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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历史上的涟源斗笠山一带的家规，据传说讲，那也是十分严厉的。 据传，我的一位堂叔祖父，十分喜好赌博。他竟然把自家的田输掉了，后是又把土及山林输掉了。已经到卖得无立足之地了，但他仍不肯歇手不赌了。房子他是不敢卖的，因为是与整个大家庭连在一栋大屋内。但不卖，他是也找不到赌资了。于是，他就将楼板一块一块的撬下来，将楼枕树一根一根取下来，断断续续地卖出去了。又去过了一把赌瘾了！——虽然，此时的他，已经只能“小打小唱”的赌了，但他却依然“乐此不疲”。此前，虽然他的父亲已不在世。但他的叔叔、伯父，还是进行过严厉教育的。并曾警告，如不浪子回头，就要用家规家法来处置他。但他的好赌，已“病入膏肓”，欲罢不能，到了准备要将徒有四壁和仅有屋顶的空房，也要卖掉了。 这下，就惹恼了他的叔叔伯伯们，大家商量决定，要处死这个不听教育的不孝子孙！最大的理由是：家族中青年人很多，不能让他这个坏样子成为榜样，不受惩罚。也许是他仍把全部精力放在赌桌上吧，也许是他把将受到家法处置的警告，当成了只是一句玩笑话。所以，他对要处死他的决议，毫无防备。所以，就轻易被他的叔叔伯伯们捉住了。 他们用棕绳将他捆绑在一个大方桌（一米多高的八仙桌）的脚上。有人按照一个人被处死前要让他吃一点好饮食的习俗，给他搞了酒菜，告诉他这是送他“上路”的。他的叔叔伯伯，则在屋门前的水塘边，放了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木桶，并担塘水，灌得满满的。那人此时也已眼泪汪汪了。但悔之已晚，他被他的叔叔伯伯，五花大绑了抬到了大木桶前，将他两脚朝天、头朝下的按入了水中。他挣扎了不久，也就“呜呼哀哉”了。 “行刑手”中的一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刘聚桂。那已是清末的事了。但死者的遗孀，我还是见过的。我们叫她X奶奶。她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去世。这当然是后话了。 不过呢，据说，要用家法处死不孝子孙的，也不是刘聚桂等人的“首创”，他们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因为，此时前，在我们附近的敦本堂前的坟山内，有两个打了父亲的青年，被他的父亲和族长，用竹篾晒簟捆绑着，投入特地准备好的干柴堆上，活活地“火化”了。 对我来说，上述两事，已是传闻了。但我亲眼见到的是我的一位堂兄被家规处置的一次。 那时，大概快要解放了吧。一个冬日的一天，我突然见到我的二伯父、三伯父，正在将一个扮禾桶从一处半边楼上，往地上放。我的父亲在那帮忙。三人的表情都十分严肃。因为，这扮禾的“扮桶”，一年只用来扮禾用一次的。用过后，就会被好好的收搁到干燥的楼上去。冬日里由三个长辈亲自从楼上去放下扮桶来，这事已非寻常。 我大概也七岁或八岁了，在长期的家规家法渲染中，对大人们的事，特别是这样气氛紧张的事，是不敢去多嘴打听的。但却更加小心的观察着：只见他们将扮桶抬入设有神龛的正厅堂内，当着众神像和祖宗牌位，将我二伯父的儿子，罩入了扮桶内。二伯父的儿子，没有被捆绑，但吓得战战兢兢的、神情木然的被罩在了地上。 夜晚，在晃动的桐油灯光下，二伯、三伯及我父亲，坐在正厅屋的上方，将二伯父的儿子，从扮桶下放了出来，脱掉上衣，由二伯父亲自执法，用数根干楠竹枝，捆成一把，在他的身上抽打。他痛得在地上打滚，苦苦哀求，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们大大小小的晚辈青年，都被叫去看。显然，有杀鸡吓猴的意思。目的似乎也就是那么一个：不要让他带坏了小辈们。 我也从他们的边打边“审问”中，知道了当天吃中饭时，父子两人发生口角。这个被处置的青年人，竟然当着他的妻子的面，将饭铁锅摔在我二伯面前，摔了个粉碎。此事，使二伯父感到他受了这个不孝子的无端的极大的侮辱，便告诉了他的两个兄弟——我的三伯父和我的父亲。 我的三伯父和我父亲听了，也感到事态严重，愤愤不平：我三伯父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有七个儿子，都比“犯事”者年小……于是就三人合伙，协力同心，上演了这“厅堂训子”的一幕。 当晚，厅堂内，“重刑”之下，我二伯父的儿子是心服口服了的。但事后，他虽然不敢再有明显的不孝之举，但家庭关系却从此变得渐渐紧张起来。那时，我二伯母已死多年。二伯父花掉积蓄，为过继来的这个儿子，娶了媳妇，想和和睦睦安度晚年。但结果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了。而且最终，他们只好父子分家。二伯父一个人过孤单的生活。 他生活困难时，每天三餐都吃红薯。有时，还苦中作乐，自我解嘲地笑着对我说，他早餐吃的是“吹吹打”（吃煨红薯时，先要把煨红薯上的火灰拍打掉），中餐吃的“打打吹”（仍然煨红薯），夜餐吃的是“玉兰片”（指把红薯削掉表皮后，切成薄片，用水汤煮熟吃。） 上述“家规”、“家法”，已过去数十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淡化掉了，已经无踪无影了。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它作为一种曾经的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借我之笔而作资料保存，也许对以后想研究民俗历史的人，也许也不无裨益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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