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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语言学史之谜 ——基于知识库重建历史的21世纪使命 李葆嘉 刘慧 邱雪玫 孙晓霞等 著  潘文国先生序：以朴学精神治西学 先说一件趣事，今年春我应邀到英国威尔士大学汉学院讲学。5月20日，学院同仁开车带我去附近著名景点——威尔士守护神圣大卫大教堂游览。该教堂有1500年历史（可追溯到圣大卫于6世纪修建建的修道院，12世纪后扩建为大教堂），我随手拍了些照片，第二天“晒”到微信朋友圈。不料当天晚上，远在国内的李葆嘉先生就在朋友圈点赞，并说其中的一张照片 “为诺曼贵族和威尔士公主混血的布雷肯主教坎布伦西斯（拉丁语Giraldus Cambrensis, 威尔士语Gerallt Gymro, 英语Gerald of Wales, 1146－1223），在《威尔士记事》（1194）中比较威尔士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为语言历史比较之先驱。”这令我大吃一惊。回国后翻开我们去年刚出版的《中西对比语言学：历史和哲学思考》，其中还提到：“早在文艺复兴萌芽的时期，史学家兼大主祭威尔斯的杰拉德（Giraldus Cambrensis, 1146－1223）……就尝试给当时的欧洲语言分类。” ①但真的到了威尔士，却忘得一干二净。而葆嘉反应之敏锐神速，令我震惊不已。可见他对史料之熟，这些早已深深印在头脑里。 其实葆嘉近年来在研究西方语言学史，我早有所知，2018年邀请他到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全国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他的治学经历与我相似，都起始于传统小学，特别是音韵学，继而从汉语史拓展至理论语言学与语言学史，因此颇有一些共同语言。从英国回来不久，葆嘉便发来了领衔撰写的一部新作《揭开语言学史之谜》（排印本），希望我为之作序。展读之下眼界大开，所涉及研究比我所知还要宽广，而且见解新颖深刻。其中一些观点，如“打破琼斯神话”“布雷阿尔之谜”“索绪尔神话的终结”等，都是道学人未所道。这些观点的问世，必将震惊国内外语言学界，甚至引发重建西方语言学史乃至全球语言学史的新高潮。之所以说“全球”语言学史，因为葆嘉的这部新著仅针对西方语言学史的一些案例，并未涉及中国。而中国学者以前研究中国语言学史，难免在西方语言学史的理论和方法框架下进行。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理论和方法变了，对中国语言学史也必然会有新的视角和结论。因此葆嘉及其弟子的这部书将产生的影响，可能全方位涵盖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史等领域。 这部书的主旨是“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术思想史”，着重讨论“西方比较语言学史论”“西方语义学史论”“西方现代语言学史论”“结构主义语义学之谜”几方面，推翻了许多当代语言学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和“定论”。毅然撕开了以往“神话”的层层面纱，并揭示了“造神”的过程和缘由。详细内容在此不加细说。我更感兴趣，同时感到更值得推介的是——葆嘉何以会走上这样一条治学之路，以及该书中的基本方法。我想，这比其结论更为重要、更具启示性。人们治学的对象可能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随时而变，而唯有研究思路和基本方法可惠及学林。 葆嘉的治学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朴学精神治西学”。这句话的含义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学术精髓的发扬。人们已习惯于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几无可取，中国传统学术实属古董，其实蕴藏许多珍宝，譬如清代朴学精神就值得汲取，而且可用于当代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转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百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唯西方马首是瞻，理论、方法、结论都跳不出西方人的理路。甚至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带着西方的眼镜看，在西方理论和框架内进行。我们很少想到，可以换一个眼光看西方，从中国人的角度审视西方提出的各种理论。前些年，我在对比语言学溯源和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之父”问题上都作过一些探索②，但没想到，葆嘉比我走得更远，史料更丰富，涉及面也更广，结论也更惊人。 以朴学精神治西学，首先要知道“朴学”精神为何。对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从事当代和国外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朴学”已是很陌生的术语了。作为清代学术主流，朴学始自顾炎武（1613-1682），以“戴段、二王” ③为代表，在乾嘉时期达到巅峰，为中国学术史留下浓重的一笔。其馀绪直到民国时期的章太炎（1869－1936）和黄侃（1886－1935），连同他们培养的学生，世称“章黄学派”。朴学研究以语言文字为中心，重视考据辨伪、名物训诂、学理发明，从而形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葆嘉追随徐复先生（1912－2006）20余年，耳提面命，点校《广韵》（收入徐复主编《传世藏书·语言文字》），又嘱理《隋唐音研究》（徐复故友葛毅卿遗著），而葆嘉自诩“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可见与这一传统渊源之深。在他走上学术道路之始，研习文字音韵训诂，撰《清代学者上古声纽研究史论》，自是乾嘉朴学的当然之义。他后来走向理论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史研究，看起来与朴学已完全无关，但多年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不能不留下深深的烙印。因而他研究西方语言学史，就体现出与其他许多人，特别是与出身于外语专业的研究者很不相同的路子。仅就这部新著而言，我以为就采用了显然来自于朴学的研究方法。 一、考源 传统朴学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④，万事爱探其究竟。对信奉朴学的人来说，考源可说是起手功夫和自然操作。打个比方来说，现在国内搞外国语言学的人习惯搞横向移植，见到一种新奇理论或一本名家名著，迫不及待地介绍引进，唯恐落于人后。却很少有人，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师承传授作深入探究。而朴学精神最感兴趣的就是纵向探源，从不就事论事，一定会想方设法考证出某一理论的师承关系或来龙去脉。该书的各大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旨趣或治学之道。 二、正名 孔子（前551－前479）教导“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对中国传统学术来说，“循名责实”是基本手段，对每一概念必从其初义着手，然后观其演变。而汉字的性质，为其探求造字本义、造词本义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和方便。汉代《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四大名著奠定了传统小学的基础，而清儒发展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等诸种手段，将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推向高峰。 受西方传统“表音文字”“文字符号任意性”等成见的影响，人们总认为西方文字是不可分割的，很少有人想到对西方文字也可进行“说文解字”式的剖析。而葆嘉采用传统朴学方法，偏要对西文也进行类似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尝试。譬如本书前言对“西方”和“东方”诸词义的溯源，总论中对philology、grammar、linguistics等术语的考证等，都显示了中国传统小学方法的功力。