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第一市场旧照（《厦门名胜摄影大观》）
油市，在海岸内武庙前。每岁自十月起至二月止，卯、辰二时。乡间落花生油齐集于此，发兑铺户及负贩者。 菜市，在东门外三官宫前。每日黎明，诸菜毕集，青葱夹道，转售诸小店及负贩者。 猪子墟，在新填地鬼子潭。每旬以一、六为期，贩卖小猪。 旧路头，鬻贩杂谷、瓜匏。每日乘潮长而至，无墟集之名。 洪本部渡头，鬻贩菜、豆荚，亦乘潮长而至。 提督路头，鬻贩杂果、芋头、盐笋，由行口转售。双涵、破墓各乡地瓜，黎明集聚于此，负贩者四更时由厦城纷纷到此处买回散卖，往返二十余里。贫民日食半资以为糗粮。[1]
厦门菜市处所，街道湫隘，菜摊排列充斥。更有鱼虾海腥等摊，臭坏之物弃掷路上，臭气薰人，嗅之最易致病。现今瘟疫渐行，观察催令赶造菜市，将各菜鱼虾等摊聚集一处，所有秽物不准乱抛地面，只宜掷海滨，免人致疫传染。此举已于去岁择定水仙宫外海岸一块，垫起盖屋其上。刻已谕令地主赶紧起盖。未知何日可以竣工耳。[2]有民间资本助力，官厅“在水仙宫前海滩起造平房60余间，作为菜市”[3]。光绪三十年（1904年）新正之前，菜市建设完竣。媒体兴奋异常：水仙宫街排列鱼肉菜货各等摊店，沿衢积臭不堪，殊碍卫生之道。去岁官绅协议于水仙宫前近海之处择一空地，堆砌成场，编盖廛肆，略仿上海卖菜亭之制。旧腊编户完好，而贸易之辈安土重迁诸多观望，水仙宫仍未能扫涤一空。兹由道宪及厦防厅出示晓谕，令其一概俱迁。想不日定当同来新市。此后通衢旧路，过之者当有履道坦坦之占矣。[4]建场易，迁入难。摊商们的迁延，让官府很不满意，遂强制搬迁，风潮于是而生：水仙宫前菜市场早已落成，前厦防同知骆司马，曾谕令水仙宫、岛美街各商民限定去年十二月杪迁往设摊贸易。迄今逾限已久，各商民犹观望不前。迩日，新任厦防同知高司马出示，限十日内一律迁徙，不准再迟。本月初七日各商民相约罢市，旋由各董带同地甲再三开导，始开市如常。[5]菜市经营一年多，终因经济不景气，“各摊生意减色，难以支持，现已纷纷搬至原处”[6]，城区街衢“脏乱差”依旧。直至上世纪市政改造，厦城的菜市场建设才得实现。菜市场分布： 小小菜市，却牵扯多方利益。其如主政的市政当局（前为路政处、堤工处，后为工务局）、建设用地的原业主（拆迁户）、菜市建设的投资方（开发商）、菜市业权的拥有者（菜市业主）、菜市的摊户商家（租户、佃户），此外还有菜市“食物链”上的中间商（二房东）、菜市周边的游商走贩，以脚“投票”的顾客买主……自打画地拆迁始，各股势力便纷纷登台，纷争不断。原先的第八市场，计划设于福寿宫、车加辘、打棕街一带。遭住民反对，改设于河仔墘、十一橺一带。计划又遭“河仔墘业主团”反对，业主团表示，其他菜市用地或是填海地，或是辟旷地，拆迁动静不大；而河仔墘人烟稠密，“一旦折卸，人民损失太甚”。河仔墘“亦非适当地点，一则距第四市场太近，二则收买民房多，三则距马路太远”。总之，“尽有比较河仔墘适当地点，何必在河仔墘”。[8]第四市场早于八市建成，而建成后却也麻烦不断。当局原先的计划，要将鱼仔市、关仔内二处的摊贩搬迁于置其中。然而二处摊贩不愿意，业主只好转向社会招租。于是好的摊位，被抢先入住者获得。等到二处摊贩被当局强驱入场，但好时机业已错过，好店面业已落忍人手。再加租金入场时未能说定，等到“场主发表店租价格后，后入者乃相率以店价高昂提出反对。卒以交涉失效，乃互约拒租”。业主收租不成，双方冲突，引发罢市风潮。[9]辛辛苦苦出了成效，岂能重蹈前清水仙宫覆辙。于是当局一面 “严令鱼肉菜各摊商迁入营业”，一方限制挑贩，“不得在距离市场1000尺以内贩卖”[10]。各菜市业主更为焦急，纷纷许以铺户诸种优惠，如租金减免、缓交等等。摊贩一旦入住，才发觉全被忽悠。如店租过昂，超越当局规定，并在逐步增长；好店面早落入业主亲友之手，“二房东”就此产生；电灯不亮、自来水不流、天遮（雨盖）缺失、交通不畅、卫生欠佳……。眼看着菜市内客源稀少，菜市外风光依旧，租户怨气日益增长。于是联呈当局，请求践约：商等为仰体钧长建设新市区苦衷，不惜牺牲一切，忍痛遵命迁移。讵迁入以来生意日见冷淡，损失不堪。考其原因，纯由各挑贩不遵钧令，擅在市场外贩卖，致商等营业萧条，达于极点。倘不设法取缔，以资救济，则商等维持为难，势非歇业不可。似此核与钧长整顿市场、维持商业之旨相违背。