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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我们这些知青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最可怕、最恐惧、最不寒而栗的事，已经不再是出没在密林中的野兽、猖狂肆虐的牛虻和吸血成性的小咬（蠓虫），甚至春播、夏锄、秋收、冬藏，以及赶车、驭马、伐木、开山等所有的艰苦劳作，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可以说唯一使我们忧心忡忡的是这里的地方病——克山病（地方性心肌病）和大骨节病。这两种疾病发病特点都具有地域性，病因至今也不是很清楚，但当时我们几乎都认为与当地的水质、土壤有直接关系。 克山病是1935年在黑龙江省克山县首先发现，主要症状表现在心脏上，病人常常发生猝死。我们兵团一师七团的赵光地区就在克山县附近，自然就属于克山病高发区了。 我在七团二营营部（黎明农场）短暂的工作期间，不但经常听说某某人（都是住在这里几十年的老职工）得了克山突然病死了，而且在营部卫生所还亲眼目睹了不少克山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景象，记得有一个是朝鲜族的老职工，面色苍白，气息微弱，稍微动弹一下便喘得不得了，连走路迈步的力气也没有。 大骨节病则更是给我们知青以强烈的心灵刺激，我在二营八连当过文书和统计，当时粗略统计八连大骨节病患者有38名，全连6～12岁的孩子几乎个个都有大骨节病。 他们手关节僵硬而膨大，长得个头矮小，行动笨拙，走路蹒跚，甚是凄凉。屈玉柯连长的儿子“小来子”、出纳员刘仁兴等都得了这种怪病。更可怕的是后来发现知青中年龄较小的，也有人出现了手指僵硬和指关节增粗的现象。 大骨节患者的手 在大车班里有个小伙子，眼睛大大的，为人特别和善。但是他的手掌却是短短的，个子矮小，从手指关节、膝关节到肩关节，几乎所有的骨关节都膨胀成滚圆状。 他不但手握不住镰刀，甚至使用筷子也困难，只好吃饭吃菜用勺和叉子。几乎什么活儿都干不了，只能给铡草的上海知青当小工，抱着一小捆一小捆的牧草送到铡刀前——谁也不会想到，他当时已经22岁了！ 这两种疾病，尤其是大骨节病对知青的心理冲击非常强烈。我们才来到北大荒时，大多不过才十七八九岁，几年过去了，都已经二十五六了，大家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在兵团“成家”的念头，这也是当时号召“扎根边疆”的必然之途。 而真要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养孩子，却要面对着这犹如“人间炼狱”大骨节病的威胁，这种疾病给知青带来的恐惧，是无法用恰当的言词来表述的。 说也奇怪，我原来所在的一连，离八连也就四五里地，却没有发现明显的大骨节病患者，而我们八连却成了这个疾病的重灾区。所以很多知青开始设法调离八连，尤其是几位年龄比我们大一些的天津女知青先后调离了连队之后，来自北京、上海和哈尔滨的知青们要求调出八连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当时，八连是二营知青人数最多的连队之一，共有来自各地的知青209人，其中北京知青90人（女41人，男48人），哈尔滨知青58人（女26人，男32人），上海知青 50人（女18人，男32人），天津知青11人（女8人，男3人），这还不算当地回乡知青和后来零星又调入八连的知青。 这么庞大的知青队伍，要在东北边陲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安家落户，即使是在没有硝烟的和平时期，也是一件极为不可能实现的“浩大工程”。更何况我们当时不仅仅面临战争的危险，还有令我们惊恐万分，毛骨悚然的地方病！ 有一次，一师七团的张政委到连队考察我们知青“土法造肥皂”的事（见知青岁月（39）：我们造出的第一块“手工皂”），我们就趁机反映过大骨节病这个问题，他当时说：“我们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关系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的指示能不能完全落实的大问题。” 张政委还亲自去看了一个正在放牛的17岁的大骨节的小伙子，他摸着这位年轻人短得出奇的手指头，十分难过的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要战胜它！” 不久，团部派来了一位工程师来连队勘察水源。这位工程师据说是“摘帽右派”，叫牟国臣。他带着深度近视眼镜，为人和蔼，也很有学问。 他白天到连队四周的田地或旷野中考察，晚上就住在连部的大火炕上，和我们一起吃食堂，有时还一起出操，同吃同住，受到我们大家的尊重。 经过几天的现场考察后，他致信团党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从改变八连的饮用水来入手，也就是改变这里的井水水质，用深井水来取代我们现在用的浅井水。 正是盛夏时节，团部终于调来了机械化的专业打井队，牟国臣总负责，团部技术员小贾协助，我们八连也抽出年轻力壮的当地职工和第5排的部分知青，共同组建了打井队。 在一块5米方圆的青纱帐中，我们建起了打井基地。基地的草绿色的帐蓬里，张贴着一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宣传画，四周写着知青战士的豪言壮语和我们的希望所在：