这对于我们从事西方学术研究具有很大启迪。 三、博采 传统治学强调博览群书，厚积薄发。颜之推（531－约597）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写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一条对今天治国学者而言已经很不容易，很多人已不习惯于“泡图书馆”，更不用说“钻故纸堆”“坐冷板凳”。许多人甚至连纸质书都懒得翻，而满足于从网络中摘录只言片语来堆砌文章。 由于外文资料不易得，要做到这一条对于治外国学问者来说就更难。据说当今世界上的学术资源，英文类的就占了80%。围绕一个课题，要找尽英文资源已属不易，更何况非英文的外文资源！作为外语学者，我对此有深切感受，即使泡在国外图书馆中，所能熟练利用的也仅仅是英文资料而已，对其他语种资料至多只能利用二手。而从这部新著的相关考辨中可见，仅凭二手英文资料）很可能不足，未触及甚至掩盖了许多重要史实（要尽量查找原著）。作为出身于汉语专业的学者，葆嘉师生却不辞劳累，在多种语言的外文资料搜求上甚至超过了若干外语学者，除了英、法、德、俄诸语文献之外，还涉及荷兰语、凯尔特语等多种文献。这实在令我等汗颜，尤其值得治西学者重视。 四、会通 古人治学，既强调博学，更强调会通。南宋郑樵（1104－1162）《通志·总序》（1161）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会是横向，通是纵向，会通是汇聚各方知识解决某个问题。本书总论中关于语言学、语文学等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通过旁征博引，稽古察今，最后得出结论：“西方只有一个语言学”。尽管这最后的结论有点意外，但其研究方法和思路却是毫无疑义的。而论述西方语义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更是展示了许多国家、许多领域、许多学科、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尤显丰富多彩。 五、祛妄 清人的朴学其实兼具汉学和宋学之长，既有汉学注重文字训诂的特点，又有宋学大胆推翻陈说的质疑精神，由此造就了有清一代学术远超前代的成果。在西学的研究中，我们也需要有这种质疑和批判精神，不墨守成说，不迷信权威，这样才能有所超越。葆嘉师生的这部书就是挑战权威、推翻成说之作，精彩之处比比皆是。这里我特别要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对罗宾斯（R. H. Robins, 1921－2000）的批评。罗宾斯的《简明语言学史》是为数不多的引进中国的西方语言学史著作之一，在国内有重要影响。但葆嘉在比较其几个版本后，直截了当地批评“'史料’的欠缺仅为表象，实际上欠缺的是'史德’”。在学术研究中，这是罕见的道德审判，足以显示学术批判精神的锋芒。另一个例子是对西方学术民族主义的批判，同样也十分毅然决然：“对更早前辈学者的研究全然不知，或视而不见，或故意贬低”，一些英国、法国、德国学者都是如此，这才导致语言学研究史上形成各种谜团和“神话”。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语言学史确实是一帖清醒剂。 传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当然不止以上这些，但这些无疑相当有用并可施之于今。葆嘉师生以之为手段，对西方语言学史研究进行犀利的解剖，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这正是对传统朴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多年以来，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已习惯仰西人鼻息，不敢思考，也懒于思考。实际上，从该书所揭示的问题来看，我们对西人的研究其实也相当无知，对许多奉若神明的“理论”和“学说”流于一知半解。在强调文化自信、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葆嘉师生的这部新著是一股强大的助力，相信会对整个学术界有所触动。 如果说读此书后还有什么期望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够读到从更广泛角度理清世界语言学史问题的著作。具体地说，我希望把中国放进去，研究真正的“世界”语言学史。我知道葆嘉曾写过非常精彩且很有影响的中国语言学史专著，但同样，讲“中”的时候就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西”。从普通语言学角度看，人类语言只有一个，因而全面的人类语言研究史也应只有一个。我希望看到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真正对比和融会贯通，特别在理论和方法上，许多本来就应该是相通的。但是傲慢、偏见和无知将它们割裂开来。当然，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有一个重大障碍，那就是翻译造成的术语问题。我们习惯了西方的术语，总觉得“学术”研究离开了西方的那些术语就不行。其实，如果能穿透表面的迷雾，中西的语言研究未必不能对话。多年以前，傅勇林曾经撰文指出，风靡国内语言学界的“衔接”（cohesion）和“连贯”（coherence），一般都认为是韩礼德（M. A. K. Halliday,1925－2018）的创造，其实就是清代学者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3）中提到的“文脉”“意脉”。⑤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指出，其实这对术语最早可溯源到南梁刘勰（465－520）《文心雕龙》（502）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那就更是1500多年前的事了。⑥沟通中西不同研究传统的用语，会对许多问题会有新的认识，可以期待——语言学史的对比研究，乃至人类语言学史的整体研究一定会有新的突破。 是为序。 2019年8月30日于沪上 目 录 总论 西方“语言学”学科名称的术语演变 一、古希腊的Philologia：关注知识的语言学 二、古希腊的Grámmatik：基于读写的语言学 三、1777年的Linguistik：异邦语言调查的语言学 四、Sprachwissenschaft（语言科学）的使用和传播轨迹 五、西方只有一个语言学科 近现代西方语言学史的三张图 一、第一张图：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二、第二张图：现代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三、第三张图：西方语义学的形成和发展 四、19世纪中期：语言研究的心理转向 西方比较语言学史论 语言历史比较之谜：打破“琼斯神话” 一、琼斯的语言相似同源说讲辞 二、琼斯讲辞所依托的学术背景 三、凡有前人研究的则讲对，凡无前人研究的则讲错 四、对琼斯讲辞评价的不同动机 五、“琼斯神话”的终结 爱丁堡之谜：蒙博多的语言进化论和进化模式 一、寻找失落的承传关系 二、生物进化论的苏格兰先驱 三、揭开进化论的爱丁堡之谜 四、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蒙博多 五、进化模式创立者蒙博多 六、进化模式的传承线索 七、“达尔文神话”的终结 西方语义学史论 西方语义学史研究论纲 一、语言学史的研究轨迹 二、西方学者的西方语义学史研究 三、中国学者的西方语义学史简介 四、西方语义学史的研究内容及目标 十九世纪西方语义学史钩沉：从莱斯格到布雷阿尔 一、德国莱斯格首创Semasiologie 二、法国布雷阿尔再造Sémantique 三、Semasiologie/Sémantique 的早期转播 四、20世纪语义学的发展轨迹 布雷阿尔之谜：澄清帕尔默的一笔糊涂账 一、关于布雷阿尔的姓名 二、关于布雷阿尔的Sémantique 三、对布雷阿尔书名的翻译 四、布雷阿尔的其他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 五、迷茫和误解的逐步澄清 西方现代语言学史论 论索绪尔静态语言学理论的三个直接来源 一、四个索绪尔 二、法国德克海姆的社会学理论：索绪尔语言论的哲学基础 三、波－俄博杜恩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语言论的理论框架 四、美国辉特尼的语言符号学说：索绪尔语言论的符号原理 五、当代语言学：对静态语言学的全面超越 语言学大师之谜：心理索绪尔 一、索绪尔身后留下的谜团 二、中老年索绪尔神经症的缠绕 三、青年索绪尔的首创权情结 