为此，逼不得已，谨特沥情呈恳钧长察准俯迅，函转公安局饬令各分局，严饬各岗警在距离市场一千尺以内不许任意排列贩卖。否则依法惩处，以重威信而维营业。[11]对业主，租户则以“减租”相对抗。1931年5月，第五市场租户发出“减租运动第一声”。五市租户向当局请愿，其书云：我等商户原在塔仔街、大使宫一带，原先“店租低廉，可博增头微利，藉维一家生活”。迁入五市经营之后，市场业主垄断价格，“所定店租价格，各间每月多者36元，少者亦20元以上”。但为大局着想，我等勉强迁入。岂料迁入后，“货物来源，日益昂贵；场内生意，日见萧条”。迁入方才数月，“皆亏本甚巨”。如此趋势，难以维持生计，“若不减少租金，则商等必尽数倒闭”。因此恳请“迅令第五市场业主，将场内各店租金一律减轻”。[12]五市呼声未息，三市骚动又生。三市业主也提出减租要求。其请愿道：本菜市场地点不良，“西北即大生里一带，居民均购由第五市场；东南即厦大澳仔、太平桥、中埔头一带，均另有营业鱼肉业类10余间；北系靠山，居民无多；南即打石字甫填旷地，住户更少，且鱼行口各鱼行，均有零售鱼类”。如此“四面楚歌”，业主颜串却不体恤商艰，酌减租金，却更增重负担。当初颜串与人争购市场，哄抬售价至七万元。如今其“建本之利息，拟欲悉数归诸商等平均摊负”。电灯、清道夫、警察等费用，也“勒令商等平均摊负”。“商等实难久持”，因此要求“酌减租金”。[13]三市佃户更有杀手锏，便是“走为上”，迁往人气旺盛的太平桥、金新街。业主颜串请求当局再度强制将叛离者回迁三市。叛离者则罗列五则罗列理由作为回应：：前路政处规定，距离市场一千尺以内，不得摊卖蔬菜等类。今太平桥街距第三市场远在千五百尺，绝无强商等迁入该市场而受巨大损失之理，此理由之一也。该市场居厦港之北，人烟稀少，生理冷淡，亏累日多，商等先后搬出，以求一线生机，此纯为顾全家人生活，非故违政令可比，此理由二也。该市场狭小，设备简陋，租金昂贵，市场主逞其业权，强迫商等搬离，扣留家私，小商人欲走上生径，唯有搬回太平桥街，重整旗鼓，此理由三也。太平桥人烟稠密，距离市场既远，使民众到该处购物，自不可能，蔬菜小贩在太平桥沿途叫卖者，络绎不绝，商等之商店摊位，不啻以小贩代替，直接损失商等利益，间接不便于民众卖卖，此理由四也。商等在太平桥街，店租便宜，且可住眷，由家人帮忙，生活亦得勉强维持。若迁入市场，无可获利，又无可住家，虽至愚当亦不入死途，而别求生路，此理由五也。[14] 减租的浪潮，也席卷第六市场。六市抗租，理由除租金过高、设备不齐之外，还拿摊位分配不公说事。他们宣称，业主在分配店屋之初，已有预谋，“先鼓励顺成号、成美号等数家，预定上等地点，每号均包租二间”。当佃户被当局限期迁入时，就只能租用挑剩的“下等地点之店屋”。“似此行为，显见不平，无理已极”。他们要求“业主将房租自行低减，并重新将租户召集抽签，分配地点”。重新抽签，重新洗牌，同意的25户，反对的有30余户。反对的理由也简单，现在各店屋的设备由租户自己安设，如若调整店屋，意味着将重新安置设备，将再度增加负担。[15]市政处工务局昨发布告云，查本市各菜市场所，系前路政处按区分配，计划建筑，后由各该业主认领管业，并由路政处科合建筑成本，计算一分利，规定为租价，理至持平。自与其他建筑物情形不同，各承租人不得任意请求减少租价，致起纠纷，有碍市政，仰各遵照，此布云云。[16]布告当晚，市“佃户总会”召集执委会，决议以“菜市场所与普通房铺无异，亦须请求减轻，以恤商艰”，回应工务局[17]。隔日，市党政及有关机关会议，决议成立“处理房租争议事件委员会”，并着令佃业团体“自动解散”，“以免扩大纠纷”[18]。该会之组织，因减租运动而起，目的要求租金减轻，解除商民痛苦，绝无其他意见。厦门近来商业不景气，所受影响，至为苦极。加以租金高贵，殊无法维持。故该会要求业主减租，业主应如何体恤商艰，解除佃户之痛苦，而业主非但置若罔闻，且联合战线，压迫佃户。该会负解除民众痛苦之责，成立未久，大部分佃户仍未获丝毫减租利益。近日且传市政府函县党部令本会自动解散，致本会应否自动解散，或被强制解散，亦未可知。惟团体可解散，而精神则不可解散。其次厦门店批（租约）之不平等，诸位均已明了，毋庸多赘。该会决努力奋斗，达到解除商民痛苦而后已。