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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已久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在扬州召开的时候，我由于难以分身没有出席，仅提交了一篇体会兼感想式的短文。会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几位先生仍建议我再写点，盛情难却，权作是还债吧。
“口述”的“史”及其目前的地位
“史”始于“口述”
谁都知道，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其累累果实都只能通过口述这种形式授受相传。其实，即使文字产生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寻找食物填饱肚子是头等需要，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字，仍然掌握在统治集团中少部分人手中，大部分历史故事还得依靠口授这种最古老的方式承传延续。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五千年灿烂文化，若说源头，几乎全部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说”，以至“传说”二字在中国语汇中，称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前辈。
不啻如此，即便中国文化经典之祖“十三经”中的《诗经》，也实乃一部口述记录。这部宏篇巨著的原始创作者，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在还没有文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歌”来抒发对生活的各种体验与美好追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多么朗朗上“口”的歌词。还有，《诗经》中屡屡出现的“兮”、“噫”，也同样是不同感叹的注脚。今天“诗歌”二字已组合成一个名词，实际上它原本是由“诗”与“歌”两个单词构成的，而且后者的出现要比前者早得多，因为只能是有了文字之后，才可能把“歌”记录下来，之后“诗”才能应运而生。古人云：“歌以言，诗以志”；也有人说“'歌’的本质是抒情”，“'诗’的本质是记事”(闻一多《歌与诗》)，都说明了它们的区别。由此看来，把“诗”记录成“歌”的过程，就是古人所做的“口述史”工作。如今，《诗经》早已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在史学家笔下，它被剥去神秘的说教外衣之后，便成为了解远古社会与先民生活的一面镜子，淋漓尽致地发着它的史学功能。
在封建社会中被作为道德规范教化蓝本的《论语》，说起来也是口述的记录。《论语》并不是孔子本人所作，而是孔门弟子们所辑成的孔子语录。除了这些私家著述，被推崇为皇皇“正史”的二十四史，列于首位的《史记》也同样采纳了大量的口述材料。所以，倘若要为口述史工作的前辈建一先贤祠，那么将司马迁的画像和牌位置于最中间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口述史的现今位置
口述记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它却不身不由己地逐渐衰落了。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怨它自己不争气。
无须讳言，口述史料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因此自从有据可凭的文字记录产生后，它就不免相形见绌了。“口述”的弱点，主要在于它作为“史”时所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用“口”叙述某件事，即使在今天，也会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而出现不同的表述。另外，口述本身也很容易走形，很难避免随意性，如果出现曲解就更不得了了。你想，司马迁若是果真保留下“命根子”，那么今天人们所知的西汉历史，怕就是汉武帝的“口述”了。类似之事，不胜枚举，可见“口述”要摆脱“适者生存”法则的约束，确实难度不小。
再者，先人留下的文字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取之不绝，既然有这么多可考可查可据的根据，“口述”就是再不情愿，到了出阁的时候也不能不出嫁，而且嫁出去不是做正室而是作妾，比起在自家当姑娘，自然矮人三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的口述史工作比我们发达，但在史料学科中也仍然处于从属的补充位置，只不过好比是侧室而不是妾，境遇比我们好些。这种客观事实，估计很难改变。说句得罪人的话，在史料学这个大家庭中，口述史可能永远熬不到当婆婆的份，今天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出“口述史”，实际上争的是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媳妇的身份。
口述史仍有顽强生命力
话虽这么说，其实“口述”的生命力仍很顽强，虽然它不是须臾不可离，但人们还是需要它。看看书店里一排排体裁各异的回忆录，形式上似乎是“心述”，谁又能说它们不带“口述”的属性呢。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从事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的学者在从事研究时，除了利用能够获得的文字资料外，哪个不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采访当事者或知情人，只不过大多数采访成果只是片断或专题记录，不甚符合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工作标准罢了。因此，口述史若要寻找一个向一门学科方向迈进，现实地说，还得从这里为起点。
西方现行的“口述史”工程，建立在强大经济后盾的基础上，它们成立有专门的机构，聚集了众多的专门人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可惜，这些条件国内均不具备。眼下（也可能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的史学耕作，主要还是“小集体企业”甚至“个体”经营，除非动用国家力量，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没有力量构筑西方式的口述史大厦。这一点，怨不得国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提倡市场经济，在这种现实面前，作为无形遗产的口述史既不能成为一种产业，也不可能马上得到丰厚回报，剩下的路，就只能靠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了。以我私见，史学家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自己够将口头史摆在足够重视的位置上，并且在运用文字史料的同时，主动采撷口头史料以资补充。这，也许是目前口述史建设最起码的工作。