四、探索者索绪尔的悲怆人生 五、打开索绪尔的“黑匣子” 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 一、逐层考察模式和群体考察模式 二、德国洪堡特的人文语言学思想 三、德国民族心理学和法国社会学 四、德国青年语法学派的心理语言观 五、美国辉特尼的语言符号约定论 六、波－俄博杜恩的心理－社会语言学 七、结构主义三大流派的各自来源 静态语言学的神秘主义与吝啬定律 一、索绪尔的叛逆个性与恃才自傲 二、符号任意性原则与神秘主义 三、静态语言学框架与吝啬定律 四、系统整合：索绪尔对自己的定位 附：形式语言的离身性真相 “索绪尔神话”的终结：《教程》索绪尔与博杜恩理论比对 一、索绪尔及博杜恩的研究现状 二、索绪尔与博杜恩比对的必要性 三、关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比对 四、关于语言和言语的比对 五、关于语言系统和要素价值的比对 六、关于静态和动态的比对 七、关于语音理论的比对 八、索绪尔和博杜恩的切实定位 九、1870年是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年 “结构主义语义学”之谜 心智语义场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学术背景——揭开“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第一个谜 一、结构主义语义学之谜 二、心智语义场理论的形成过程 三、心智语义场理论的学术背景 四、心智语义场的两个经典模式 五、语义场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德国心智语义场的创立者及其时代思想背景 一、语义场的首倡者伊普森 二、阐述场理论的魏斯格贝尔 三、建立语义聚合场的特里尔 四、建立语义组合场的波尔齐希 五、关于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影响 六、不可回避的时代思想背景 语义解析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其学术背景——揭开“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第二个谜 一、词汇语义解析思想的学术渊源 二、词汇语义解析方法形成过程的质疑 三、基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美国流派 四、基于语言结构－功能主义的法国流派 五、层级性元语言理论的研究视野 基于指称意义的特定关系联想的关系语义——揭开“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第三个谜 一、形式结构主义的关系语义学 二、系统意义关系的常见类型 三、系统意义关系的本质 四、刻画词汇语义关系的“词网” 参考文献 跋 前言：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史 每门学术都是历史的产物，梳理学术史有助于铭记前人研究，提高理论自觉，明确研究方向，推进学术发展。反之，学术史中的一系列误说，则无疑于堙没前人研究，消解理论自觉，模糊研究方向，阻碍学术发展。 一、“西方”与“东方” 西方学者对语言学史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的德国（Eichhorn1807，Benfey1869）。林柷敔编译的《语言学史》（1943），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语言学史，而且也是国际上的第一部世界语言学史。 在汉语中，指称外国（非国别的）“语言学/语言学史”，通常有两种限定词，一是“西方”，一是“欧美”。前者如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1995）、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2011），后者如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1990）。不过，或有专家提出“西方”这一术语逻辑上不够严谨，包括印度吗？包括澳大利亚吗？由此，需要做些说明。 中国人基于中原（中土、东土），所用“西方”一词具有历史动态性。先秦时期，“西方”最早指周人故地。《诗经·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国语卷十·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大事”，韦昭注：西方谓周。诗云“谁将西归”，又曰“西方之人”，皆谓周也。 自汉代以来，“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区域，而后世的广义西域，还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地区。汉魏以降，佛教西来，唐僧取经，“西方”或“西天”（“西方天竺”的简称）遂成中国人对印度的代称。五代北宋，已有“西洋”之称。至于明代，“西洋”意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明清之际，传教士带来西方知识，用“泰西”指称欧洲。晚清民国，则用“西洋”“西方”特指欧美，所谓“西餐、西服、西医、西乐”皆为此义。反观地中海（大地中央之海），腓尼基人、希腊人称爱琴海之东的亚细亚为东方，后又延伸到两河流域（古巴比伦）、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再延伸到波斯、阿拉伯（16世纪之后，欧洲出现“东方学”学科），直至南亚，而再向东则“远东”。 其实，不仅我们的专家会对“西方”这一术语是否严谨提出质疑，就是欧洲的一些东方学家对“东方”可能也不甚了了。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在《关于亚洲历史、民事、自然、古迹、技艺、科学和文献调研学会成立的演讲》（A Discourse on the Institution of A Society,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the Antiquitie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1784）中说： …if it be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that a short name or epithet be given to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in the world, that of Asiatick appears both classical and proper, whether we consider the place or the object of the institution, and preferable to Oriental, which is in truth a word merely relative, and, though commonly used in Europe, conveys no very distinct idea. （The Works of Sir Willam Jones. 1807, Vol. III: 5） 如果出于必要或方便，我们的学会应赋予一个简洁的名字或称号，以便让国际学术界识别，Asiatick（亚洲）这一词显得即典雅又适宜，无论我们考虑机构的地点，还是学会的目标，其含义更倾向于Orienta（东方），但是该术语实际上仅与“西方”相对，尽管在欧洲普遍使用，表达的却并非清晰的概念。 一方面，希腊语的“亚细亚”（Asia）和“欧罗巴”（Europe）这两个词皆来自古老的闪米特语（阿卡德－亚述语、腓尼基语）。Asia（爱琴海东岸）可追溯到阿卡德语的(w)asû(m)（外出→升起）、腓尼基语的asa（→东方），“亚洲”的原义即“日出处，东方”；Europe（爱琴海西岸）可能源自阿卡德语的erêbu(m)（进入→沉落）、腓尼基语的ereb（→西方），“欧洲”的原义则“日落处，西方”。换而言之，尽管琼斯选用了Asiatick（亚洲）这个词，但是其语源仍是Asia（东方），只不过是个“非印欧语的古老外源词”。 反之，琼斯所认为概念不清的Orienta，则可能是古印欧语的本源词。英语的Orient（东方）来自拉丁语的Oriens（< orior，上升，东方），希腊语为Anatole（即Anatolia “安纳托利亚”）。与Orient相对的英语单词Occident（西方），同样来自拉丁语的Occidens（< occido，沉落，西方）。 其实，Orienta / Orient / Oriental蕴含着古老文化的丰富内涵。 