[19]菜市业主也深知团结的意义，抱团共同对抗佃户的减租和欠租：本市各市场业主李载明、颜串、林亨仕、黄一礼、王万全、郭礼宗、林敦厚、郑潭等，以市场内交通阻塞，租金多被业户积欠，特于日昨联呈公安局，请将市场规则第8、第15、第16各条，对于租金、管理、交通等，加以修正。闻各市场在未成立前，多拉拢租户，故于场内各种管理，均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行，现在市场内营业渐见发达，乃联合请求当局改善管理，逐月付租。[20] 一方以价格过高，难以支付而积欠租金；一方则以申请警局拘押欠款租户。各菜市业佃矛盾纷纷。动静大的，有1935年7月的一市佃户对抗业主林颜氏；1935年9月的九市佃户对抗保源公司；1936年12月的六市佃户对抗正业公司包租人高铭煌、洪天生……[21]日伪时期，“厦港之第三市场已废置，移址于新鱼行口”；第五市场则变为了住宅区。战后，当局拟再恢复第五市场。“警局曾一度勒令该市场之佃户复业，并动员大部警力，将思明东路一带之肩贩驱逐，使集中妙香路，期刷新市容”。但是，“政令只兴奋一时，莫能彻底。曾几何时，有店于斯者，纷纷歇业；无店于斯者，弃而之他”。第五市场要再做菜市，已彻彻底底没有戏了。[22] 抗战胜利之后，各类市场皆物质匮乏，物价飞涨，菜市场也不例外。报称：自经当局近对物价疏于管理抑低，零售各货价目，近复蠢蠢爬动。什货涨伏暂略不述，仅就菜市中之鲜鱼一类，近日喊价，大有朝奖暮升，日新月异。中下阶级者，已有闻“鱼”变色之慨。蔬菜等亦涨得骇人听闻。设当局如不出为抑低，制止涨风，将来斤鱼或可跳越千万关外。查昨市黄花鱼每斤由金圆一元跳至二元，板鱼由元半跳奖二元，大虾每斤一元二角跳为一元六角，象鱼五角升至七角，甚至最普通之“方阿鱼”每斤亦由法币二百万升至三百万元。据闻鱼青价目，虽无划一，素系瞻仰天时鱼季而定价格。鱼行开价，当局未予抑低，鱼摊遂得藉词喊奖。政府又无注意查缉，买卖自由奖价方便。因是鱼摊放胆喊奖。但馆子采办只苦无鱼，不怕价昂。故鱼摊天天笑市，贫民却难尝及。另据常出入馆子中人云，半截圭（即烧花鱼半尾）每盘价目千万以上，其他各味菜价当可料想云云。[23] 图6：今日第七市场
[1]道光《厦门志》卷2 分域略：墟集 [2]《菜市赶造》，《鹭江报》1903年 第35期。“观察”指时任兴泉永道的延年。 [3]《鹭江春水》，《申报》1904年3月2日。 [4]《卖菜亭开》，《鹭江报》1904年61期。 [5]《厦岛琐谭》，《申报》1904年4月5日。 [6]《申报》，1905年11月25日。 [7]《厦门市志（民国）》卷5 建置志市场。 [8]《河仔墘业主反对建筑第八市场》，《江声报》1931年9月20日；《第八市场计划或将更变》，《江声报》1931年10月3日。 [9]《第四市场罢市》，《厦门晨报》1929年12月31日。 [10]《各市场铺户请取缔挑贩》，《江声报》1933年4月23日。 [11]《各市场铺户请取缔挑贩》，《江声报》1933年4月23日。 [12]《减租运动第一声》，《江声报》1931年5月22日。 [13]《第三市场生意冷淡，各铺户要求减租》，《江声报》1931年11月5日。 [14]《太平桥菜摊五项理由，请免迁入第三市场》,《江声报》1935年9月12日. [15]《第六市场纠纷内容》，《江声报》1933年11月30日。 [16]《工务处布告 菜市场租价不得任意请求减少》，《江声报》1933年2月27日。 [17]《佃户总会昨议决两点》，《江声报》1933年2月28日。 [18]《现有佃业团体着即自动解散》，《江声报》1933年3月3日。 [19]《佃户联合会报告组织经过》，《江声报》1933年3月10日。 [20]《各市场业主呈公安局，请修正场规》,《江声报》1935年4月4日。 [21]《第一市场租金问题》，《江声报》1935年7月16日；《市场主催租捕人，佃户联呈请求释放》，《江声报》1935年9月6日；《厦门第六市场包租起纠纷》，《江声报》1936年12月4日。 [22]鲁钝《八大市场之递嬗》，《江声报》1948年8月16日。 [23]《蔬菜市场涨风炽，鱼类亦见跳跃》，《江声报》1948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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