不少女知青都来帮忙布置房间，在她们（或者是我们）内心深处，都在祈祷打井成功。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在这里扎根，是否在这里恋爱，是否在这里成家…… 打井作业终于开始了。从十四连借来一台大马力的拖拉机作为动力车，隆隆的声音彻夜不停。卷扬机是关键部位，由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职工看管着。 打井队分成三班，不分昼夜，连续工作，牟国臣工程师坐在机台上，他双目始终注视着那巨大的、有5米多高的冲击锤（井探子），他紧咬着嘴唇，目不斜视，热汗滚滚而下。 15米高的井梁上绑着一杆红旗，随风飘舞。火箭炮弹形状的井锤“咚咚”地打进地壳深处，发出隆隆的回音。 井架在广阔的田野和晚霞辉映的深蓝色天地间，高高的耸立着，令人精神振奋，也给人以激越、昂然和希望的感觉。夜阑时分，仍然可以听到五排战士们突击夜战的歌声：“……为人民，开出万代幸福泉！” 我们当时寄予打深井以无限的期盼。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一个夏天快结束了，我们先后在连队可能有水源的地方，打了6口井，但是每一口都失败了。 不是无水，就是水太少而且水质也很差。虽然也打出了一眼约60米深的机井，但是经过化验，水质很差，不符合饮用水的国家标准。 终于在一天晚上的全连大会上，工程师老牟和打井队队长向全连宣布：八连可能没有可以饮用的优质深层水，继续打深井的工程不得不放弃，打井队明天早上撤离。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无论是知青，还是当地人，没有一个人说话，沮丧和绝望的心情，在每个人的脸上都一览无遗。 也就是在那天夜里，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给家里写了信，希望城里的父母想方设法把自己调走，不一定回城，只要离开八连这里就行。 大骨节病患者（《华商报》2000-5-8） 打井失败对八连职工和200多名知青心理上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有的连领导也提出要调离，理由就是他已经有两个孩子，第三个也要出生了，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都在这里患上地方病。甚至附近的一连也受到影响，我在一连的哈尔滨同学和我相约设法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也就是在打井失败后的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提出要在当年上大学的政策中，增加“文化考查”（语文、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的考试）的要求，显然“政治表现好”不再是唯一的条件了。 正是在邓小平这个措施下，鉴于连队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现实影响，我当时想通过医学知识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在群众推荐和政审合格的基础上，以“文化考查”比较好的成绩，进入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在的黑龙江在中医药大学），成为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工农兵大学生”。 毕业后我又主动要求去的工作单位，就是专门研究地方病的“呼伦贝尔盟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地点在布特哈旗首府扎兰屯北边的火车站附近。 这个研究所是1962年4月成立的，当时叫中国医学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地方病研究所，1964年更名为“呼伦贝尔盟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文革期间区域调整，整个呼盟划给了黑龙江，这个研究所也直接隶属于黑龙江卫生厅和科委管辖了。 呼盟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新大楼（2017年） 研究所内设有办公室、防治研究室（有中西医临床、大骨节病、克山病、补硒等课题研究室）、实验研究室（分有病理、药理、植化、仪器分析、动物室等）、情报资料室、实验药厂（主要生产稳心草酊和注射用的维生素C），约有职工80人。 我到这个研究所，主要由于八连当年那大骨节病梦魇般地刺激和打深井失败的痛苦感太强烈了，促使我从事地方病医学研究，以期来参与攻克顽疾，解除地方病患者的苦难。 1976年在这个所里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有石景双、郭淑香和我三个人，我们都是知青，分别毕业于沈阳药学院和黑龙江中医学院。我们几个都参与了攻克克山病的中草药研究的科研之中，尤其是参与的重点课题——《稳心草（乌腺金丝桃）治疗慢型克山病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这项研究历经数年，获得了多项成果奖。 为此，我还写信给远在一连的哈尔滨十八中同学，让其通过营部卫生所，发动大家采集稳心草，阴干后，揉碎，像沏茶（泡酒也可以）一样，每天服用，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克山病的效果。 至于大骨节病，我们没有研究出任何一种有效的中草药，但是通过后来的大范围的改饮水，推广“吃杂粮，服硒片”等措施，也取得了明显的控制效果。 但是我当年所在的8连，终究未能“挺”过来，这个连队及这个村落后来都消失了，永远地消失在了茫茫的天地之间。 连队“消失”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解决的大骨节病，我们知青每个人都感受到这里是不适合人类健康生活和正常工作的地域，更不可能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 在打井失败后不久，连队所有的知青都逐步分配到远离八连的其他连队中去了，老职工们包括家属也都井然有序地疏散到各地去了，整个村里的房屋都被拖拉机推倒，变成了废墟。又过了几年，这里已经被种上了庄稼。 就这样，我们八连在大骨节病阴云的笼罩下，在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中，没几年的工夫，就在北大荒土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大概会有这么一天：多少年以后，人们偶尔会在这片黑土地中，发现一些残砖断瓦，那可能就是我们八连知青们当年烧制的砖瓦，而这些“有形”的“出土文物”，真实地记录着我们那一代人苦难而艰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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