1. Orient（n.）【天象】（1）[古]（从地平线下）升起的；（2）[古]天空的东部（→东方世界）。 2. Orient（n.）【地区】（1）东方（→东方国家→亚洲→19世纪后尤指远东）；（2）Orient（adj.）东方的。 3. Oriental（n.）【人种】（1）东方人（→亚洲人）；（2）东方犹太人；（3）2. 东方化的人；（4）（adj.）东方人的（→东方国家的→东方文化的）。 4. Orient（n.）【珠宝】（1）东方珍珠（→优质珍珠）；（2）珍珠的光泽；（3）（adj.）（珍珠或宝石）有光泽的（→优质的）；（4）Oriental（adj.）刚玉的（→东方宝石的）。 5. Orient（v.）【宗教】（1）朝东，向东；（2）把脚朝东下葬（可能因其祖先来自东方）；（3）使建筑（后世尤指教堂）正面朝东建设；（4）以罗盘等定方位；（5）以之为方向，转向某特定方向；（6）使适应（环境等→调整）。 Orient应与远古时期的太阳神崇拜有关。太阳从东方升起，因此远古的神坛、墓葬、寺庙，包括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寺庙等，都是以东面为主入口。这种传统为基督教的教堂建制所沿袭。古人相信，只有面朝日出才能保证方位正确，而方向正确才能适应环境。 由此可见，欧洲人自称为“西方”（称亚洲为“东方”），与中国人明清用“泰西”“西洋”“西方”指欧洲（→欧美），都是自处立场，东西相对，由近及远。换而言之，在现代汉语中，“西方语言学史”和“欧美语言学史”基本等值。 之所以如此絮絮叨叨，是因为当代汉语的“西方”一词进一步泛化，已成“泛西方”（指欧洲全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者指欧美、西亚、中亚、印度）。其实，无论“西方语言学史”，还是“欧美语言学史”，皆是限指或定指，不可能囊括该区域之内的所有国家或语种的语言学研究。从逻辑上讲，地区概念向来难以全称，都是“以偏概全”，或为“以整体代局部”的借代或约指。这似乎是自然语言的缺陷，其实是自然语言的必然和奥妙，植根于人类认知和语言表达的本性。归根结底，词语的理解受制于上下文或语境，那些提出“西方”这一术语不够严谨的专家，可能已经把这一基本会话原则抛在一边，而落入了似乎严谨，然而僵化的逻辑主义圈套。 二、西方近现代语言学史的三张图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西方语言学界一直引以为的骄傲。然而，通行的几本西方语言学史著作，对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仅未做系统梳理，而且盲区一片，误说丛生。就罗宾斯（Robert Henry Robins, 1921－2000）的《语言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1967）而言，明显缺失有，史料把握不够严谨，史实方面错误太多，分支学科残缺不全，不可列为可信赖的参考书（参见Koerner 1978: 5；姚小平1995；李葆嘉、邱雪玫2013）。实际上，何止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就是现代语义学史（莱斯格1825年创立语义学）、现代语言学史（博杜恩1870年创立现代语言学），至今也未梳理清楚。迄今出版的语言学史专书，这些方面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墨守成规，尚未及时吸收新知，订讹补缺。由此，李葆嘉（2010）提出“重建西方500年（16世纪－20世纪）语言学史”。 2013年10月，在“第五届当代语言学国际圆桌会议”（The 5th CASS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Linguistics，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编辑部与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联办）上，李葆嘉作了《近现代欧美语言学史的三张图——走出罗宾斯的个体创始模式》的专题演讲。这三张图是： 第一张图：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16~19世纪） 第二张图：西方语义学的形成和发展（19~20世纪） 第三张图：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 此外，还有一张附图： 第四张图：西洋汉语文法学研究（17~19世纪）线索图 该图也就是“西洋汉语文法学的溯源沿流”（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第一章第二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的图示。 作为自选项目，“重建西方语言学史”的启动和相继参与者如下： 1. 重建现代语言学史，可追溯到1998年（李葆嘉《论索绪尔静态语言学的三个直接来源》），相继参与者：邱雪玫、刘慧、孙晓霞、叶蓓蕾等。 2. 重建西方语义学史，2002年启动（李葆嘉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信息工程的语义语法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相继参与者：刘慧（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一手文献的西方语义学史论”）、殷红伶、祁曼婷、孙晓霞、司联合、李炯英、张文雯、朱炜、胡裕、陈静琰、陈秀利等。 3. 重建西方比较语言学史，2008年启动（李葆嘉《亲缘比较语言学：超级语系建构中的华夏汉语位置》），相继参与者：王晓斌、邱雪玫、李艳（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历史语言学理论：从同源论到亲缘度” ）、刘慧、张高远、司联合、袁周敏、孙晓霞、殷红伶、刘林、孙道功、颜明等。 三、比较语言学史：发现荷兰学派，终结“琼斯神话” 早期学者（Benfey 1869）局限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的语言比较工作，在自吹自擂的同时甚至诋毁荷兰先贤。20世纪初的西方语言学史研究（Thomsen 1902，Pedersen 1924），对语言历史比较学术史未加以系统梳理。至于20世纪6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学史研究，未查阅一手文献，时有以讹传讹。凡此种种，以至于16－18世纪语言历史比较的巨大成就长期隐而不彰。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Bonfante 1953; Metcalf 1953, 1966, 1969, 1974, 2013; Droixhe 1978, 1987, 2000, 2007; Fellman 1974; Muller 1984, 1986; Driem 2001, 2005; Campbell 2002, 2006; Campbell & Poser 2008; Hal 2010; Eskhult 2014）就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史，相继开始了艰难探索和专题研究，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然定位不尽合适（比如，称之为“前比较”，这是一个贬义术语，使人想起“前科学”），时常受19世纪德国学派掣肘，而对17世纪荷兰学派的巨大贡献认识不足，并且尚未全面系统梳理，以至于迄今尚无完整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专著（尽管在一些语言学著作中设立了专门章节）。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语言学界通常转述的仍是以往西方学者的所谓“定论”，不仅鲜见中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史领域的专题（专人、专著、某学派、某阶段）研究，而且西方学者的一些新成果也未见参考或译介。换而言之，中国学界通常转述的，仍是此前西方学者的“局限式研究”（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比较成果），而对一些新成果迟迟未能消化吸收。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学术史研究需要大量文献（尤其一手文献）。在纸质文本时代常难以知晓，即使知晓也不易获得，由此必然导致存在若干误区和盲点，甚至扭曲学术史。