当然，如果哪家大型“国营企业”意识到口述史的潜在价值，肯在这上面投资，我们真是求之不得。目前，在某些个别项目上，如新疆维吾尔族音乐、藏族史诗方面，业已有不小的投入，扬州大学这次举办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也显示了不求成本而着眼于学术建设的魄力，我们衷心希望能长期坚持下去。
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说起来真是惭愧，尽管我多么期望口述史能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可本人却很晚才有这种意识。不过，我倒从事过口头采访的工作，因此还算得上与口述史沾了点边。
从我的一部书说起
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是一部兼有传记性质的史料编年，我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相对彻底地收集与公布当时所能获得的与谱主有关的原始材料，以便让有兴趣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们，能够节省寻找资料的时间。令我没有料到的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哲学系邀请校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时，这部书经过无记名投票，忝列选读书目之一。（此次共评选出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种。）2004年，台湾出版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何柄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评价对我个人来说自然十分荣耀，但它同时也证明参加评选的各位专家和何柄棣教授，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口述史工作，因为《长编》中容纳了大量当事者与知情人的口头访问资料，它们不仅充实了已知的闻一多生平，而且也填补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由于文字材料总能有发现的机会，因此我个人觉得，《长编》之所以得到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抢救了相当数量的口述记录。
坦诚地说，我为编写《长编》收集资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口述史范畴，只是为了谱主历史的系统与完整，在1986至1989年的三年中，先后到武汉、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查阅资料，其中仅昆明就连续去了三次，前后共有六个月。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度过了两个冬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整整三年，我除了查阅了凡是能找到与谱主有关的旧报刊、旧杂志和历史档案外，还走访了五六十位与谱主有密切往来的同学、同事、朋友。当年的访问记录，累积有十个每册80页的笔记本。
当然，《长编》中的回忆资料也不全是“口述”的，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有些只能通过信访获得。虽然这类材料不是正式发表的专文，而是就某个专题的答复，但这种“笔述”似也可算作“口述”的另一种形式。在我保存的百余封信函中，就有顾毓琇、谢冰心、吴泽霖、王力等前辈的亲笔复函。
这里，有件长期埋在心底的感激，也想借机说出来。1924年，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时，写过一首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我请住在我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永安里宿舍）的“九叶派”诗人袁可嘉先生翻译了这首诗。其间，一位热爱新月派诗歌的美籍台湾学者李小姐拜访袁先生，袁先生说我就住在他家楼上，于是介绍我们相见。会面时，我提起自己很难得到台湾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想与梁实秋夫人韩清菁女士取得联系，因为梁实秋《谈闻一多》的插页有一封闻一多信的书影，我推想也许还有其他信函，要是能得到那些信函的复印件，真是再好不过了。当时，我也只是这么说说，不曾李小姐利用返台探亲机会真的找到了韩清菁，而韩清菁也居然将梁实秋先生保存了60余年的闻一多十余封信函原件，托李小姐回北京时转给了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将这段往事公布于众，只好在这里对袁可嘉先生、韩清菁女士、李小姐表示衷心的感谢。
口述资料能够解决某些关键问题
在为《长编》奔波收集资料时，我既没有听过“口述史”这个词，也没有这种意识，甚至连录音和拍照都没做到，结果当时的访问只留下些零散记录，今天想起真是后悔莫及，遗憾至深，恨自己太缺乏远见。不过，我总算多多少少接触到部分属于口述史范围内的工作，并且有些访问材料确实填补了史实所缺，补充了过程细节，其中对个别历史问题的澄清，也显而易见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下面，举几个例子为证。
过去，人们对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闻一多在美国发起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和回国初期从事的国家主义活动，仅从梁实秋和李璜的回忆录中有所粗略了解，但由于这两个人都被视为阶级敌人，故有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回忆，有的人则尽量从善意出发加以解释。为此，我利用顾毓琇先生到北京访问的机会，专门拜访求教。顾毓琇先生当年在美国与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共同发起大江会，是参与当时活动的仅存者。顾毓琇当时以及后来在给我的信中，都强调大江会就是“青年中国”。顾先生将他们早期的国家主义活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中国”相提并论，这无疑为客观认识这些爱国青年的政治倾向，提供了可以参照对比的镜子。 （作者：闻黎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时间：2005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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