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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过程是“愉悦”的，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的那些人的“欲望、智慧和使命”。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他们是创新的英雄。不过因为最终的命运也是“资本主义系统自毁”，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熊彼特给“创造性破坏”提供的这么一点点“愉悦”，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他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集中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上。在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中，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到了索洛那里，才确认了技术的重要性。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老家伙”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被动，同时“新进入者”慢慢也会变老，被“更新的进入者”干掉。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意思是不知道技术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新想法一旦产生，就具有正外部性（或称溢出效应），就能极大地提高效率。概括地说，创新在内部产生，推动社会进步，不仅创新者能得到好处，相关不相关的人都能间接受惠。保罗·罗默认为，新想法产生的成本很高，出来之后却很容易被模仿， “好东西太容易扩散了”，所以，一定要为这个好东西设置“租金”。例如企业进行药物研发，研发成本很高，药物出来被别人复制的边际成本很低。那怎么办？就需要“专利制度”，来保护“内生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想法”，否则，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和“山寨”，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会萎缩。 现在，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的思想出场了。 首先，阿吉翁对“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它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与其合作者豪伊特（Howitt）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只不过两年后才在Econometrica上发表。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而是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也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请问，阿吉翁的思想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实际世界？是不是更符合物种的进化规律？是不是更达尔文或者E.O.威尔逊一些？ 所以，阿吉翁的观点是，“创造性破坏”有创造，也有破坏。但精彩之处在于，创造和破坏在动态过程中是怎样各自展现的。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应用场景“托着”，或者没有“杀手级应用”。那么，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是创新，但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蒸汽机1712年发明了，但50年后才大规模应用，直到1830年英国人均GDP才开始加速增长，那时候蒸汽机已经在很多机械上大规模取代人力畜力。而在蒸汽机发明的1712年，它被视为“奇技淫巧”，是一个新鲜的玩意，而人们只渴望一匹更快的马。 阿吉翁这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里面没有提乔布斯的iphone，它是一个好例子。2007年iPhone第一代问世，也被当时手机霸主诺基亚视为“小众产品”“奇技淫巧”，是打电话加上个上网浏览器，顺便加入了ipod播放器，是一种小儿科的文艺混搭。 诺基亚对iphone的漠视和羞辱，当时看也有一定的道理。在iphone 4之前，iphone的确是小众产品，卖得很吃力。但2011年iphone 4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苹果的命运。因为4G网络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 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在iphone上出现。脸书、美团、uber、airBNB等，像繁星一样出现，并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导致iphone进入前所未有的爆炸型增长，苹果目前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挑战3万亿美金市值的超级公司。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诺基亚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要知道，原本它是4G网络的领先者，它是手机最大的专利拥有者。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就写道：“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产生时不可避免的结果。” 再次，浪潮1有基础创新，不是“即插即用”，创新不够强大，创新还没有广泛的应用，是处于被漠视、被羞辱的阶段。但是因为要做基础创新，很多社会资源要涌向基础创新。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进入创新行业的生产率反而是低的，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比会过去都低了。于是，在这个阶段，“长期停滞”言论就非常流行。 这时候，很多搞计量的经济学家很糊涂。比如福格尔，这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论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工业革命机器的北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反而不如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显然，这是荒谬的。他看不到浪潮1阶段出现的“生产率悖论”——就像一个12岁的在校“学霸”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不如12岁的煤矿童工，但是，小学霸的生产率会在22岁以后出现“爆炸性增长”。