就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立和印欧语系的发现而言，囿于当时知识，先后受“德国民族主义”“英美民族主义”的驱动，误解尤为严重。坎农（Cannon 1958, 1990）、霍凯特（Hokett 1965 [1964]）、罗宾斯（Robins 1967, 1987）等尚未清醒认识到，只有查阅了威廉·琼斯（《三周年演讲》，1786）之前语言历史比较的主要论著，在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给琼斯演讲中的“相似－同源讲辞”以合适的定位。 有鉴于此，我们以所谓“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威廉·琼斯的《三周年演讲》（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 delivered 2d of February, 1786）为参照点，梳理琼斯之前（18世纪末之前）欧洲学者关于语言历史比较的总体面貌。首先对以往研究逐一梳理和剖析，重在指出所失。其次，基于一手文献钩稽和参考二手文献，重点阐述以伯克斯洪（Marcus Zuerius van Boxhorn, 1612-1653）为代表的荷兰学派，揭示其创立历史比较语言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过程及其价值。然后，基于琼斯11次演讲（1784-1794）的相关内容，指出“琼斯神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与真实的比较语言学术史不相符合。 本专题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 最早提出印欧语系假说（斯基泰假说，包括梵语）和历史比较方法的是荷兰伯克斯洪（Boxhorn 1647, 1654）；最早提出日耳曼历史音变定律的是荷兰凯特（Kate 1723）。早期研究乌拉尔语言的是德国缪恩斯特（Münnster 1544）、瑞典－芬兰维克雄纽斯（Wexionius 1650）、瑞典斯提恩希尔姆（Stiernhielm 1671）、德－瑞典谢费尔（Scheffer 1673）、德国艾克哈特（Eckhart 1711）。最早调研阿尔泰语的是荷兰威特森（Witsen 1692），首先对阿尔泰语分组的是瑞典斯塔伦贝格（Strahlenberg 1730）。最早研究含－闪语言关系的有法国波斯特尔（Postel 1538）、法国基沙尔德（Guichard 1606）、德国拉维斯（Ravis 1648）、瑞士霍廷格（Hottinger 1659, 1661）、德国鲁道夫（Ludolf 1702），提出阿拉米语组的是德国莱布尼茨（Leibniz 1710），最早建立“东方语言”谱系树模式和类比研究法的是荷兰斯库尔滕（Schultens 1738）。最早论证马达加斯加、东印度群岛和科科斯群岛诸语同源的是荷兰雷兰德（Reeland 1708）。开启非洲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是法国普罗亚特（Proyart 1776）；开启南美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是意大利杰里伊（Gilij 1782）；开启北美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是美国爱德华兹（Edwards 1787）。 2. 《三周年演讲》（1786）是一位东方学家关于亚洲人种和民族的演讲，语言只是琼斯研究民族和文化的工具之一。其中第10节（英语的一个长句，141个单词）提及 “相似－同源”（其他演讲中也有语言关系的相关论述），琼斯既未标榜此为首创，也未做过任何历史比较工作，其讲辞依托的是此前的语言比较和梵文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核查可见：凡琼斯演讲中说法大体对的（如印欧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等），即前人已有丰富研究的；凡琼斯演讲中说法大体错的（如藏语和汉语的关系、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诸语言的关系等），即前人未曾充分研究的。由此考定：（1）不管对错与否，琼斯的这些说法一定参考了前人论著，尽管未列参考文献；（2）琼斯对语言比较并无具体实践，只是基于所见资料加上一些主观理解；（3）琼斯在语言历史比较理论方法上无任何原创性建树。 3. 采取鸟瞰式俯视，语言历史比较萌芽于英国学者坎布伦西斯（Cambrensis 1194）、西班牙学者罗德里库斯（Rodericus 1243）、意大利学者但丁（Dantis 1305）、荷兰学者阿格里科拉（Agricola 1479）。经过早期探索，从捷克学者杰勒纽斯（Gelenius 1537）进入第二阶段词语和谐说；再进入第三阶段成熟期（语系假说、方法论和音变定律）。在这一阶段，荷兰莱顿，精英云集，涌现出以伯克斯洪为代表的荷兰学派，成为当时欧洲的学术中心——是伯克斯洪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凯特发现了日耳曼历史音变定律。至于19世纪的语言历史比较可视为第四阶段，是在荷兰学派传统基础上推向鼎盛的。德国学派以及丹麦学者拉斯克（他们了解荷兰学派的理论方法）主要在研究规模上的拓展化和过程上的精细化，就核心理论方法而言，并无原创性建树。 4. 语言历史比较的崛起在于日耳曼（凯尔特）等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寻根意识。在发现塔西陀（Tacitus, 55－120）和帕特尔库鲁斯（Paterculus, 约前19－后31）的论著后，当日耳曼人第一次读到其伟大领袖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前18－后21）的事迹时，才知道条顿人并非击败强大罗马军队的唯一民族。他们对自己的祖先越发敬重，更加热爱其本族语，他们要知道其祖先来自哪里。于是根据语言证据，参照历史传说和考古，推定其祖先来自黑海的斯基泰故乡。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成熟，并非像通常臆想的那样，基于大航海时代的语言大发现，更非18世纪后期语言词汇集的编撰或梵语的发现，而是基于欧洲学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即文艺复兴前后的人文主义兴起，对古老欧洲民族文化的新发现。 5. 由于琼斯将语言关系置于《圣经》框架内，而符合当时一些学者的信念（第一印象效应），19世纪中期的三位英国学者（Müller 1851; Anonymity 1866; Farrar 1869）为反对德国学者垄断历史比较而鼓吹琼斯的成就（光环效应），再加上德国语言学史家对荷兰学者的诋毁（丑化效应），20世纪的一些学者则将其奉为定论并反复夸大（定势效应），从而掩盖了荷兰学派的巨大成就，扭曲了西方比较语言学发展的真实进程（从众效应）。 然而，学术史就是学术史！凡模糊不清的务必彻底澄清，凡是非颠倒的务必正本清源。关键就在于，研究学术史要克服发自某种主观信念（盲从陈说，排斥新论），坚持基于客观事实（依据新发现资料修正陈说）。 四、西方语义学史：寻找莱斯格，定位布雷阿尔 西欧学者关于意义的研究肇始古希腊，但作为一门学科，语义学（Semasiologie“语意学”→ Sémantique /Semantics“语义学”）却建立于1825年的德国哈雷大学（Reisig 1839 [1825]），此后取得了一系列丰富成果。20世纪30年代以来，语义研究被形式主义所排斥，语义学史长期不在欧美语言学史家的视野之内。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语言学研究的转向，语义研究得到关注；80年代，语义学史的探索开始出现。迄今为止，我们检索到的欧美语义学史专著仅有两部半。1982年，加拿大学者戈登（W. T. Gordon）出版的欧美第一本《语义学史》（A History of Semantics），其主要特点及缺失是：1. 以语义学家为单元，未建构研究框架；2. 以德法英美为对象，缺少俄罗斯；3. 早期研究不足，创立重要理论的一些语义学家未见。1992年，英国学者聂利奇（B. Nerlich）出版的《欧洲语义学理论1830-1930》（Semantic Theories in Europe 1830-1930）是一部丰富化的语义学史。其主要特点及缺失是：1. 采用国别描述框架，重大理论创新描述有待深化；2. 以德法英（将与英国传统学理无关的美国纳入）为对象，同样缺少俄罗斯；3. 研究下限定为1930，现代语义学不在其范围内。2010年，比利时学者吉拉兹（D. Geeraerts）出版了《词汇语义学理论》（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作者强调该书不是一本词汇语义学史，但我们以为，仍可视为“半部语义学史”。其主要特点及缺失是：1. 