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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i]]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出，中原汉族经过五胡乱华，约200万中原汉人大规模南徙渡江。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共发生了五次向南迁移。第一次迁移，以五胡乱华引起，自东晋至隋唐，主要迁入赣江上下游地区。第二次迁移是由于唐末黄巢起义，主要迁入赣南、闽西、粤东北。第三次迁移是自宋高宗南渡，元人入侵起，主要由赣南、闽西迁往粤东北。第四次迁移是基于人口膨胀和满族入主中原。主要由客家聚集区迁往粤中、滨海地区与川、桂、湘及台湾，部分迁往贵州。第五次迁移自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和太平天国事件的影响。一部分客家人分迁广东南路(钦州、雷州、廉江、高州)与海南岛等地，并最终形成了客家人在国内粤、赣、闽边大本营聚居，在桂、湘、琼、黔、川、港、澳、台等省(区)散居的格局。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客家人的五次迁移过程中，也是客家人的居住地逐渐扩大的过程，但其主要在山区迁移。而中原汉族的前三次南迁都有在江西居留或经过。换句话说，江西是汉人南迁必经之地，或主要迁居地。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在文化上相比北方较为落后，但为什么宋代时便能够兴盛起来？一般认为，永嘉以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中原的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安史之乱后，唐末五代纷繁的战火又严重破坏了学校教育事业，造成官学日趋衰落，士人大量失学。北宋初年，乱世渐平，士子求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政府却无暇也无力兴办学校。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传承中原汉文化，便通过办学来传承汉文化。又因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江西渐为全国重要的财富之地和交通枢纽。这一发展为江西的文化发展和书院兴盛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于是，一批由私人创建的书院便兴盛起来[[ii]]。据统计，宋王朝共有书院二百零三所，江西就占有八十多所。见于《宋史》和《宋元学案》的著名书院就有：庐山白鹿洞书院、贵溪象山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宜春张栻书院、九江镰溪书院、奉新华林书院、新余金风书院、余干东山书院、抚州临安书院、玉山端明书院、南昌东湖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婺源紫阳书院、安福竹林书院、南城盯江书院、弋阳月石书院、新丁建虎溪书院、波阳桐岭书院、丰城盛家洲书院、高安桂岩书院等等。北宋初年，最著名的书院有六所，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麓的禽阳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下的石鼓书院、江苏江宁三茅山后茅山书院，江西有其一。南宋有四大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为朱熹讲学之所，岳麓书院为张杖、朱熹讲学之所，丽泽书院为吕祖谦讲学之所，象山书院为陆九渊讲学之所，江西占其二。明时，又有王阳明在赣州修葺了濂溪书院，创办了阳明书院，同时还创办了其他书院、社学计有二十多所。值得一提的是，朱熹于1179年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毅然申请修复，并于次年告成，首开南宋书院兴盛之风。朱熹还自任洞主，亲自掌教，还为书院制订了举世闻名的《白鹿洞学规》。此后，各地争相效法，建立书院，延聘名儒学者讲学蔚然成风，使南宋书院从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北宋。 福建古时称之为闽中，地处祖国东南，远离中原政治与文化中心，一直以来是文化学术的蛮荒之地。然而，汉以后，由于中原战乱，大量中州人士入闽，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使十分落后的闽中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到了中唐以后，当时全国还处于战乱时期的背景下，福建却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局面，北方民众纷纷南迁入闽。所以，徐晓望[[iii]]论述了隋唐五代是福建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黄典诚教授[[iv]、[v]]则认为：“闽南话属于'唐音’”，并且生动地比拟说，假如李、杜在世，完全可以和闽南人通话；又说“李白、杜甫在世的话，未必会同厦门人交谈，倒可以同龙岩人通话”。由中原迁离而来的客家人经历了高度辉煌灿烂的汉唐盛世，接受中原文化的洗礼，当他们南迁时，闽西的龙岩市长汀县，古称汀州，是入闽客家人主要移居地。他们的到来当然也将中原文化带到了这里。我们从宋代以来，汀州城内书院林立，有鄞江书院、新罗书院、森玉书院、紫阳书院、正谊书院、道南书院、丽泽书院、龙山书院、广陵书院、观文书院、觉觉书院、卧龙书院、正音书院等十几家[[vi]]，便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情况。 [i]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M]，台北：古亭书屋，1975年，第41页。 [ii]丁玉辉：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及特点[J]。工会论坛，1999年第3期，P56 – 57。 [iii]徐晓望：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J]。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P133 – 141。 [iv]郭启熹著：《龙岩方言研究》[M]，香港：纵横出版社，1996年版。 [v]宋智明：方言专家细说闽南话的“前世今生”[G]，厦门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10版。 [vi]谢重光著：《闽西客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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