最新的一位犯糊涂的经济学家是罗伯特·戈登，他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声称，“互联网带来的进步还不如铁路”。根据他的测算，互联网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是很平淡的。显然，他是在计算互联网革命浪潮1阶段的生产率，然后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得出轻率的结论。 我们回到阿吉翁。当浪潮1向浪潮2延伸，创新应用开始加速，很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有实际场景的创新。随后，整个经济都感受到了创新。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这就是浪潮3。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像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到了浪潮3阶段，“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创造大于破坏。创造几十万快递就业岗位的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还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美团王兴享受了浪潮3，整个社会也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或者罗默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这更符合现实。乔布斯的苹果击打了诺基亚，当时的互联网巨头谷歌以及腾讯看到了iphone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威力，迅速沿着移动互联网路线进行创新。前者开发了安卓手机系统，后者开发了基于移动社交的杀手级应用微信。所以，创新并不完全都是新进入者发动的，在位者也会观察、也在思考、也在创新。但的确很多远离前沿的企业不创新，它们就都死去了。阿吉翁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一个旧班级，这会刺激班级原来的前几名更加努力，但是也会对原来中下等学生造成压力，这些人觉得自己再也混不到班级的前列了，他们甚至自暴自弃。其结果就是扩大了班级的“成绩不平等”。因此，创新在浪潮2阶段，会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顺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应该在浪潮2阶段做保障型政府，为那些“失败者”做必要的纾困。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大量的技术性失业。列昂剔夫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机器正在不断替代人力，于是他悲观地认为，未来的失业会越来越多。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悲观循环，数字经济和自动化机器人的结合，再一次出现了对劳动大规模替代的问题，要不要对数字经济征收更多的税、要不要对机器人征税变成了焦点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人是灵活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他们在整体上完全有巨大的进化适应性，只不过，在浪潮2阶段，需要政府出手，需要政府来平滑这一阶段的“不适”，这是政府的责任。 在浪潮3阶段，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创新通过3个阶段着着实实地将社会生产效率提得更高、社会财富生产更多。创新获得的收益其实也一定会向全社会扩散。拿普通理发师的服务来说，众多创新企业得到更多的利润，员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导致企业附近的理发师理发的价格也会上涨，从而增加了这些暂时没有发生创新部门的收入上涨。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对创新产生的“额外”财富征税，缓解倒闭企业的员工的痛苦，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标准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救助补贴制度是政府应该干的事。 阿吉翁用了一个新的说法，政府要做投资型政府，对创新负责。 很多人会说，创新应该主要靠企业或者市场，怎么能靠政府？创新的本质是那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推动创新。这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他们是商人、是科学家、是发明家、是乔布斯式的产品经理、是艾维（Ive）这样的设计家……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天才群体。而天才怎么产生的呢？一个饥寒交迫的贫穷家庭，就算拥有最聪明的小孩，因为父母不能提供教育经费，帮助孩子选择人生道路，而活活地将“天才”耽误了，变成了平庸者。天才不是完全根据人口规模同比例产生的，而是根据殷实家庭的规模同比例产生。背后的含义是，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橄榄型社会，做大中产阶级规模，让教育公平化，从源头部分增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口。另外，政府也要帮助大学、研究机构来进行“非短期功利化”的研究，增加基础研究的厚度，这样会推动“浪潮1”尽快发生，因为浪潮1对应的是基础创新的突破，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很难完全通过企业来完成。 当然，这对政府也提出了“要求”，它得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能是一个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不能是一个被游说势力操纵的政府。它要有开放性、要有透明度，也要受到监督和可问责。政府还应该是一个投资型政府，尤其是对国民教育进行投资，对基础研究进行投资，坦率地说，就是投资“浪潮1”。 以上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的思想逻辑。阿吉翁可以说是非常细致、非常动态地刻画了“创造性破坏”的运作全景，令人信服地推导出我们应该如何围绕“创造性破坏”进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或构建。 但我还想说说我对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体会：它的品味。 我说的品味并不是一个人的时尚范儿。不过菲利普·阿吉翁倒是品味世家。他的母亲Gaby (Gabrielle) Aghion是著名奢侈品牌Chloé的创始人。 Gaby (Gabrielle) Aghion Gaby是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后搬到了巴黎。Gaby在时尚领域也是不折不扣的“创造性破坏”，她观察到女性被一种僵硬的线条束缚，衣服将女人的身体“勒”成了某种审美样式，而不是根据女性自然身体形态来贴合。