把词汇语义学分为五大阶段描述，纲目分明，但是有些概括不妥；2. 同样疏于俄罗斯；3. 其中一些论述存在可商或缺漏之处。“两部半”的共同明显缺失是：未着力揭示重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学术背景，缺少俄罗斯语义学史内容。由此可见，需要一部相对完整（时间上1825-1960；空间上补充美俄传统）、主线清晰的欧美语义学史（传统语义学 现代语义学）专著。 面对材料搜集难、主线寻绎难、背景揭示难、学者定位难，本专题研究依托学术团队协助，多方搜集一手文献（前期基础工作完成《欧美语义学经典论著译注》），尽可能参考二手资料及网络资源，通过重点论著剖析，着力揭示其主要创造及学术背景。传统语义学（1825－1920）的研究主线为：德国古典语意学的开创与发展（重点是莱斯格师生三代传承）——法国心智语义学的创建（重点是布雷阿尔）——英国语境语义学的特色（19世纪上半叶的斯马特，20世纪30年代的加德纳、马林诺夫斯基）——美国语义学史（19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德法语义学的两次传入）——俄罗斯语义学史（19世纪末的巴克洛夫斯基，20世纪中期的斯米尔尼茨基和、维诺格拉多夫等）。现代语义学（1930－1960）的研究重点是：德国心智语义场理论（1920-1930）——美国语义解析方法（1930－1960）、法德语义解析方法（1960）——英国关系语义理论（1960）。最后厘清欧美传统语义学传入中国的四条路径（1930－1940）。 该研究力图做到三个结合：1. 史实和史论相结合；2. 一手文献与二手资料相结合；3. 纸质文本和网络资源相结合。具体方法主要有：1. 原始资料法：对德法英美俄原始文献加以翻译、研读和评注。2. 溯源沿流法：提炼欧美语义学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包括研究取向（或流派）和承传关系。3. 案例分析法：对关键论著及其背景加以剖析，纠正前人描述的失误与疏漏。意在通过展示原著、研究述评和读者阅读的学术对话，深入了解欧美语义学史的价值。 与以往研究相比，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 首次阐明了莱斯格（C. K. Reisig, 1792－1829）创建语意学的学术背景与直接渊源；2. 彰显了布雷阿尔（M. J. A. Bréal, 1832－1915）《语义学探索》（Essai de Sémantique, 1897）的价值；3. 首次提炼了洛克（J. Locke，1632－1704）关于“词语意义”的观点；4. 厘清了英国“意义语境论”的形成和发展轨迹；5. 首次探索了美国语义学史，重点是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 1790－1861）和兰曼（C. R. Lanman, 1850－1941）的研究；6. 首次探索了俄罗斯语义学史，重点是巴克洛夫斯基（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32）的历史语意学研究；7. 首次揭示和阐明了语义场理论、语义解析方法和关系语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背景；8. 追溯了欧美语义学传入中国的路径。 该研究具有相互联系的两大特色。一是基于一手文献翻译，就文评注，避免以往只有研究者的主观述评，而不见原著的泛泛而论。重点展示其原著的19世纪语义学家，包括创立语意学的德国莱斯格（1825）、再造心智语义学的法国布雷阿尔（1883, 1897）、美国第一位语义学家吉布斯（1847），以及俄罗斯历史语意学研究第一人巴克洛夫斯基（1895）等。二是基于学者生平及学术背景，知人论学。如：通过学术背景探索，揭开19世纪初的德国哈雷大学为何成为创立“语意学”的摇篮；并通过研读莱斯格专著，揭开其直接学术来源，从而解开聂利奇（1992）的疑问。通过对创立语义场理论的学者生平背景及学术背景考察，揭出格式塔心理学与心智语义场，都是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后寻求“民族复兴”的文化行为在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反映（其学者都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 纵观欧美语义学史，语义学研究的旨趣可从理论上概括为三种取向：历史取向（包括逻辑、哲学取向）突显的是积淀下来的语言知识，心理取向（包括认知、理解取向）突显的是不断变化的语言认识，语境取向（包括社会、行为取向）突显的是交际意图的语言行为。 研究显示，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存在两条发展主线：一是历史语音比较，一是历史语义演变。语义学的诞生与古典学、阐释学氛围有关，与语源学、修辞学与词典编纂紧密联系，其成长得益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和人类学等，而其成熟标记是交际语义学和理解语义学的形成。所谓当代语言学的若干新理论——形式（布雷阿尔1866）、功能（布雷阿尔1866）、心理（斯坦塔尔1855）、社会（梅耶1893、1921）、语境/情境（斯马特1831，斯托特1891，马林洛夫斯基1920）、话语行为（马林洛夫斯基1920）、隐喻（莱斯格1825，布雷阿尔1897）、语法化（布雷阿尔1883、1897，琉曼1927）、原型（核型）理论或语意域（斯托特1891，加德纳1932）、主观性（布雷阿尔1897）……皆尘封在这些往昔的语义学论著之中。 五、现代语言学史：比对博杜恩，终结“索绪尔神话” 现代语言学史重建首先围绕所谓“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从宏观（史的梳理）与微观（论的比对）两方面展开梳理，以“还原索绪尔”。 研读使我们生疑，怀疑把我们引向思考。从研读《普通语言学教程》，对符号任意性原则提出质疑和批判（1985），到《语言文字应用》主编于根元先生约稿，李葆嘉的《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1994）引发90年代语言观大讨论。继而探究索绪尔理论的来源（1998），提出“四个索绪尔”：《教程》索绪尔、学术索绪尔、手稿索绪尔、心理索绪尔。 2010年以来认识到，10多年前提出的“四个索绪尔”属于“逐层考察模式”，从《教程》到“新发现手稿”，再从学术来源到精神分析，即采取的是由表及里、论文知人的层层剥笋方式。仅有这类研究是不够的，由此引进“群体考察模式”（李葆嘉、邱雪玫2013）。群体考察模式的预设是，某种重大理论或学术思潮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多个学者一代又一代相继探索的结果。具体而言，基于群体模式全景考察“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通过对洪堡特的人文语言学思想、德国民族心理学和法国社会心理学、青年语法学派的心理语言观、辉特尼的语言符号约定论、博杜恩的心理－社会语言学，以及对结构主义三大流派各自来源的溯源沿流，走出把索绪尔奉为“开创者”的个体创始模式。 逐层考察与群体考察，无疑是学术史研究中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模式。套用“《教程》索绪尔”中的术语，前者相当于“静态语言学”，而后者相当于“动态语言学”。显而易见，群体考察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语言学史上的若干不惑之谜。 前两个阶段的研究，虽然思路明确，但还是倾向于泛泛而论，有待于一手资料的微观比对。一方面，早在索绪尔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1907－1911）之前几十年，波－俄语言学家博杜恩（1871[1870], 1876，1877）已经提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一系列核心观点，并且在索绪尔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之前的30年（1877），博杜恩已在喀山大学正式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另一方面，《教程》并非索绪尔手稿，没有参考文献；而作为上课讲义，即使留下手稿，也并非就有参考文献，也不一定就将他人观点一一注明，因为索绪尔从未把讲义视为其著作。由此要断定“《教程》索绪尔”的核心概念是否主要来自（包括雷同、阐发、修改等互文现象）博杜恩理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二者的相应论述加以比对。