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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王牌”十一师——开国少将何以祥回忆孟良崮阵前狙击战

 兰州家长 2022-01-06

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任司令员。

“泰安战役”一结束,我就对政委丁秋生说: “走啊,爬泰山去”。可是,我们刚走到泰山城北门外,一位通讯员跑步追了过来,递上一封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简称总部)的电报,电报命令我纵迅速撤离战场,沿津浦路西侧南下,向敌后汶上县出击,借以调动敌人回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命令如此急迫,我们想,总部又在酝酿一场大战了。遂即带领部队撤出了泰安城,执行这项新的任务。

我骑着马随部队出了城,远远看见陈毅司令员站在一个路口。我赶忙下马,跑向前去,他操起四川话说: “你们这一仗打得好哟,是对敌人重点进攻的迎头一棒嘛。”

我说: “部队伤亡较大,不过士气很高。

陈毅司令员说; “只要有三纵的番号在:我就放心了。'

停顿了片刻,他又接着说道; “攻占泰安,只是开场戏,敌人的重点进攻仍未停止,他们的主力正继续向新泰、蒙阴猛攻。为创造战机,你们三纵和一纵、六纵主力南下,出击敌人侧后,威胁敌补给基地兖州。”

遵照陈毅司令员的命令,我纵和一纵、六纵立即向西南出击。一纵很快攻占了宁阳,但敌人全然不顾,继续东犯。四月底,整十一师已进占新泰,五军也到达谷里附近。五月三日:总部决心围歼刚占新泰的整十一师。

当日,我纵进至蒙阴寨、驻马店一带。下午,我部开始进入战斗,控制了新泰城北的金斗山、榆山,一、四、六纵也向敌迫进,形成了包围态势。后因敌五军迅速南下,向新泰靠拢,为避免打成僵局,四日晚我军主动撤围。

恰在这时,中央军委发来一封电报,大意是:对于密集之敌,要有极大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大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总部首长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将主力再后撤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以东待机歼敌。

我军这一战略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他们以为我军主力已向新泰、蒙阴东北及淄川、博山地区撤退。

五月十日,蒋介石、顾祝同遂即命令其各部继续向淄川,博山、坦埠、沂水一线进犯。国民党第一兵团中由张灵甫率领的第七十四师更是骄横,他们从垛庄直犯坦埠,突出其友邻部队,企图乘机抢先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及其以北地区。

经过我军“耍龙灯”式的高度回旋机动,歼敌战机终于形成。五月十三日,总部下达了歼灭张灵甫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地区的作战命令。

我纵的任务是:南下到新泰,蒙阴公路间,阻击驻新泰的国民党十一师增援七十四师,保证主攻部队侧背的安全。

整十一师是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全系美械装备,并配有少量坦克,是国民党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的王牌之一。当时,整十一师正在蒋介石督促下由新泰南犯,积极向孟良崮方向攻击前进。

五月十四日,粟裕副司令员亲自电令: “十一师南援可能性极大,三纵务必占领常路及两侧山地,截断新泰至蒙阴公路,阻敌南援。”

常路是一小镇子,位于新泰,蒙阴间,是新,蒙公路必经之路,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距离主攻战场近,无回旋余地,只能硬顶,否则会影响主攻部队歼敌,这是一场既要阻击,又要进攻的艰苦战斗。

按照粟裕副司令员的命令,我们对整十一师这个强敌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以单纯防御阻击的手段是不能停止其进攻的,只有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即,依托已占领的阵地,以局部进攻的手段,来达到防御的目的。

根据上述精神,我纵的具体部署是:七师控制常路及其两侧的大、小方山,以居高临下之势控制新、蒙公路,担任正面阻击;九师位于七师的右侧担任阻击,八师为纵队预备队。

接着,我告诉八师王吉文师长和政委王六生:“你们作为一个拳头,先隐蔽集结在大方山腰,然后适时地打出去,给敌人狠狠一击,坚决阻击住他们向孟良崮增援。”

十六日,敌十一师突破了七师的阻击阵地,占领了大,小方山一部;这时,我主力部队围歼七十四师已进入决战阶段;

“决不能让十一师再前进一步。”我果断地下达了让八师打出去的命令。当天夜晚,八师向占领大,小方山的十一师猛烈进攻。经一夜激战,毙伤俘敌七百余名, 给十一师以沉重打击。

十七日,十一师从失败中接受了教训,他们只进行了小规模的进攻,不敢大胆贸然前进了,这就为我主攻部队歼灭第七十四师争取了充分的时间。与此同时,九师也同敌第五军的增援部队接上了火。这天,第五军攻势很猛,在激战中,我十纵赶到,和我们共同担负起阻击任务。

十七日午后,我们接到总部捷报,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全部被歼,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我纵的阻击任务也胜利完成。

五月二十九日,为欢庆孟良崮大捷,华东野战军在坡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司令员作了关于孟良崮战役的总结报告,他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伟大歼灭战,离不开主攻与阻击,这往往是歼灭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何以祥同志简介:1911年9月9日生,四川西充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2军团4师10团战士,红3军8师23团班长、排长、连长,红2军团4师10团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红2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等职。参加了湘鄂川黔边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作战英勇,出生入死,冲锋在前,曾3次负重伤。在保康战斗中,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用大刀、梭标与敌浴血搏斗,出色完成任务,受到贺龙总指挥的奖励。

抗日战争时期,于1937年9月中旬从延安抗大二期毕业,奉命带领9名营职干部东渡黄河开展敌后抗日救亡工作。10月4日抵达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后任八路军山西办事处附设学兵大队大队长,晋西游击第二大队大队长,晋西独立支队2团团长、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2旅参谋长,山东纵队第2旅旅长兼滨海独立军分区司令员,滨海军区参谋处处长,山东分局党校学员兼大队长,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先后参加了山西汾离公路三战三捷、百家园突围、临县攻坚、鲁南反扫荡、甲子山反顽和攻克赣榆等战役战斗,为创建和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8师副师长、师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参谋长。率部激战津浦线,挺进淮北,转战鲁西南,攻占蒿里山,勇夺西关,决战岱庙,对沙土集发起总攻,参加孟良崮、渡江战役,屡建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员,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参谋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5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1983年4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10月20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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