显然，这些线条是男人对女人身体的要求，是“旧势力”！Gaby要做“新势力”，要做创造性破坏。她说，“我要对这一切发起挑战”。在她创业的20世纪50年代，女性参与工作的人数非常少，但她已经看到了女性力量的未来：女性会大规模工作、女性不会依附男人、会出现以女性为主的企业、可以形成女性的“消费者主权”，甚至女性可以决定男人的审美样式。 就像她在创业时对自己的丈夫说：“我不想靠你的钱生活，我不想待在家里”。Gaby创造的时尚品牌Chloé，创新之处就是让柔软、精美的面料来贴合女性的身体，让女性感到这种展现自己自然身体形态的衣着可以上班、可以工作、可以社交。Gaby影响了非常多的时装设计师，其中有一名门徒是时装界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也是独立女性品牌香奈儿的设计总监“老佛爷”Karl Lagerfeld。 Gaby和“老佛爷” 菲利普·阿吉翁在经济学上似乎也具有这样的品味。这种品味简单来说，就是他想要探究到底是什么支撑经济学的基础？到底经济学要如何观察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 法国经济学家显然占据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不平等和创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书籍之一。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正确的。只是说明他“击中”了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痛点，他引发了无数普通人内心的共鸣。而创新则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响亮的标语，是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痛点，它推动了无数普通人建立自己的小企业。 同为法国人的阿吉翁将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他的品味在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共融性，他刻画创新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讲述市场主体博弈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学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是被刻画成一个不变的外在力量，而是一个应该和市场、企业、竞争、知识扩散同步“运作”的物种，政府也是一个进化的物种。这个物种进化要适配市场、企业和社会。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进化的本质，是一种生物学的人。经济学的所有概念，“预期、成本、均衡、边际、需求”其实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找到对应，但是，经济学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将进化片段化了”，以至于他们不清楚什么是塑造人的理性行为的本源。经济学只研究如何将事情做对，而不研究什么是对的事。拿经济学著名的“吉芬效用”来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研究了爱尔兰土豆销售，发现当土豆价格上升，需求原本应该下降，但反而上升。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爱尔兰缺乏生物学家E.O.威尔逊说的“生物多样性”。爱尔兰人为了增加所谓的土豆产量，引入了单一的马铃薯植株，没有遗传的多样性，整个作物基本上是一类马铃薯的克隆，它特别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尤其是一种致病疫霉的水霉菌“袭击”，几乎毁掉了所有的马铃薯，造成了大饥荒，导致100万人饿死，使得土豆在当时成为经济学家嘴里的“吉芬商品”：活命的土豆尽管价格上升，但人们还是要吃它，所以反而还要多买一些囤积着。 再比如，在单一栽培中的作物，如果该基因型是某些食草动物（比如鹿）的最爱，那么这些动物将会毁掉所有的作物生产，农民必须采用“间作”，通过间隔排列种植不同基因型的作物来阻挡这些食草动物，形成必要的“屏障”。这种基因多样性将提高抗风险能力。 同样的原理出现在政府这个“物种”中，如果是世袭制、终身制或者有限准入秩序（参见《暴力的阴影》)，整个政府体系没有阶层流动，没有智识上的多样性、没有感同身受的多样性、没有跨越阶层的多样性、没有信息交互上的多样性，那么它就会被某种“病毒”毁掉，不管它宣称自己是多么尊贵和正确的“品种”。就像考拉或者猎豹一样，它们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很低，一直处于灭绝的边缘。 阿吉翁对创新浪潮的阶段化全景描述，在我看来，也有一种生物学气质。出现创新就像“基因变异”一样，新基因被引入基因库，但新基因不一定立即存活，或者立即壮大。这取决于基因的漂移和选择。但如果能够战胜适应问题，这些基因没有被清除，这种基因突变就会持续存在并且扩散，从而对遗传多样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非洲蚊子遭遇杀虫剂，蚊子先是大规模死亡。一些冈比亚按蚊出现了基因突变，它们会向其他按蚊迁移抗性基因。不过一开始是被排斥的，当这种迁移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抗体基因的迁移速度会越来越快，最终弥漫整个物种，增加了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最终让原来的杀虫剂无效。 按照品味，我们重新来看待一些经济学家，即使是诺奖这个级别的，会发现有的品味很高，有的则不然。同样是奥地利学派的伟大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但是两者品味不一样。哈耶克更高一些。米塞斯对人的规定是一种“先验性规定”；对政府的看待是一种“永恒恶魔化的角色”。在他这里，人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基本属性一样的物理人口。政府也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一个“永不悔改的恶魔”。所以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缺乏本源思考的自由主义，最后变成了一种姿态主义。而哈耶克认识到苏联模式是一种官僚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体系（其实缺乏“生物多样性”）。而市场经济和民主则没有这样的“硬伤”。同样的道理，芝加哥学派虽然也有很多教条的部分，但明显好于老凯恩斯学派。因为老凯恩斯学派的举动仅仅是一些“搅动”，不会增加“基因多样性”。 最后，用这篇小小的书评推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之余，表达一下“没有生物学思想气质的经济学家，很难有足够好的品味”。顺便缅怀一下写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伟大学者E.O威尔逊，他蒙受了很多误解。他刚刚去世，时间是2021年12月26日。
书号：978-7-5217-3551-2 作者：菲利普·阿吉翁 赛利娜·安托南 西蒙·比内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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