2011年以后，随着屠友祥力作《索绪尔手稿初检》（2011）、于秀英译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2011）、杨衍春译博杜恩《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2012）的出版，文本比对的条件逐步具备。 《教程》索绪尔和博杜恩理论的比对，主要从（1）语言学的研究对象；（2）语言和言语的区分；（3）语言系统和要素价值（联想理论）；（4）语言的静态与动态；（5）语音理论等方面条分缕析，进行逐一比对。比对结果显示，《教程》的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处处留下了博杜恩理论的印记。证实了谢尔巴（Л. В. Щерба, 1880－1944）1923年的感觉——“索绪尔（教程）与我们所熟悉的原理在许多地方如此相同” （戚雨村1997：55），博杜恩才是创建现代语言学理论（其内涵大于索绪尔的静态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民族语言学，以及病理语言学、胚胎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的枢纽人物。 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李葆嘉（1989，2000，2013）的推定：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上，《教程》并没有重大的原创性建树（但包含了个人的取舍），而《教程》的旨趣，正如索绪尔（1909）本人所言，“对语言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见解并不稀奇，关键在于把各种观点整合成一个系统。” （R. Godel, 1957: 29-30；转引自胡明扬1999：79）——前一句已经表明采用了别人的观点，后一句说明了自己的目标所在。所谓“把各种观点整合成一个系统”，也就是，语言的语言学PK言语的语言学，前者胜出；内部语言学PK外部语言学，前者胜出；静态语言学PK动态语言学，前者胜出；语言形式PK语言实体，前者胜出。经过四场PK，索绪尔的所谓“现代语言学”，也就是“以语言符号形式为对象的、内部的、静态的语言学”。此种“层层分叉、二项对立、仅取其一”，未免显露出学理上的偏颇和心理上的偏执。 梅耶的学生，法国功能语言学家马尔丁内（A. Martinet，1908－1999）早年推崇索绪尔理论，其《普通语言学原理》（1960）曾被毛罗（T. de Mauro）认为代表了索绪尔的观点。但是在《语言功能观》（1962）和《功能句法研究》（1975）中，马尔丁内彻底修正了《教程》中的“二项对立、仅取其一”的偏执，一针见血地揭出静态语言学的要害：“科学研究的首先要求，就是不能因为方法上的苛求而牺牲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周绍珩译1979：182）由于《教程》的影响，要克服人们的思维定势步履维艰，马尔丁内如此慨叹：“功能语言学获得的任何进展，不论在过去还是将来的一段时期内，都是顶着潮流而动的”。（周绍珩译1979：184） 也正是此种“二项对立、仅取其一”（偏执心理），符号任意性的“神秘主义”（臆想心理），还有《教程》讲授提纲的“随写随毁”（强迫心理），引发了我们最初的好奇心。并且由此追根求源，一步一步还原了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六、学术史的正义之剑 纵观以往的西方语言学史研究，其根本问题在于——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其另一面也就是对更早前辈学者的研究全然不知，或视而不见，或故意贬低。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以为语言学史中的种种谜团，主要由于研究者资料欠缺，但是后来发觉——并非完全如此。 第一条：法勒泡制“比较语文学伽利略”的动机 1869年3月，英国牧师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在其演讲《言语的家族》（Families of Speech :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March, 1869）中追授“琼斯是比较语文学的伽利略”。当代学者勒乌（Nigel Love）写道： Comparative Philology grew directly out of and was nurtured by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time and its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those of various (sometimes competing) forms of nationalism. …The point is that in the climate in which Comparative Philology was born and thrived, …it was regarded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honour to be foremost in establishing Aryan linguistic credentials. That was why Sir William Jones was posthumously elected a founder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As F.W. Farrar put it in his lectures to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in 1869, Jones was the 'Galileo' of the subject – a subject otherwise (unfortunately) monopolized mainly by Germans. Farrar expressed the pious hope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English Comparativists 'may save England from the discredit of failing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splendid torch— race which she, most undoubtedly, had the honour to begin.’ （Love 2006: 57） 比较语文学直接植根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及其特定要求，尤其是从各种（不时会竞争）形式的民族主义中发展而来。……问题就是，在比较语文学诞生和兴盛的氛围中，……建构雅利安语的可信证书，被视为民族尊严的头等大事。这就是为何威廉·琼斯爵士身后被追授为比较语文学创始人的原因。正如法勒1869年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中那样，把琼斯抬高到这一学科的“伽利略”——否则（很遗憾）该学科主要由德国学者垄断。法勒表达了虔诚而不切实际的希望，即英国的新一代比较语文学家“能够把英国从失败的耻辱和辉煌火炬接力赛的落后中拯救出来，而她无疑有过光荣的开端”。 法勒不满德国学者的垄断 → 寄希望于英国的新一代 → 宣称威廉·琼斯是“光荣的开端”。 然而，学术史就是学术史！法勒的希望必然落空，19世纪的英国，竟然没有一个知名的比较语文家。遗憾的是，这种泡制神话的心态，却被英美语言学家视为理所当然！ 第二条：叶斯柏森揭示法英两国争夺殖民印度时期在文化上的代表人物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在《语言的性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22: 33-34）中认为，法国的格尔杜（Gaston-Laurent Cœurdoux, 1691－1779）与英国的琼斯都是“梵语学术研究的先行者”，然而却把这两位的各自推崇视为法英两国在殖民印度时期对文化（梵语）研究领先权上的争夺。这一看法，大有深意！ 