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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为演讲正文： 当下，大家已经认识到，要走出目前的低迷状态，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绿色复苏。而绿色复苏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加大对绿色转型的一些投资和技术创新，使我们短期有效需求得到扩张，从而形成一种短期需求扩张，中期供给改善的有效路径。 这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规划。为什么绿色复苏更需要顶层规划，顶层设计呢？这与绿色复苏的一些特性有关联。 首先，加大绿色复苏的投入，对于投入企业来讲是一种负担，因为这些绿色技术的投入，很难马上产生收入效应和市场效应。因为整个绿色技术的改造需要相对漫长的过程，它比我们传统的技改可能还要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二，对于大量绿色技术的创新实际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其收益面临巨大的风险。 第三，即使我们进行了很好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和绿色基础设施的改造，这些改造里公共产品面临大部分公共品的属性，市场短期内很难给予这些绿色产品以完整的市场定价。这样就导致绿色投资与传统投资之间有很重大的差别。简单地按照市场法则是难以形成短期市场需求的，这是我们要高度认识到的。 绿色投资在很多行业对于GDP的拉动，对于我们潜在增速的拉动，对于其他潜在的技术变化与传统投资具有差别。这种差别在于：1.绿色投资的投资乘数与传统的投资乘数不一样。2.大量的绿色投入在本质上是个成本概念，就是碳排放的这种确权。为了减少这种碳排放，实现绿色能源的转型、绿色技术的改造，本质上很难直接从收益端产生作用。 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些绿色投入来提升公司价值，但这种提升作用往往表现得很不完备。这就要求政府要用更大的力气，第一要加大规划；第二要加大一致行动；第三要加大对于绿色投入的前期补贴，形成整个有效运转，平稳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要求：第一顶层设计要更为科学；第二要及时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原因就在上面。 更重要的是，我们顶层科学设计要避免层层分解，特别是运动式的层层分解，这也是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为什么通过传统的行政监管和运动式的分解，在绿色和“双碳”中间难以达到它的结果呢？ 1.碳达峰并不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区域同步达峰。碳达峰的过程中，有些部门必须率先达峰，有些部门有可能在达峰之后，由于它的特殊性还会继续地增长。因此，碳达峰的概念是国家碳达峰的概念，而不是每个部门碳达峰的概念。 2.如果考虑这些结构性因素就会发现，如果同步进行碳达峰，就会带来很多行业瓶颈性的因素，从而导致很多国民经济的循环由于瓶颈效应而出现断裂，从而导致中国不是因为技术创新而造成的达峰，在能源体系转型过程中进行的达峰，而是在人为的经济降速过程中进行达峰，这种达峰显然有损于生产力的发展，有损于我们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完成的模式。 3.要考虑“1 1”不等于“2”，很可能会“大于2”。而且要考虑分解过程中，大家会继续忽略技术创新的问题，忽略公共投入的问题，忽略后期的绿色产品完整定价的一系列问题。把这一系列问题考虑进来，这种简单的减碳模式会使社会成本比一般的社会成本高得多。因此，下一步我们应当在科学测算上面和一些技术创新上面要有更大的作为。 （整理自刘元春于2021年12月22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1期：碳目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风险挑战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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