不调，什么时候调，还没有确定的时间，因此，还是等到真正调动时，每人“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  按照张令彬的话来理解，9兵团各部首长自然是认为冬装是在东北领取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形势。 在原计划中，东北、华北应该可以在9月15日以前按质按量完成棉衣的制作，但到了10月底却发现缺口还很大。 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在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到：“到11月底尚需赶制40万套棉衣。” 在9兵团已经北上的情况下，张令彬只好改口说：“以后，凡调东北的部队，必须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不能到东北后又要东北来补充。” 这么一来，宋时轮不免手忙脚乱，赶紧去找华东军区后勤部讨论棉衣问题的。 时任9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谢有法将军在《谢有法将军文辑》中回忆起一个细节，说：宋时轮在过鸭绿江之前，曾给高岗打电话，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提出推迟两天过江，好让将士们领足冬装。但高岗阻止了。  不得不说，作为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令彬，在9兵团换冬装这一问题上是有责任的。 当然，还是前面说过的话，第9兵团没能在入朝前完成全体换装的原因有很多，涉及面很广，责任也不是张令彬一个人揽得起来的。 张令彬是一个管理军事后勤方面的天才，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后勤事业默默付出，深得毛主席信赖，在工作上劳苦功高。 我党、我军壮大肇始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 其中的秋收起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后来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走上井冈山，继而转战湘、赣、闽等地区，开辟中央苏区，演绎出一段又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老覃在早年写的《误杀上级的陈上将，一生紧跟毛主席，曾斥张国焘险被杀，功勋卓著》一文中，曾历数从秋收起义中走出的开国将帅，有：元帅罗荣桓，大将谭政，上将宋任穷、黄永胜、张宗逊、 陈士渠、陈伯钧、 赖传珠、钟期光等，中将即有张令彬、杨梅生、谭冠三、谭希林、赖毅、韩伟等等。 即张令彬是很早就追随毛主席的老人了。 老覃在《误杀上级的陈上将，一生紧跟毛主席，曾斥张国焘险被杀，功勋卓著》一文中写：1928年3月，陈伯钧随毛主席率领1团胜利攻克酃县后，曾误杀了时任教导队长的吕赤。 当时的张令彬就是吕赤手下的区队长。而他担任这个区队长，还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的。 陈伯钧误杀了吕赤，毛主席亲自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放了陈伯钧，要陈伯钧以后戴罪立功，将功补过。 张令彬是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之一，很不理解。 毛主席因此对他们进行耐心的疏导。 张令彬是湖南平江人，自幼父母双亡，他与弟弟张平凯靠年迈的奶奶拉扯大。 他在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1927年跟随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 他的弟弟张平凯比他小8岁，在1928年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 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张令彬被授予中将军衔，弟弟张平凯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一对“将军兄弟” 话说回来，随着红军战斗次数的增多，红军的伤员越来越多。 毛主席认为张令彬责任心强，而且心思缜密，又“点将”让他担任了卫生队长。 这之后，从1930年到1935年，张令彬都是从事卫生管理方面的工作，担任过第一兵站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卫生部长等职，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和信任。  长征期间，张令彬担任了九军团后勤部部长，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帮助红军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抗战时期，蒋介石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双重封锁，张令彬担任军委后勤部经济建设部长，大力发展生产，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大大地缓了边区经济上的窘境。 新中国成立后，张令彬担任了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为部队将士的后勤保障工作做了大量工作，可谓劳苦功高。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仪式中全将官的服装，就是张令彬领导设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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