琼斯在《两周年演讲》（The Second Anniversary Discourse, 1785）中有一段话： All these objects of inquiry must appear to you, Gentlemen, in so strong a light, that bare intimations of them will be sufficient; nor is it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emulation as an incentive to an ardent pursuit of them: yet I cannot forbear expressing a wish, that the activity of the French in the same pursuits may not be superior to ours.（The Works of Sir Willam Jones.1807, Vol.III: 20） 先生们，这些调查目标一定让诸位感到极大启示，稍加提示即已足够。我们不必以竞争为动力，顽强地追求这些目标——然而，我无法克制自己表达一种愿望，那就是不要让法国人在相同领域的探究活动超过我们。 琼斯的表态力求委婉，但是无法克制要表达的愿望。 第三条：本费鼓吹德意志精神天空中的最灿烂明星 1869年，德国梵文学家本费（Theodor Benfey, 1809－1881）在《19世纪初以来的德国语言学和东方语文学的历史，以及对早期的回溯》（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Orientalischen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nfange des 19. Jahrhunderts mit einem Rückblick auf die früheren Zeiten）中自吹自擂： Sie hat sich sast in allen Zweigen der Wissenschaft geltend gemacht, vorzugsweise aber in derjenigen, deren neuere Geschichte wir kier zu behandeln haben. Auch die Wendung, durch weiche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m ersten Biertheil unsres Jahrhunderts so mächtig umgestaltet ward, beruht zu einem nicht geringen Theil auf den vorhergegangenen Arbeiten deutschen Geistes und ward einzig durch deutsche Männer ausgeführt. Der tiefsinnige und geistvolle Bionir der neuen Wissenschaft, Fr. d. Schlegel, die grossen Schöpfer derselben: Franz Bopp, der geniale Gründer der vergleichenden Methode, Jakob Grimm, der nicht minder geniale Begründer der historischen, der tiese Denker Wilhelm von Humboldt, welcher den Bersuch machte, die neuen Methoden mit der philosophschen Betrachtung des sprachlichen Lebens zu vereinigen, August Friedrich Pott, der umfassendste Sprachenkenner, dessen philosophisch und historisch gebildeter Geist sast kein Problem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berührt und unbefruchtet gelassen hat, jie gehören zu den glänzendsten Gestirnen des deutschen Geistes himmels. Auch die übrige zahlreiche Genossenschaft ausgezeichneter Männer, welche zur Entwicklung dieser Wissenschaft beigertragen haben, sind fast ausnahmslos Söhne unsres Vaterlandes.（Einleitung, 1869: 15） 几乎所有科学分支都表明，我们所经历的现代史时期取得更好的发展。在我们本世纪初叶，语言学术发生了如此强烈的变革，而有关德国学术的相当大部分前期工作，都是由德国人单独完成的。这门意义深远和充满活力的新学科，史勒格尔与以下学者同样是伟大的开创者——葆朴是比较法的辉煌创造者，格里姆毫不逊色，是具有独创性的历史语法的创立者，伟大的思想家洪堡特通过对语言生命的哲学思考，试图将这些新方法融会贯通，而波特则是最具全面理解力的语言学家，其富有哲学和历史教养的才智，几乎不可能对语言科学的问题不产生影响和效果，他们都属于德意志精神天空中最灿烂的明星。为这一科学发展作出贡献的许多杰出人物团队，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是我们祖国的儿子。 该书的出版（1869）正处于德意志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三年前（1866），普鲁士的针击枪在康尼格拉泽战役中打败了奥地利，而两年后（1871），普鲁士在普法战争胜利中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此，本费显露的并非仅是德意志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张扬的学术上的“普鲁士针击枪”，以至于无视17－18世纪的荷兰学派。然而，如果与之相比，在语言历史比较的天空中，“德意志精神的最灿烂明星”顿时黯然失色。 19世纪德国学派主要承袭的就是荷兰学派的理论方法。针对本费的“傲慢与无知”，我们不得不一针见血——史勒格尔、葆朴、格里姆，还有丹麦的拉斯克都熟悉荷兰学派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上，“德意志的儿子”没有任何新的原创性建树，主要在研究对象（主要是梵语）和研究精度上（比较的细化）有新的进展。 第四条：罗宾斯把澄清其误导留给读者 罗宾斯《语言学简史》（1967）中涉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史的部分，资料缺漏、引文未核、论述不当。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次修订中，对于50~80年代以来其他语言学史家所探索的新资料、新观点，却委婉地表示“并不完全接受”——实际上是拒绝。 《语言学简史》第三版序言（1989）中说： 尽量把重点放在近十多年来同语言学传统观念的主要分歧上。我并不完全接受这些新观点，但是我希望本书能促使读者进一步学习有关文献，为他们提供学习的途径，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许译本1997:4） 罗宾斯宁愿固步自封，而把澄清其书中的误导留给读者。 罗宾斯在第四版序言（1996）中说： 对本书作者来说，第四版也就是最后一版了。这一版，除了纠正一些讹误，并根据最新的发展更新参考文献和注释以外，在篇幅上也作了一些调整。（许译本1997:6） 读者会看到第四版中补充了一些新的参考文献，但是正文的论述仍然是旧的。 当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些玄机，自然就会推出——“史料”的欠缺仅为表象，实际上欠缺的是“史德”…… 轻率立论易，而对之反驳则难上加难。这是由于人们通常先入为主，一旦误说谬论成为通行常识（尤其是写进教科书），思维定势就会顽强地抗拒新的切实定论，乃至于引申一系列新的臆想。由此，在学术史研究中，对某一学者的学术评价务必力求公允，要避免有意无意地掩盖其他学者的贡献。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尤其要慎用“之父/开创者/奠基人/鼻祖/哥白尼/伽利略”之类的夸饰之辞。当然，我们无法纠正西方一些学人爱找“爸爸”的心理需求。 作为一门开放型学科，学术史的回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意味着，纠正前人之失，弥补前人之疏，拓展研究视野，才为后来者治学术史之正道。 面对谜团，不可不解。澄清臆断和妄言，不得不亮出学术史的正义之剑！ 东亭 李葆嘉 谨识 2017年7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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